赋权心理学

赋权心理学

如果谈话疗法打算迈进下一个世纪，那么心理治疗就不得不实施另一场革命。这一改革的规模不亚于从磁性说和神经学到心理学的蜕变，不亚于从实用主义和条件反射到认知疗法的进化，也不亚于对“第三势力”的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家提出的挑战。如果思维果断、崇尚经验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参与这场未来改革，那么推动这一改革的代表当属女性主义心理治疗。

如果有必要给新的谈话疗法起一个名字的话，那么就叫它赋权疗法（empowerment therapy）吧。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是在女性主义治疗的文献里（参见Worell＆Remer，1922），它的出现标志着谈话疗法把心理治疗从“救世者”和“调整”的模式转变成了一种基于效力（effectance-based）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目的不但在于改变人，而且还在于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制度。一些反对这种取向的评论家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它与“后现代哲学、心理治疗、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Fischer，1993）缺乏一致性。然而，赋权疗法毅然决然地迎接了现实生活的挑战，这是其最重要的价值。

28%的解决方案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1993年报道了美国心理健康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调查。调查的对象为从不同家庭中选出的2000名男性和女性，作为全体人口的代表（Goleman，1993）。这项调查显示：美国有28%的人目前都需要接受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处于混乱之中？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理论都是毫无用处的，除非这些理论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一挑战。异性恋的治疗师以后不得不治疗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来访者；年轻的治疗师治疗老年人；犹太人治疗穆斯林；波士顿婆罗门治疗海地难民；女性治疗师治疗亚洲和西班牙的男性；孤独无助的男性治疗师治疗强健机敏的女性。此外，我们都不得不接受最具风险的人群：艾滋病患者和年轻的美国男性黑人。

没有一种治疗技巧可以适用所有这些可能的来访者。没有一条理论或治疗进程能把这些治疗考虑得同样周到。由于性格和训练方面的原因，没有一个治疗师能够成功地完成超过一定数量的不同的心理治疗方法。但是，所有治疗师都可以接受任何一个以来访者或病人身份与其分享生活的人的赋权，并把它当作自己的职责。385

我同意女性主义同事的观点——她们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做社会的女仆了，我们要认识到痛苦与压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但是我不同意她们激进的主张——一切个人的都只是政治的。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告诉每一个来访者“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的’，我们周围的世界一定会改变”。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是“好好的”，而且社会也不会改变——至少改变得不够及时或程度不够。

梅亚·安杰洛（Maya Angelou）在《晨韵》（On the Pulse of Morning）中写道：

女人们，孩子们，男人们，

把它握在你们的手心里

把它浇筑成你最想要的样子。

把它塑造成最公众的自我。

打起精神来

每一个新的时刻都潜藏着新的机遇

——为了新的开始。

永远不要

向恐惧屈服

被残忍桎梏

地平线延展开去

为你提供新的空间

任你迈开脚步

成就改变。^[2]

谈话疗法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作用。如果要证明我们对于社会的价值，那么治疗师必须抱着乐观的态度把谈话疗法的作用创造性地发挥出来。我相信安杰洛不会让一切改变都依靠外界、政治力量。改变的力量必须包含“勇气”。用她的话来说就是：

接受恩典，抬起头来

看着姐妹们的眼睛

兄弟们的面庞

因此，改变同时需要某些内在的转变。安杰洛要我们“带着希望”看待新的一天的早晨，而那希望，必然来自我们的内心深处。

基本的存在选择：自创生还是回归

赋权心理学是（至少可以成为）人类希望的新动力，心理学家可以继续作为威廉·詹姆斯“希望之党”的成员。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那么治疗关系仍会成为转变的核心：把歇斯底里、非理性、存在的痛苦变为对智慧、启蒙、认知的积极追求——这是对真理直接、即时、自发的掌握。386

迈克尔·马奥尼将这种转变过程叫作自创生（autopoiesis）（Mahoney，1991）。他认为这种过程包含了一个存在选择（ontological choice）。其中的一个选项叫作回归（regression）。当我们回到徒然的、过时的、无序的主题和结构来稳定现实的时候，我们是在回归。从定义上讲，这种做法是保守的，用否认和过度概括的方法来生活下去，它把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感知都拒之门外。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行动逐渐冻结；慢慢地，它会越来越多地限制自身，逐渐变得无法吸收新鲜事物，无法解决过时分类图式与现实的矛盾。这就好像一个顽固不化的政治家在国会面前受到一个功勋卓著、英勇善战的老兵的指证，而这个老兵同时是一个美国黑人、美籍日本人、女人或同性恋者。回归进程是无法计算出这个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的。由于变化的节奏过快，他们在面对那些挑战自己已有生活秩序的人时变得恐惧、愤怒；他们感到“这个世界正在变成地狱”；他们是熵（entropy）的牺牲品。

至于生存选择的另一个选项，马奥尼认为它是在相对安全的心理治疗中显露出来的。那些选择自创生的人不断地创造和尝试新的结构，以便观察用此新结构解决眼前问题的效果是否比现有结构的好。自然主义者史蒂芬·杰·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1989）和进化论生物学家把这种进化过程看作“间断平衡”（punctuatedequilibrium）——只要我目前的结构是稳定连贯的，只要它们能为接收到的所有新事物提供有意义的背景，那么就意味着这些结构运转正常。但是如果它们变得勉强或不稳定了，那么自创生系统会引导我寻找其他的、新的理解方法。这些新的解释使得我们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觉知、理解、综合这个世界。

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自创生系统的例子。大多数异性恋的美国青少年（特别是男性）在成长过程中对男同性恋者都持有非常敌对的态度。事实上，根据许多关于社会偏见的长期研究，男同性恋者在美国是最受人憎恨的少数群体。然而，有些青少年还是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个朋友、亲戚、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或教练告诉他自己是一个男性同性恋者。于是这些青少年要么自动地重新思考、重新检查别人教给自己的对于同性恋的看法，然后改变自己对同性恋者的认知、行为、情绪结构，适应新事物——他们所关心、尊敬的人也是一个同性恋者；要么运用回归的方式与老朋友断绝往来，否认事实真相，甚至变成一个尖刻的偏执狂，认为到处都是同性恋，没有人可以信赖。387

现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在20世纪90年代把一个具有同性恋恐惧症的少年送进美国军队，而他的排长、中士或者指挥官是一个同性恋者。他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自创生系统良好的人会接纳处境的改变。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并生活；而回归者则会进一步地限制自己的世界，觉得自己越来越被主流孤立。

治疗是谈话的安全地带

在麦浩尼看来，心理治疗是一个避难所，个体可以在那里安全地谈论自己的状态，包括与周围发生的事情、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麦浩尼的这个比喻是一种探索，他相信好的治疗关系会使来访者安全地进行自我探索成为可能。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来访者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万一……”，他们也许会探索对生活中的任何事件都适用的意义范围（range of meanings）。

我在第十章中说起过盖尔的故事，我要她告诉我那些有关她梦见自己的丈夫摔死的“万一”的想法。很明显，盖尔的意识在探索一个解决问题的极端方法，这种方法究竟是什么连她的意识本身都无法彻底了解。她受到中上层阶级身份的限制，难以与不符合父母要求的人共同生活。盖尔对家庭事务采取的是回归的作风，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情绪崩溃。有趣的是，盖尔在职业生活中却是自创生的，她的家庭不干涉她的事业，让她按照自己的需要和价值观作出自己的决定。

我几乎可以成功地把来访者带来的所有问题都归入自创生系统和回归的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帮助来访者找到自创生系统在生活中起作用的情境。如果他们把这些情境当作处理眼下问题的示范，那么我通常能够让他们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法，而不必介入他们的私人事务和决定。下面是一个相当具有戏剧性的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卡洛斯的困境

我的同事曾怀着惊恐的心情把卡洛斯交给了我，因为卡洛斯对他说自己正打算自杀——“告别痛苦”。我一见到卡洛斯，便知道他对自己提出的威胁当真。他与我见面、谈话都没有显出任何的抗拒，他显得非常镇静。他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动真格呢？怎样实施呢？他已经设定了一个日期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他知道没有人会阻止他。然而，他同意让我试一试劝阻他的计划，然后赚取“想象中的”治疗费。他还答应：只要他还在治疗中，就不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如果有什么变化，就会立即打电话给我。当治疗师对付企图自杀的来访者时，这是一个标准的协议。来访者从中获得的是一点小小的保证——他们不会鲁莽地自杀，此外他还获得了这样的感觉——和自己打交道的治疗师至少和自己一样疯癫。388

这个案例中的症结出在：卡洛斯不会告诉我自杀的原因。他有一两个拙劣的借口，但这些借口完全说服不了我，甚至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卡洛斯是个大男子主义的“恶棍”，我没有办法透过坚硬的甲胄观察有关人格和情绪的任何东西。但我还是成功地使他感到厌烦。有几次他对我发了火，而且总是在这一个话题上发火——我说自己“对西班牙文化一无所知”。

“比如？”，我逗弄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这些家伙都被要求成为大男子主义者，同时却又都害怕自己的母亲死去？”

我的玩笑是胡说八道，但是我觉得也许这能打破他的甲胄。我想得没错。卡洛斯对我发了火。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开枪打了他——他哥哥想杀他！卡洛斯的问题与他的母亲无关。这使我心里一震。将一颗点38口径的子弹从肺部取出，我对这知道个什么？

卡洛斯是否打算了结这件由他哥哥挑起的事情？沉默。很长很长时间的沉默。

“你哥哥为什么想杀你？”我轻轻地问道。我希望我没有完全毁掉我们之间的关系。至少在他确认我们那份“不打电话就不能自杀”的协议之前，我是不会让他离开办公室的。

沉默。

“你确实想了结这件事。我想我现在可以看出这一点。请告诉我吧，告诉我吧，为什么一个不错的西班牙小伙子想要用枪杀掉他11岁的弟弟？”

“我当时在看东西。”

“看东西？用射击的方式来处罚书呆子实在太过分了吧。”

“不是阅读，只是看看而已。”

“图片？”

“一些家伙的。”

“你是想说，你准备因同性恋问题而杀掉自己？”

“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我父亲发现，他要么杀掉我，要么自杀，那么先杀掉我再自杀。我打算彻底地保护他。”

于是我们谈了下去。我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不过交谈的内容很怪诞，我们可能谈到了足球赛比分或是麦当娜的税后收入。他确实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家里人确实为此感到耻辱；杀掉他确实有必要。

按照麦浩尼的理论，我必须为卡洛斯打造出一个“绞刑台”让他站上去，以此迫使他寻找获得安全与稳定的解决方法。但是他自己必须行动起来，而且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我赞成同性恋者的公民权益和人权，这几乎使我“臭名昭著”。但对于他来说，我仍然毫无用处，除非我了解到他正在经受的挣扎中蕴含着某些力量。389

卡洛斯必须找到一些办法来应对由他的性取向带来的“耻辱”。祈祷已经失败了；欺压女性已经失败了；做一个硬汉适得其反——他已经引起几个喜欢硬汉的同性恋者的注意。他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借口。

问题解决得很慢，以至于最后成果出来的时候我几乎都没有发现。卡洛斯的经历中有两个主要的胜利。第一，他被击中后侥幸活了下来，而且他现在与哥哥的关系相当好。这简直是奇迹，他的哥哥现在接受了他是同性恋者的事实，甚至卡洛斯有一次回家度假的时候，他的哥哥答应去同性恋酒吧转一转。卡洛斯不知道这是否标志着兄弟之爱，还是哥哥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娘娘腔。但是兄弟俩都创造性地接受了现实。第二，卡洛斯在大学里作为少数族群渡过了难关。用他的话来说，他“听了四年别人的音乐”。我提醒他说，除此之外他还在这个弥漫着同性恋恐惧症的地方经受了四年的考验。

慢慢地，卡洛斯摆脱了这些“自创生”人生经历并为自己建立了新的基础：从枪击幸存者到哥哥的弟弟，从伦理、性取向边缘人士到大四毕业生。他认识的人中从没有人幸存于这些“凌辱”，但卡洛斯挺过来了。

毕业后，卡洛斯进入了研究生院，并在那里与一个同学相遇、相爱。他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很少与他的父母联系。他“保护”他的父亲，不让他知道真相，但是卡洛斯的伴侣简直不能相信，他的父亲竟然在这么多年的电话交谈中没有发现这件事。也许卡洛斯低估了他父亲的“自创生”能力。但是不管怎么说，卡洛斯是一个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