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方面

健康方面

孤独，平庸者的庇护所，485

对于天才来说，它是严厉的朋友。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在结束对于通向精神和身体安康的东方取向的讨论之际，我必须来个警示性的注解。东方的心理学技术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比起那些西方的技术，它们也许是更大深程度地依赖于学生—病人和老师—治疗者之间的深厚关系。禅宗里的先生，瑜伽中的上师（guru），他们所占据的地位负有巨大的责任，因此他们也必须值得给以巨大的信赖。

在正确的条件下，东方的取向可以比本书描述过的一切西方治疗技术更超乎寻常地个人化、直接和可变通。一头扎进意识的深渊，这比起一点一点地恢复无意识的碎片，更是个极端直接、非常戏剧性、异常有力的冒险行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号召我们都来做我们自身生命的考古学家，这是个颇为困难的任务，它能带来对于强有力的情感和回忆的有意识的觉知。但对于我来说，成为自己的意识的建造者，这可能潜藏着更多的毁灭性。我希望，在任何情况下，我身边都有个可信赖的向导；而在谋划设计我自己的意识的过程中，我是多么地更需要一个导师啊。

在禅宗冥想的心理学益处这个领域，夏皮罗（Shapiro，1982）是西方最重要的探索者和写作者之一；他号召西方治疗者们，把东方的技术运用于西方的心理治疗病人的时候，得有“极端的谨慎”。类似地，雷诺兹（1980）也提出了“严肃的警告，说这种治疗可能对精神病人和抑郁患者是危险的”（p.70）。即使是深度的放松，也曾被指出对某些类型的病人潜在有害（Lazarus＆Mayne，1990）。事实上，我这从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三章的所有材料来源都在反复地提醒，不带着极大的小心就去接近东方的心理学是有很多危险的；并且强调了和一个有经验的、可信赖的向导一起去发掘它的宝藏的重要性。在西方的心理学中，对于这一点也有着相当的文献；我曾对之作过长篇评论，那是在两本关于将东方技术融会入西方心理治疗的出版物上（Bankart，1993；Bankart，Koshikawa，Nedate，＆Haruki，1992）。

在一个仔细设计的研究中，夏皮罗（1992）评估了冥想在一群长期冥想者（平均冥想期为4.27年）中的有害作用。他的参与者中，63%曾经至少是温和地经历过厌恶的感觉，他的被试中有2人（那一样本共27人）曾因那“极深的令人厌恶的效果”而饱受痛苦。有个人还这样描述冥想的效果，说它使得他“完全迷失了方向，迷惑混乱，疯疯癫癫”。另一个人说，

我从［冥想的］避难所回归现实的经历是很艰难的。心灵所设置的价值是避难所培养出来的，它无法与我回归的世界保持同步；而我在慢慢地消化那避难所产生的富于变形力的转变。在那最后的六个月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抑郁、迷乱、挣扎……经历了一些严重的动摇和精力的流失；最后我的背脊受伤了并且结束了［冥想］练习。（Shapiro，1992，p.65）486

夏皮罗的被试报告的负面效果中，大部分描述的是个人内心的结果，而很少提及人际的和社会的后果。个人品质的增长了的消极性，更多的情感痛苦，增长了的恐惧和焦虑，迷失方向，困惑，失去自我，不完整感，以及在一个案例中的“对冥想上瘾”，这些都被作为负面结果提及了。

不过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冥想练习的负面效果都被它的正面益处大大地超过了。在数据的搜集中，这个指标是多变的：有81%到92%的参与者曾报告说，他们享受着冥想带来的益处，包括“更大的快乐和喜悦；更积极的思维；更多的自信；更佳的办事能力；更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自我和他人更富于接受力、同情心和忍耐力；更放松；压力减轻了；更活泼了；更有能力控制感觉了”（Shapiro，1992，p.64）。

有几个夏皮罗（1992）的回答者以异常清晰地解释了这些结果间的表面矛盾：

对于我，冥想是最最有效的治疗形式……它并不是治标不治本的；它是从真正的根子上削去精神痛苦的根源。然而，我从我自己的经历中发现，在我能够从事高强度的冥想之前，我需要有相当的精神上的健康和稳定性。对我来说，大部分心理治疗都是用以强健自我的手段。而冥想则是把自我撕开。（p.64）

这个悖论在于，一个人看来必须先拥有相对强健的自我，才能够忍受它的消解去除……对我来说，三个月强化的、不间断的冥想很像是一次受控制的崩溃，在很多引人注目的方面上都类似于我自己四年前的崩溃。（p.65）

为了达到更深的稳定性，人从根本上成为不稳定的。为了承受这个，一个人需要预备好相当可观的力量和信念。倘若不存在这种力量和信念，高强度的冥想就会有危险。我的一个同事，在那三个月的冥想期间，他被要求早点退出，因为他正陷于严重的动摇和妄想。在家里，这种退化现象又持续了一个半月。最终他企图自杀，因为他在力求开悟的过程中“失败”了。他现在住进了医院，而且患有严重的精神病。（p.65）

变革的力量

这些发现是重要的，而且印证了源于禅宗和瑜伽的心理治疗技术异乎寻常的力量。它们加强了这些取向中的人际领域的巨大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就是春木（1990）在他关于行法的作品中所强调的，而它在“静默”疗法的整个范围都是广泛适用的。在这些努力中，“病人”和“治疗者”之间必须存在着由信赖、理解甚至爱构成的特别的纽带。在这一意义上来看看关于西方治疗者的追踪记录吧，尤其是关于女性病人的（见第十八章）——可见，这并不是个琐屑的小问题。487

同样重要的是，在日本文化和别的亚洲文化中，“治疗者”本身就是完全掌握了他们所教导的实践的大师。这样的高度发展了的意识，给予了这些先生们和上师们非常明显的感知上的和伦理上的优势。而我所能想到与此相似的西方对应物仅仅有两个，其一是，受传统训练的精神分析家得在一位前辈分析家的陪伴下经历训练性的分析；其二是，那以来访者为中心的治疗者的待人接物的温情和深刻的理解力。在这两种情况中，治疗者的职业训练和经验使他们能够对他人有正确的知识，或者能够融入他人——在我这样一个行为主义者看来，这是令人敬畏的。我从来没有和一个真正的精神分析家交谈过，不过我曾在第十五章叙述过，在我与卡尔·罗杰斯的一次面对面的会见中，我深深地感到，我遇上了这样一个人，他能够真正地理解其他人类的情感生活。

比起那些正统的精神分析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们运用的技术，东方的技术潜在地甚至更为意义深远。因此这些新发现的技术可以帮助西方治疗者们增进他们的感知敏感度、移情敏感度与精确性，以及对他人的痛苦的同情（Walsh，1989）。如果考虑到西方心理学的研究生训练是如何地阻止、妨碍和降低了正在训练的学生的治疗质量，这一展望就显得更为引人注目了。

对东方技术怀有兴趣的心理学家们是某些东西的一部分，这东西类似于一种运动（我希望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有那样的潜力，可以拓展我们对于人类的知识，比任何西方心理学都更进一步——也许除了荣格的分析疗法。东方心理学声称有这样一种力量，能够超越特定个体的知识，以达到对于一种宇宙性的、包罗万象的力量的理解，或者至少是遭遇到这种力量——这是关于宇宙的心理学，它比此前的任何东西都更强有力、更潜在地具有革命意义。

这种心理学关乎变革，关乎深刻的灵魂转变，正如它也关于行为、社会、认知、情感的转变。确实，在过去的15到20年里，我们在西方所读到的这些关于东方技术的主张，它们与那些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最富热情、最激进、最具革命性的行为主义治疗者们提出的主张属于不同的种类，它们对各种事物的重要性的排序是不同的，甚至在维度上也是不同的。事实上，即使除去东西方病人人口差异带来的后果，再除去那些在我们这个还原论的科学模型中难以系统性地再现的主张，东方技术的实践者们看起来仍给世界允诺了这样的人类突破：它超越了我们在这个唯物的、科学的、现世的世界中所能知道的一切东西。

一串警告

尽管这些主张仅仅是部分地有效，或者说，它们被表明不能被普遍应用，在流传甚广的对东方治疗技术的采用中，仍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因此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以便让我们有机会对有严重利害关系的事情作些思考。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所说的就是，我们必须弄明确，不要把我们的技术用在不适用的病人身上。关于这个问题是有一些文献的（举例来说，Lazarus，1976），然而，把特殊的东方取向用于特别的病人，这看来并不比把任何强有力的治疗技术用于一大群病人更成问题。不过，对于向西方文化输入东方心理治疗技术，有那么几个特定的问题看来尤其重要：488

●以什么来保证老师/学生关系的非同寻常的力量会得到尊重和珍视，而不是遭到滥用、忽视或被用来为个人牟利，或者由于恶意、无知、贪婪或为了服务于一个团体或国家而遭到肆意破坏？如果争辩说，这些东方疗法的力量从其天然本性来说就是完善的、有益的，或者说它不可能遭到背叛或被引入歧途，这些都是不充分的。老师的职责完全是在伟大的古老东方的语境中被小心地展示出来的，但它们的现代对应物是什么呢？

●用于影响人类行为的强有力的技术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精神分析的历史，以及几年前美国心理学协会由于意识形态的焦点导致的解散，这些都为这种类型的发展提供了例子。如何保证病人不受到来自东方技术中等级观念意识形态的侵蚀伤害？

● “科学”，在它通常的形式中，能否和这些技术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有人会说——某些女权主义者正是这样说的——我们关于科学的观念需要根本上的修正，倘若不是彻底地变革的话；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是，那些该领域的科学家们，职业的怀疑论者，对于可知真理的不安的追求者们，他们的态度能否和将东方技术融会入西方心理治疗这一运动和平共处？甚至，是否能对这一运动有所帮助？对于一大堆源自数千年的灵魂教导的技术来说，这是一个尤其困难的问题；不过从西方的角度来说，这一问题是必须面对的。

●当我说把东方技术用于西方病人需要“极端的谨慎”时，我同样也是在提醒自己，我们所选择用来训练精神病医生、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甚至牧师顾问的规范标准都是知性的、理论的、竞争性的和博学的——却不提及灵魂的品质，甚至人性的倾向。我们能否希望把聚焦于技术、超理论和客观评估的训练同建立在规范、性情、神秘和信仰之上的实践调和起来？

●最后，我们如何考虑治疗有效性的问题？来搞个与有目的的西方式“心理疗法结果研究”相类似的东西，而既不歪曲结果变量的可靠体系的整个观念，也不把东方实践予以消减——如果有了那样的歪曲和消减的话，那么两边就都什么也剩不下了——这是否可能？489

在谈话疗法中，我们能否长久避免会使对于东方疗法的讨论变得晦暗不明的问题？当我们在思考如何接近对于人类状况的“科学的”理解的时候，东方路径和西方的治疗者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要分道扬镳？如果我们很遗憾地不能同时走两条道，那么，作为科学家兼实践者和人类，我们是否终究必须在物质和灵魂之间作出选择？

阿尔伯特·艾利斯（1984）最有力地作了否定。他提醒我们说，唯灵论教导的遗产是有害的。它们关于罪和报复的教条让许多人继承了灵魂上的恐惧和无助感。我们的许多病人都承受着这样的负担，而且我怀疑，我们中也有人承受着它。那么另外一种信念体系，无论它是多么有力或根本，对于正在为他们生命中的问题寻求帮助的人们，是否能是个适当的安慰呢？

这里的问题在于，倘若你回答“是”，就像许多西方的东方技术实践者那样，那么你也许就不是在实践着心理学了。因为我过去的20年是在被有些人称为美国的“《圣经》地带”的地方度过的，我也许已经对建基于灵魂的知识的主张过于敏感了。我恐怕，对于“创世科学”或新“前生命科学”，问题不在于这样的主张是否有根本的价值，而在于信仰和启示的事情能否有意义地在一个科学的语境中被从事，反之亦然。

许多日本的学者也许是正确的，他们拒绝使用西方的科学分析工具来还原、来测量、来分析那些代表了数千年的集体智慧和文化的实践的效果。当然我不会忘记，这些技术已经被运用了许多世纪，已经给无数人带来了益处。不过我也知道，在非东方的文化或环境中，并没有显露出与前者相当的有效性和安全感。

我们也无法避开这个简单的事实：在西方世界，心理治疗是件大事。一个研究精神健康的国家机构（Narrow，Regier，Rae，Manderscheid，＆Locke，1993）报道说，精神健康的门诊单位每年要接受32590万人次流动性的病人。假定每个病人付出＄75，那么精神健康门诊服务就是个至少年收入＄250亿的产业了，这一产业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雇用这数以十万计的工作者，他们来自国家的任何一个社会团体。

新时代的江湖郎中及其他自然的行为

我最近去了一次新墨西哥州的桑塔菲，在那儿，我以上这些考虑的重要性得到了强有力的提醒。那个城市当时在主办“首届完整生活博览会”，号称是“关于整体健康和新时代认知的全世界最大的展览会”。这次博览会的最大亮点也许是提莫西·利瑞博士（D.Timothy Leary）（自20世纪60年代就以提倡LSD闻名）主持的长达2小时的专题讨论，关于如何“产生自我生发的恍惚状态［借助“廉价的多媒体电子影像处理机”］以便为心灵重新编制程序，使个体能够思考自己，质疑权威”。490

凭良心讲，我的心中有那么块为利瑞博士准备的柔软地方，而且我也爱好任何鼓励人们质疑权威的东西。而劳瑞·爱伦·格朗特（Laurie Allen Grant）的讨论又如何呢？它帮助你“通过与你的更高的自我合为一体在你的意识中来个大飞跃，［并且］更具洞察力地去听和看……并且为了更高的目标而生活”。或者花个几美元听听特里·林·泰勒（Terry Lynn Taylor）怎样？他教授的是“天使的知觉”和“天使的知觉所暗含的个人变革”。要不就蒂姆·西默曼（Tim Simmerman）吧？他的讨论会是关于“通过催眠恢复你过去的生命”（西默曼号称自己是一位“过去的生命治疗者”）。有几个节目提供了建立在“星群间的沟通”基础上的灵魂疗法，而至少有一位新时代治疗者提供了这样一个讨论会，关于建立在有能力同“动物、植物和无机物王国交流”基础之上的治疗法。在这个博览会上，最最“新时代”的场景想必是由爱瑞尔（Ariel）和沙·凯恩（Shya Kane）作的几个表演，他们提供了演讲、演证和讨论会，主题是他们所谓的“即时变形”——这种疗法许诺“无须在他们身上做什么，就能发现他们的生命的实现”。你知道这种体系甚至比丹尼尔·霍威尔（Dannion Howell）所提供的还要好，霍威尔“于1975年遭到雷击以后就发现了个人发展的秘密”。附带说一句，和他们智力上的前辈——法国的老派磁学家（见第三章）——颇为类似，这些新时代的灵魂治疗者中有许多也号称他们自己是“适用于各种党派的”。这儿还谈便利性呢！

这些新时代的疗法，它们是否只是无害的蠢事，只是为了重新分配收入，以求有利于那些有着不合常理的创造力的人而设计的天晓得的办法？也许吧。不过我仍旧在为那2280万人考虑，他们每年都在寻求着对于精神、情感及成瘾障碍的专业帮助。并且去年就有140万人求助于精神病住院服务（Narrow et al.，1993）。于是我就惊异：新时代疗法是多么的天真无邪和不可思议啊！尽管本章的副标题——“如果你在路上遇见了佛，杀了他！”——毫无疑问是个隐喻，它所拥护的智慧在当下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都要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