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势当局的谈话疗法与力量

得势当局的谈话疗法与力量

美国心理学的主流与客观科学有很大的距离。作为一项科学学科，心理学是与主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道德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不去追求对于真理的理解、不开展自由研究以解决人类问题。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现行价值观的女仆，服务于社会现状……325

造成这种对人类状况反应冷漠的原因，要么是心理学家自愿的回避（比如那些纯粹主义者在他们布满点缀的作坊里像一个“科学家”那样工作），要么是他们没有能力把自我的注意力转向有意义、有智慧的职业行为。主流的心理学被嵌入了主流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意识形态，专业的心理学家维护着这些意识形态，而不去仔细考虑它们对他人生活的影响。因此，许多研究者完全没有想到过有意义的问题，而其他的人则无法超越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去看待这些问题。（Braginsky，1985，pp.880_881）

正如布拉金斯基（Braginsky）在引述所写的那样，这是女性主义对传统谈话疗法的批评，你将在第十八章中看到，批评现有心理疗法的人不止我一个。治疗师经常忽视病人的利益，甚至和他们对着干。有的人甚至会提出：这种批评几乎适用于这本书中的每一种谈话疗法（Szasa，1970，1974）。下面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班杜拉（1969）曾告诉我们“疗法”是否能够成功，往往取决于病人是否完全地表述了自我并完全接受了治疗师的看法。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疗法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病人梳理治疗师所认同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不是吗？

●心理治疗师对那些被情绪障碍和性虐待困扰的患者劝告说，他们必须“闯过去”“掌握”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冲突，然后认为父母应该因错误对待自己而承担情感上的责任。这种劝说还不够频繁吗？

●行为主义治疗师把问题都“套到”行为上面——比如爱上“错误”性别的人或害怕遭受羞辱和失败——而从不质问来访者内心对“正常”和“改正”的传统假定，这种情况还少吗？

●罗杰斯主义治疗师无条件地接纳和支持他们的来访者，而毫不顾及病人在结束治疗后回到失望的状态，这样的治疗师有多少？治疗师努力地帮助病人在治疗小组中克服了“价值的条件”，但是这些“价值的条件”很可能重新打击来访者，甚至乘虚而入、报复他们，那么，帮助来访者做好接受现实的准备是谁的职责呢？

●问问那些跟孩子和年轻人打交道的治疗师：孩子稍有恢复的时候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想要径直跑回那个混乱的家庭中去！而那种家庭环境或婚姻状况正是心理问题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的人本主义精神和职业责任是什么？治疗师的来访者是谁？治疗师到底忠于谁？326

文化之窗

东京的某份报纸有一个“读者救援”专栏。几年前，A女士向这个栏目写信寻求帮助。她是一个35岁的工作妇女，带了三个孩子，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别人有着长期的同性恋关系。她丈夫决定摆脱这种令人厌倦的关系，但他的不正当性伴侣向他索要500万日元（相当于5万美元）的“分手费”。丈夫同意了，并要求妻子从她的储蓄中抽出这笔钱。妻子于是向“读者救援”求助。她写道：

我感到很不安。我的丈夫背叛了家庭，然后又要我和他共同生活，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行为。如果我和丈夫离婚的话，我有信心抚养孩子。但是我不知道这对孩子是不是一件好事。

报社的回答如下：

1.这听起来像一个美国的问题，不像日本的。

2.既然你有孩子，你就一定是一个正常人；所以你的处境不是毫无希望的。

3.你的丈夫和那个男人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很有可能喝醉了，因此他的行为并不一定真实地反映出他的品格。

4.你必须坐下来和你的丈夫好好地沟通一下；他要的钱太多了。

5.如果你的丈夫是因为性方面的问题而和那个男人在一起，那么他应该去看一下精神病大夫。

报社作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在我们这些非日本人看起来很清晰却很陌生，我们都可以马上成为社会评论家。显然，这个提供建议的专栏作家是一个地道的“社会女仆”。她的思想所达到的层次就是：一个“真正的”日本家庭不可能有这种问题。令她感到满意的是：这个妻子尽到了抚养子女的义务，因此她是无可指责的。问题被过度简化，全部集中到了那个自私、贪婪、愤愤不平的情人身上。

我的学生可以马上“解构”（deconstruct）这个问题并成为一个勇敢的人类学家——尽管他们对这种文化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会觉得报社的建议很古怪、很不人性化，然后质问它得出的每一条结论。

不过我在讲完这个案例后马上给了他们一个美国人的案例。那个美国人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都存在问题，他酗酒，经济上有很大的困难。在与邻居贪欢之后，他想自杀。（我告诉课堂上的一半学生他是和男人贪欢，告诉另一半学生他的对象是个女人。）^[1]我所有的学生都想知道这个可怜人更多的性生活情况。我拒绝了，他们对此很不满。而且，那一半得知这个人和男人贪欢的学生总是专门用“潜伏的同性恋”（latent homosexuality）这个术语来解释病人绝望的原因。尽管我在给他们看这个案例之前已经给了他们机会来讨论A先生和A太太的案例中“不可思议的日本结论”，可是大多数的学生还是掉入了我的圈套。327

缄默

一群年轻人，高中毕业才没几年，怎么已经学会了用这么教条主义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了呢？我过去讲到可变性（同性恋）的时候，他们吓坏了，还好他们现在至少克服了这一点。但是在我的课上难道只发生过这一件还原主义的事情吗？学生中极少有人——甚至一个都没有——问过我企图自杀的患者的知识、精神，或者仅仅是情感生活。本科生的这种反应令我感到困惑。这一群人整夜辩论的问题是：上帝是否存在；“她”是否全知；一个人是否能同时以相同的程度爱上两个人；平均成绩为B的人是否能够进入医学院，等等。这些年轻人虽然聪明，但他们都处在最单纯、最理想主义的阶段，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去了解人类困惑的核心问题。另外，我们对那些冷漠的专业心理治疗师又能指望什么呢？那群人以事业成功的名义把自己的灵魂同时出卖给了五六所研究生院、诊所和研究所。

那么，我们怎样看待那个自杀的美国郊区居民呢？我提到过他有艾滋病吗？好吧，也许他没有这种病。我暗示过他的父亲在他童年时虐待他吗？或者他的女儿读高中时在舞会上被强暴过？还是他正在给岳父打工却讨厌这份工作？他相信来世吗？还是不相信？

还有，我们怎样看待那位东京的家庭主妇所面临的困惑呢？她要么甩掉她那个在外面调情的丈夫，要么赚钱，然后让她的丈夫回来。我们还知道些什么呢？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想用哪种谈话疗法来给她和她那不幸的家庭出主意呢？

我们是否应该把她送到艾利斯那里，让他把她“拐弯”的思维“拉直”？或者把她送到罗杰斯那里接受无条件积极关注？还是把她送到荣格那里搞清致病原因？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治疗师的责任

答案也许是：我们应当试着理解那位东京家庭主妇的生活意义——是什么使她在心里和脑中感到生活有意义？难道我们不想知道她内心最深处的承诺是什么吗？我想知道她为什么相信一个匿名的报社专栏作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家罗洛·梅会让我们不要去考虑人们面对的选择，而是考虑选择给人们带来的困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威廉·莎士比亚表达过这类困惑。哈姆莱特面临的困惑也是我们在生活中时常经历的。我们是彻底投向深渊，还是继续“存在”于枪林弹雨之中？是对我们的问题做一个了结，还是抛开一切自我怀疑、勇敢地面对问题？哪一种行为更高尚？328

在这种紧要关头，心理治疗师可能会起到哪些作用？想象一下，如果哈姆莱特向一位“治疗师”咨询压抑记忆（repressed-memory）的问题会是什么情景？你能想象一个现代版的莎士比亚写出一部这样的闹剧吗？其实，你连一个安眠药的处方都休想得到——除非你的治疗师是个医生。托马斯·斯扎茨（Thomas Szasz）曾经说过：治疗师的作用就是帮你拿定主意——如果你想从14楼的窗口跳下去，你至少要等路上的行人都走光了再跳，这样才能确保你的行动不会伤害其他任何人。

这果真属于治疗师的责任范畴吗？当我处理学生来访者的滥用成瘾物质问题时，我简单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保住性命的话，我会白天黑夜、一年到头每天帮助他们，直到他们完全摆脱成瘾物质为止。但我不会要求他们为了我而这样做，也不是为了他们的母亲或是为了耶稣——不为任何人。如果我发现他们把毒品传播给其他人而对他人的生命造成威胁，我会把他们交给当局。但是，如果我发现他们在街上昏倒，我也许不会打电话告诉他们的室友。也许这是我的工作：清除跳楼者楼下的行人或把吸毒者送进看护所从而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但是营救来访者或者促使他们拯救自己并不是我的工作。东京的A女士必须理解：不管她是否和她的丈夫在一起，任何一个报社专栏作家对于这件事都是无动于衷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人觉得A女士的选择不是那么无关紧要的。这并不是说我的学生用酒精或可卡因自杀无关紧要，也不是说A女士是否付清勒索钱款无关紧要。我确信这很要紧——对于他们来说。我想说的是，我对此也是无动于衷的——除非A女士是我的母亲或者酗酒的大二学生是我的女儿。但是即便如此，我的女儿是死是活或者我的母亲是否离婚不应该取决于他们的行动是否会改变我的生活状况。如果他们考虑一下我所说的话，我将感到很荣幸；但是如果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这些，那么我会感到惊喜。我怎么可能告诉一个站在14楼窗口准备跳楼的病人不能往下跳呢？首先，我怎么可能知道跳楼者会伤害行人呢？其次，即使会，我的学生也一定对我的想法感到非常生气，以至于他们会觉得被伤害的行人活该。

人类自由的困境

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主题是自由。如果A女士真的是我的来访者，那么我希望她能够把握住现有自由的现实以后再作出决定。梅（1967）说过：

在治疗开始时，［患者］显得缺少自由。这时可以制定这样的进步标准：观察患者体验自己拥有这个世界的能力（也许我应该说对世界的选择）是否有所增加，观察患者是否更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采取行动……治疗是否取得进展可以用“意识的自由”来衡量。（p.174）329

也许我这么喜欢梅是因为他告诉了我一些有用的方法，帮助我在病人等待我对他们的选择作出反应时采取一些行动。我可以“显露”出各种心理学家的真知灼见。我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梦境所隐含的意义、观察他们在各种不同情境下的行为，然后提出我的猜测。我甚至可以让他们哭，就像我在萨姆的案例中所做的那样（参见第十五章）——迫使他们产生麻木以外的感觉。我可以做一个存在主义者，从智力、哲学和学问的角度向来访者解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面对的困境。我可以向他们展示温柔的感觉和对人的关怀，这些感觉他们从未从其他人那里体验过，更不用说从其他男性那里体验了。

这种治疗过程看起来也许不知所终，但它却有一种效果：

这里有一个极其有趣的情况：随着病人对自己的宿命体验［和强化偶联，这一点我要赶快补上］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会向着自己生活中的自由和责任前行。就是说，打个比方：他发现别人把自己看作孩子——拒绝他、溺爱他或憎恨他，他生活在一个少数群体中，这些对他的发展制造了条件。即使他所处的西方文明社会正处于一个痛苦的历史时期，当对这一点的认识逐渐清晰时，他还是会感到自己的自由范围扩展了。当他越来越清楚宿命的无穷力量时，他就变得更为自由了。（May，1967，p.175）

这是一个哲学悖论——一个相对古老的悖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曾说：“自由就是对宿命的识别。”美国行为主义学家斯金纳反复说：“我想要人们感到自由，感到从未体验过的自由。”而且随后还根据那些原理写了一部乌托邦小说《瓦尔登湖第二》（1948）和一本名为《超越自由与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1971）的书。从斯宾诺莎到斯金纳，这些坚持认为人类受控于自然的人们都强烈地宣扬：

我们感到我们是自由的，但这只是一个错觉。如果我们适当地理解人类行为和思想的起因，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是自由的……因此智慧是一种理性的自由控制，这种控制胜于自然或上帝的微不足道的控制。（Leahey，1992，p.105）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完全是行为主义或其他启蒙运动产物的别样形式（尽管存在主义中包含了它们的元素）。我想说的是：在存在主义心理学的背景下，患者能够发现“自由是中心自我的特征”（May，1967，p.176）。自由并不取决于一个古怪的丈夫或一个勒索者，也不由宗教或家庭来确定，甚至不一定取决于常识或道德观念。330

当我们从中心自我出发时，我们就会体验到自由，这一部分的自我被梅称为“意识——从自我的中心体验到的自我”：

它从个体的神经肌肉器演化而来，他过去的经历、他的梦境以及作为一个生命体所拥有的或多或少的宿命体验都以各种方式与这种中心行为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中心行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被人理解（也许只有这样它才是可以被理解的）。（May，1967，p.177）

治疗师通过训练或者经验来了解这一悖论，来访者则不一定对这一基本真理有直觉的认识。

迎接挑战、重获理性

对于治疗师和来访者来说，真正的挑战并不单单是确认悖论，它还包括达到这种意识状态和自我觉知水平。治疗师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是否足够？怎样实现自我觉知？——通过克服“拐弯思想”？通过抵抗来访者的阿尼玛？通过把来访者神经过敏的情绪现实“移情”到与治疗师的关系中？通过把所有的愤慨和自我怀疑转移到“抗议包”里？通过仔细分析来访者个人逻辑体系中没有依据的、缺乏逻辑的结论？通过让来访者接触自己的身体和性器、满足基本的性和攻击的本能？

这一问题的答案必须是非常日本化的：多分（tabun），这是通用的词语，表示“也许”。它维持了和谐，对事件的自然过程不加干涉。如果我抛弃哲学家所指示的答案，说“好吧，皮尔斯的跟随者们一定出去吃午饭了”或“行为主义也许对狮子狗适用，但从来不适用于人类”，等等；那么一定会有人拿出证据说明某个来访者的整个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就因为他和一张空椅子说了话或学会了用正强化的方法有效地管理孩子。正当我赞扬某种疗法的时候，一些热情的博士生准备发表一篇论文，论文中显示：作个人打扮的对照组表现出的症状好转比接受我推崇的疗法的对照组更为明显和稳定。因此，答案还不确定。

我想说，不可能有哪种方法能把所有人都带入持续的有意识状态。实际上我所遇到的任何一个疯狂的主意都可能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受到严厉的审判的同时被证明对某些人适用。心理治疗的“科学”可以被用来尽可能增加这种可能性——特定的某种干预对特定人群最为有效，而且，这种“理论”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程度解释疗法的效果。331

所有的存在主义方法有一个谈话疗法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把这些困境看作人类境况的一部分。我可能在方法上比绝大多数的治疗师认为的都要更为“存在主义”。但是我没法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我最常使用的是哪种方法、产生的结果如何等。也许存在主义确实暗中指引着治疗师，帮助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目标来访者及其“症状”上。或许存在主义是我们在与他人的接触中所遭遇的最人性的一部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治疗师，我是否经常显露出真实的自我，更不用说作为一个人了，当人们来到我这里要求“被治愈”的时候，我显露了真实的自我吗？

存在主义疗法中有几个“学派”，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地来看这些学派。如果把存在主义哲学比作一个厨房的话，谈话疗法的存在主义者就是厨师。他们烹调了意识、意志和针对人生问题和困境的行为方法。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光顾这个厨房，祝你找到对味的菜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