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vs．劝说
操纵vs.劝说
在行为疗法发展的早期（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人都觉得行为疗法是行为矫正的同义词。“行为改造”这个术语被普遍地赋予贬义的内涵，一说起这个词，大多数人就会想到正强化、负强化、代币经济、计时隔离和正惩罚等训练代理机构所举的幌子——号称对那些需要立即彻底改变行为的“来访者”进行治疗。
从行为矫正到行为疗法
行为矫正项目大多是由精神病院、监狱、教室、庇护工场，甚至企业研究室等机构来贯彻实施的。有时候，我们中间大多数有过这些经历的人也会被要求加入某个行为矫正项目。例如，读研究生的时候，对我们感到绝望的父母急着找人来“搞定那堕落的孩子”。一般而言，参与这种工作的心理学家与其说是在治疗患者，不如说他们承担了“管理”来访者、在机构中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而“真正”的工作则是由精神病学家来完成的（Ayllon，1989，摘自Glass＆Arnkoff，1992，p.596）。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行为矫正“工程师”的工作看起来很像骇人的、未来主义电影《发条橙》（Clockwork Orange，1971）里的描述。这部电影在英国直到现在仍不能合法放映，它描述的是一个行为科学家疯子为了“科学地”矫正主角的暴力行为而折磨他。到了1974年，行为矫正得到了广泛运用，其操作过程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以至于美国法律执行委员会宣布：以后联邦基金不得用于扶持监狱的行为矫正项目。
倘若行为矫正原理被无能、恶毒和心存不良的人掌握，被控制者的基本人权当然会受到严重威胁。但是，如果枪支、警棍掌握在恶意的狱警手中，或是高中的校长助理掌握了公开羞辱、体罚或罚学生课后留校的权力，类似这些情况的任何恶意的控制都有可能损害人权。267
最令人失望的是，虽然有证据表明行为矫正项目效果明显、成本低廉、按照令人满意的方向改变了被矫正者的行为，但这些项目还是因当地选民的缘故被部分删减甚至取消。比如，有一项高效低成本的行为矫正计划在伊利诺伊州被禁止，尽管项目中所有的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使用较少的药物剂量来维持正常社区生活（Paul＆Lentz，1977）。
弗兰肯斯坦博士疯狂制造机器人，从事行为矫正的形象都给公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声名远播的《纽约时报书评》——这种大报本应学识丰富——在评论一本关于大小便行为矫正的书籍时，开篇就说：“这本书一定是关于狮子或狗的，而不是关于孩子的！”
对行为矫正的批评还来自行为疗法促进协会（AABT）。其中最激烈的一项辩论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是否应该运用自己的技术，帮助那些想改变性取向的人，当时认为这一技术成功的可能性较小。杰拉尔德·戴维森（Gerald Davison）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的研究针对暴力型罪犯，用有效的行为矫正改变他们的性爱取向。这种治疗过程叫作“性高潮条件反射重建”（orgasmic reconditioning），通过治疗性自虐男性把手淫幻想逐渐转变成较为常规的性幻想。
运用这种疗法来激发男性对异性的兴趣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些人都是“自我失调”（ego-dystonically）（即不幸福的）的同性恋者。这一类别被列入1973年版精神病学诊断手册。当时美国精神病协会曾投票表决同性恋到底是不是一种精神障碍，投票结果非常接近，但回答是否定的，同性恋从此不再属于精神病。戴维森赢了，他的意见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即对自我失调性取向的诊断毫无道理，因为这种诊断是针对同性恋者的，而从不在异性恋者身上使用——尽管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不满的原因和表现的症状可能完全相同。
戴维森（1978）并没有质疑使用性高潮条件反射重建的疗程是否真的有希望成功地改变性取向，但他还是这样写道——
我们究竟在对我们的来访者说什么？我们一方面确认他们没有不正常，另一方面却对他们实施一系列的治疗技术，有些还很痛苦，为的是消除我们刚告诉他们说毫无问题的感受和行为？（1976，p.161）
戴维森坚决认为这样的准治疗干预是不道德的。作为AABT 1976年的主席，他有足够的能力说服会员们听从他制定的政策。但我想指出的是：美国最为著名的性学家威廉·马斯特（William Master）和维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仍在他们的诊所里提供矫正性取向的治疗。268
到1970年代末期，“行为矫正”发展成为“行为疗法”。这一改变的本质是：心理治疗的重点从科学家疯子的模型转移到了以自我控制为基础的治疗变化模型上。这一转变主要涉及自我控制的问题——如自我监督、自我评鉴、自我评价、自我强化、自我效能和自主改变，它将“认知革命”推向了高潮。在本章剩下的内容中，让我们来看看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我谈话”疗法。
从行为疗法到认知疗法
从行为矫正到行为疗法再到认知疗法的转变过程中，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梅钦堡姆（Donald Meichenbaum）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梅钦堡姆曾在传统行为矫正盛行时从事精神分裂成人和多动症儿童的研究。他逐渐认识到，如果这些病人默念行为矫正师的遵嘱，进行自我训练的话，他们也许能够更好地掌握自己的行为——掌握更强的自我控制力。
自我指导训练 梅钦堡姆将这种自我控制的方法称为SIT，也就是“自我指导训练”（self-instructional training）。其基本思想为：对某种紧张或困难的情境作出认真评价，然后准备一系列包括放松和引导性想象法在内的指导，在这种情境下“说到做到”。梅钦堡姆还用这种方法来作应激免疫训练。
在一个SIT原理的展示实验中，梅钦堡姆“管理”了一组患有多动症的小学生。他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郡长的徽章，每个徽章里面装有一个微型麦克风。孩子们按照要求将既定任务的计划“发送到基地”。他们所要学习的就是轻松下来，清楚明白地说出行动计划，然后按照这些计划采取行动。
你很可能在学习新技术或是进行复杂操作的时候使用SIT。有时我自己照着复杂的食谱烹调，装配家具和器械的零件，或者拿着地图寻找别人的住宅，这时我都会用正常谈话的音量使用SIT，我的妻子几乎为此发疯。SIT确实可以用来不费神地完成复杂、困难的任务。在SIT的基本运用中，我尽量避免记忆或者背出操作方法。一些研究者也报道过，SIT并不能够将行为的改变维持下去或将其泛化（参见Arnkoff＆Glass，1992，p.644）。但是我的日本同事告诉我，日本的咨询者和治疗师很喜欢用SIT的方法来缓解压力。269
梅钦堡姆的自我指导训练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自我教练情况下使用。梅钦堡姆（1977）报告说，这种疗法对慢性病患者减轻疼痛很有用。SIT还可直接运用于运动心理学。我记得迈克尔·马奥尼（Michael Mahoney）（参见第十三章）这样分析过：如果要［在一组竞技水平相当的运动员当中］识别出强者，只要看他们对眼下竞争的认知期望做出的简单评估就行了。不太成功的运动员给自己施加的是负面的惩罚性自我指导训练，他们想的都是面临的困难和需要尽量避免的错误；而成功的运动员则会进行正面的自我指导训练，他们关心的是在参与每一个项目的过程中需完成的任务的细节内容。
在咨询过程中，我发现这种策略对有考试焦虑问题的学生相当有效。典型的负面自学方式会说：“哦不，细胞结构的问题！我从来就答不好这类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在这次考试中肯定至少会占到25%。”我努力让他们这样对自己说：“好，细胞结构的问题！关于细胞结构我还记得哪些东西？我该怎么运用对这个问题所了解的知识？”学会这一技巧的学生能将考试成绩提高至少一个标准差。
同样的策略可以运用于自我强化和自我惩罚。很多人在处理复杂、困难的任务时完全不善于控制自己，无法做到正面的应急强化。有时候我觉得，人们内心深处一定认为：自我强化是一种可耻行为，类似于其他不良的自我取悦方式。因此，极少有人能够很好地运用它。但是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常常能够对自己实施各种令人不愉快的自我惩罚作为治疗，比如用难听的名字称呼自己，或者用耽搁、疏忽和妄自菲薄的方式破坏自己的工作。
案例研究：莎拉——无能的叛逆者 莎拉是个可怜的自我强化者和过分自我惩罚者的典型。她是一个毕业班的学生，还有最后一个学期就毕业了。莎拉已经读了九个学期了，因为她在大学一二年级时成绩太差，不得不多次改变自己的专业。她的姐姐贝丝几年前毕业于同一个本科学校，并且包揽了那里颁布的所有奖项。
令莎拉感到恐怖的是，她最终转入的主修和辅修专业都与贝丝完全相同，甚至连上课的教授和教室都是一样的。她还加入了贝丝参加过的大学女生联谊会，这简直令我感到不可思议。作为她的咨询师，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她度过这极不稳定的第九个学期，指导她完成最后数周的考试和论文，这样她就能顺利毕业。270
莎拉的思想是一个认知“灾区”。她的认知当中至少有95%是自我惩罚。她每天重复50遍，责备自己“很懒”“一事无成”“令父母失望”“智力迟钝”，还有“无能的叛逆者”（这是我最喜欢的用语）。
彻底弄清了莎拉的认知秘密以后，我要求她严格按照会面治疗的指导进行思考。为了毕业，她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完成我们制定的200个左右的目标。我们草拟了一个精确的时间安排，必须严格遵守。每按时完成一个目标，她对毕业的想法就得到了强化——告别学院后的自由生活是莎拉期待已久的。莎拉每完成一项主要任务（如按时上交论文），就可以和她最好的朋友聚一两个小时——这些同学感兴趣的是沉思宇宙之谜，而不是将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完成毕业考试，他们答应轮流支持莎拉的自我管理计划——如果她不能完成某项时间表上规定的任务，就拒绝她参与谈话。
要消除和取代莎拉负面认知的潜在危险，方法只有一个。莎拉和她的祖母异常亲近。她是典型的和蔼体贴的奶奶，而且看起来在莎拉和贝丝之间对不争气的莎拉更为疼爱和欣赏。我让莎拉在自己的桌上放上一张奶奶的照片，要求她无论在什么时候弄糟了任务，就花两分钟时间看看照片上的祖母，想象自己给远在佛罗里达州的奶奶打电话说：莎拉由于懒于完成哲学论文（或其他什么作业）而无法毕业，奶奶不必大老远地从佛罗里达州飞过来参加毕业典礼了。
这种做法奏效了——并不显著，但足以让“无能的叛逆者”毕业。我们可以想象，莎拉成倍地增加了学习时间。也许更重要的是，她学会了在每一次遇到障碍或失去动力的时候振作自己。我还从她的不少朋友那里了解到进一步的信息，确认对她的治疗确实获得了成功。他们曾经拜访我，为我研究拖拉与逃避的类似问题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