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对英语文化教学研究综述
19世纪末之前，语言之于人，始终都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正如我国学者胡仲文先生所说，“语言技能或被理解成文学经典的翻译，或者被理解为日常情境中的对话模式，或被理解为一系列基本的句型结构。语言与交际、语言与思维表达的关系至多被看作是一种工具性的关系。”[18]
在西方，第一次将文化与语言教学并行提出的是法国教育家古因（Gouin）。他在《语言教学与学习的艺术》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教学在语言教育中的重要性。从此，语言学者们才真正开始重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特性。1900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发布了“十二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welve），声明将所有欧洲文明列入学校的语言课程。这份报告对于语言教育中的文化教学有着重大意义，是第一次正式将文化教学列入语言教育的文件，标志着美国的语言教育中文化教学正式而全面开展。1918年，英国也出现了相似的一份文件，名为“现代研究”（Modern Studies），报告主张“对于语言的教育置于文化情景之中。”[19]
20世纪对于语言教育的文化教学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一战后，众多欧美国家都在外语课程中加入了文化教学。其主要内容是“异国的历史、地理、制度和习俗等方面的内容，还包括目标语国家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体育等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20]而在二战之后，对于文化教学的内容则更为深入，其中包括更深层次的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和家庭构成以及价值体系等。
20世纪20年代开始，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文化教学的理论体系才真正形成。在欧美大国之中，苏联创建了语言国情学。这一学科从语言出发，研究语言形式的文化内涵以及文化在语言教学和交际中的作用关系，其文化教学的主要特色是关注语言的文化色彩。美国的语言学者如萨丕尔（Sapir） 、沃尔夫（Wolf ）等十分关注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了人类学、民俗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产生了跨文化交际学。这一学科的产生为文化教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打破了原有框架的限制，成为了文化教学的基础学科。英国的文化教学主要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教授而进行的，在文学教育中渗透文化教学，同时英国还通过“研究文化和社会对语言的逆向影响，为语言教育和文化教学提供了极大的启示。”[21]
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交际学开始风靡全世界，成为了西方各国的热门学科。美国作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发源地，其学者也是这一时期文化教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H.H.斯特恩（H.H.Stern）、罗宾逊（David Robinson）和克拉姆契（Kramsch）。
斯特恩在1983年提出了一系列的语言教学模式，对“形式成分、社会语言成分、社会文化成分”进行分析，把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动态教学成分纳入到了外语教学实践之中。其后，斯特恩又强调“语言和社会在很多方面密切相连，而社会科学和语言教学只是在近期才被联系到一起的。”[22]罗宾逊认为文化不仅存在于文化形式和文化成果，同样也存在于人们所使用的共享文化形式的过程中。罗宾逊将外语教学的目的定义为不只是将文化作为知识传授给学生，最为重要之处在于让学生学会通过语言和文化来创造意义，让学生充分地理解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形成的过程。(https://www.daowen.com)
克拉姆契认为，在实际的外语教学中，学生势必会接触到两种文化，即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在这个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多元世界里，交际者文化背景的多元性与差异性会导致“冲突”无时不在，因此，学生应该具备一种认知和了解多元世界的能力。她认为，实现这一目的，主要有三个途径和方法：其一是增强学习者对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对话、阅读和写作方式的意识；其二是了解说话人和听话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其三是学习文化在具体语境中的作用。大卫·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则认为，“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一方面满足了‘可理解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正因为使用方式的不同，还可以使双方保持各自的‘身份’”。[23]
跨文化交际学至今依然稳定发展，使得人们对于外语教学的理解已经完全从最初的掌握语言、使用语言的工具式认识转化为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更加加深了人们对于文化意识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与了解，并且文化意识的培养也成为了新时代许多国家语言教学的主要目标。
直到19世纪末，西方国家始终都将学习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进行掌握。但中国却正相反，我国在近代创办的西洋学堂所开办的外语课程，其最初目的不是学习外语语言，而是了解外国文化。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更加巩固了外国文化的学习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重要地位。
是罗常培先生在1950年出版的《语言与文化》，该书最早研究语言教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详细地论述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人们开始重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教学开始真正地在我国发展起来。其间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文化教学的学者，出版了众多该方面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许国璋、何道宽、贾玉新、刘润清、顾嘉祖、胡文仲、高一虹、陈申、傅敬民等。许国璋先生于1980年发表了《词汇的文化内涵和外语教学》，为我国引入了社会语言学；何道宽教授在1983年发表了《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介绍了跨文化交际学；胡文仲教授先后于1985年和1988年发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和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系统地介绍了跨文化交际学中文化与语言学习的密切关系，在我国跨文化交际学上是一个学术上的重大突破，1997年他与高一虹先生合著了《外语教学与文化》，全景式地细致论述了文化、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丰富了以往的成果。
到了90年代，文化教学更是从理论研究领域走向了教学实践活动，正式进入了我国高中英语教学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