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林自传

李何林

我生于1904年1月31日，安徽霍邱县人，曾名李延寿、李振发、李昨非、李竹年，城市贫民出身。因家贫，十岁方入私塾，两年后转入小学。十六岁考入不收学费和膳宿费的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阜阳）。当时的中学不但收膳费，而且收宿费和学费，穷孩子交不起。

在师范学校的4年，正值五四运动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继续发展的时期；出身穷苦的青年比较容易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小说月报》、《少年中国》等，我们都喜欢看。语文课本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册带注解的《国文读本》，全是古典的散文和诗赋；我们一面听讲，一面偷看这些报刊和新书，接受了当时的科学、民主、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剩余价值、无政府主义等等粗浅的影响。

师范结业后，家境稍微好转，又得到亲戚的帮助，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的生物系。勉强读了两年，经济方面很吃力，遂投笔从戎，于1926年秋到武汉参加了北伐军。先被分配到武昌南湖学兵团编《学兵日报》，1927年春调十一军二十五师政治部做宣传工作。这个军听说是从广州北伐时的第四军（铁军）到武汉后扩编的，因屡立战功的叶挺独立团而著名。政治部主任李陶（硕勋）是我党培养的革命干部，上海大学毕业生，四川人，处事沉着冷静，我至今仍怀念他（1980年《星火燎原》丛刊第二辑，有我的《回忆南昌起义前后》，这里只略述）。

到二十五师后不久，就随军二次北伐，开到河南打奉军。我师很快解决了上蔡县的富双英的一个旅（相当于师）；二次北伐，以武汉各路军和冯玉祥军会师郑州而告终。我军我师立即凯旋武汉。不久又东下讨蒋，驻军南浔路上；师司令部和政治部设在黄老门车站。就在这个地方，组织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在1927年7月初。不久我师奉命南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约四五日，大军即向江西东南部进军。经过抚州、宣黄、广昌、宁都、瑞金、会昌，又折回，东去汀州、上杭，打到广东。失败后，我回到家乡霍邱，找到了党组织，公开职业是城内高等小学校长。1928年夏，参加了回击反动派白色恐怖的暴动；暴动后逃北平，已知被安徽反动政府通缉，遂改名李竹年，避居在鲁迅先生组织领导的未名社，失去党的关系。我和鲁迅先生既不认识，也未通过信，但和该社成员李霁野、韦丛芜是第三师范同学，又是霍邱同乡，思想相通。他们当时被释放不久，冒危险接受我和王青士（烈士，系王冶秋之兄）二人在社里避难，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替他们做一些校对、发行和门市部出售书刊的工作，直至1929年夏我去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教书为止，约一年。

在未名社一年期间，正值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时期；这个门市部和上海进步书刊出版社建立了互售书刊的关系，我得以阅读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各方面的文章，就在1929年编了一本《中国文艺论战》，不久又编了一本《鲁迅论》，开始用“李何林”笔名。1930年这两本书在上海北新书局先后出版了。一直到抗战为止，我陆续在焦作学院、太原国民师范、太原师范、济南高中、北平中法大学等校教语文。抗战后逃出北平，回家乡继至武汉、重庆。在各地教书同时，沿途收购有关五四以来文艺思想论证的书刊。1939年春，在四川江津县的白沙镇住下了，用了约一年时间编完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于1940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但在西南大后方终于被反动派禁止（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书刊目录》中列有这本书）。

从1940年秋到1942年夏，承老舍先生介绍，我到云南、大理、喜州的华中大学（抗战后从武昌迁来）中文系教书。1942年夏到1946年夏，大约因《思潮论》被禁的原因，没有学校请我教书，我只得改行在友人经办的昆明利滇华工厂做秘书工作，业余从事文艺活动。我参与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领导工作，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组织，任文艺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编过《云南日报》的文艺周刊和《云南晚报》的杂文副刊。在闻一多、李公朴二同志于1946年7月中旬先后被杀后，我和一些同志不得不离开昆明，辗转上海、南京和家乡，找不到工作，到1946年冬才由李霁野介绍到以鲁讯老友许寿裳为馆长的“台湾省编译馆”世界名著翻译组工作，用英译本翻译俄国十九世纪作家阿卡沙可夫的小说《我的学校生活》。1947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被镇压后，不久编译馆被撤销。许寿裳因友人关系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介绍李霁野和我分别到外文系和中文系任教。许老在鲁迅逝世后发表过多篇歌颂鲁迅的文章，尤其赞扬鲁迅在上海十年的战斗，因此反动派恨之入骨，遂在1948年2月18日夜在睡梦中把他砍死在床上。继闻、李被暗杀后不到两年我又亲眼看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卧血泊中。我于4月中只身逃出台湾，5月13日由北平、天津进入华北解放区，这日子我是永远记得的。从这以后我用“李何林”这个名字，不再用“李竹年”。

我到华北解放区时，适逢“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个区的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组织上任我为华大国文系主任。1948年7月我参加了在石家庄召开的华北人民代表会议。北平解放后，我于1949年3月随校迁到北平。7月，参加全国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文协的候补理事。9月被调任为中央教育部的秘书长兼行政处长。一年后改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兼校内“解放区中学语文教师进修班“主任。解放初期曾和蔡仪、王瑶等同志共同草拟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供新开课的教师参考，自然是极其粗略和不成熟的。1952年秋全国院校大调整，又把我调整到南开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57年3月在南开大学重新入党。在天津24年间，出版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新文学出版社）、《鲁迅的生平和杂文》、《鲁迅〈野草〉注解》（陕西人民出版社）。曾任天津市作协副主席、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民盟天津市委副主委和民盟中央委员、天津市人民代表、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即被打成“牛鬼蛇神”，1969年4月“解放”。

1975年10月底，周海婴同志上书毛主席建议加强鲁迅著作和手稿的编辑、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毛主席批示“赞同”、“立即实行”。国家文物局呈准中央在所属北京鲁迅博物馆内成立鲁迅研究室。1976年2月调我来京负责这个馆和室的工作，主持编写《鲁迅手稿全集》、《鲁迅年谱》、《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等。四年多来，继续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鲁迅研究学会理事和副会长等（后三者都不需要我做很多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指导研究生。

从1948年5月进入解放区算起，我在新社会生活了35年，在旧社会生活了45年。我从1926年开始工作起已经工作了57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大、中学教书。在旧社会，所谓“国立大学”是不请我去教书的，我只能在省立、私立大学任教。无论大学或中学，我只能教一年、一年半，至多两年，由于思想原因就不续聘了。时时有失业和被捕的危险。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又何止千万！我常常换学校、换地方，东奔西跑，“四海为家”，除家乡外，北京、天津、焦作、太原、济南、阜阳、武汉、重庆、隆昌、白沙、大理、昆明、台北市等大小城市我都住过，什么地方有工作（饭碗），就到什么地方，哪像解放后有些大学毕业生，分配时还挑工作地点呢！教书不过两年，怎么可能叫我做系主任呢？全国解放前后，我虽然不是党员，也担任了多年的系主任和其他社会、政治、学术方面的领导职务。我在新旧社会的职务和职称虽然都不算高，但一对比，仍有很大的变化，这样变化的知识分子又何止千万！在建设“四化”的方针指导下，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学术的职能将会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的一切遭遇将不会再来了。知识分子将以堂堂的脑力劳动者为祖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