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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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政扬先生的叮嘱在前，但严格地说，我从事研究《金瓶梅》起步很晚，其时，“金学”已经开始热闹起来，老树新花，各逞风采，我厕身其间，难免战战兢兢，跌跌撞撞走了几步，有欢乐和兴奋，也有困惑、烦恼，有时还有一种难言的寂寞和孤独。

解放前不去说它了，即使在解放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在知识界外，总有一些人把《金瓶梅》看成坏书、淫书，理应禁之。1958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中，我仅仅因为在给历史系同学讲文学史时，赞美了一句《金瓶梅》的“前无古人”的价值，就被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把毒草当香花”，“企图用《金瓶梅》这样的淫秽的坏小说毒害青年学生”！而在60年代，我因手头有一部施蛰存先生整理删节的《金瓶梅词话》，并曾在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中传阅，结果在所谓“312室裴多菲俱乐部”的“不正常”活动的诸多罪状中，传看和散布《金瓶梅》，也算是我的一条罪状。其实当历史的时针已拨到了80年代时，还有人在窃窃私议，似乎谁研究《金瓶梅》，就不像研究《水浒传》、《红楼梦》那样光彩；而谁要对《金瓶梅》的价值做充分肯定，谁就似乎也是不道德的了。所以我承认，恐惧思维一直积淀在我的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以至于一个很长时期里我几乎讳谈《金瓶梅》。我怕自己谈多了，会让人感到我和《金瓶梅》一样“不洁”。然而事实却证明，《金瓶梅》就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它就给我招灾惹祸。

倘若有人问我正式从事《金瓶梅》研究的动因和最初的始因时，我只能回答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98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林辰先生在大连组织了一次明清小说研讨会。为了参加这次会，我还是相当认真地思考了一些问题，最后以《〈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为题，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表述了我对《金瓶梅》的基本评估。说实话，在论述《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小说美学的贡献时我充满了学术激情，我深感《金瓶梅》沉冤数百载，而我的教书生涯又时不时地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文章写开去，在理论思辨中更多融进了自己的感情因素。我意识到了，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内驱力实际上是二十多年前那张令我心慌和腿发软的大字报，以及那以后围绕着《金瓶梅》的风风雨雨的日子，所以我是在为《金瓶梅》进行辩护，也是在为自己辩护。

像人的成长一样，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也需要来自两方面的动力：批评与鼓励。在大连的会上，我对《金瓶梅》及其他问题的观点，引来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当时给我最大鼓舞的是章培恒先生。在我发言后，他即悄声对我说：“复旦出版社准备出一本收辑1983年以前各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研究《金瓶梅》文章的集子，你回去争取时间，把文章先发表在你校学报上，以便我们转载。”我听后当然很兴奋，所以回校后即着手修改。当时学报编辑罗宗强先生也认为可用，并很快打出小样。然而好事多磨，“清除精神污染”又波及我的文章。学校一位负责审查学报的人，认为正值清除精神污染之际，不宜在学报发表研究《金瓶梅》的文章。罗宗强先生虽多次申述该文绝无污染精神之毒菌，然而得到的回答仍然是“缓缓看”。记得好像直到1984年第一季度，“清污”活动暂时过去了，我的文章才解禁，得以发表。后来复旦版《金瓶梅研究》一书出版时，我的文章被破例收进去了。与此同时，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和整理出来的文章也在林辰先生主编的《明清小说论集》和朱维之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论文集》中发表。这标志着我研究《金瓶梅》的正式开始。

我常为我的气质、个性和学识所局限，在学习的道路上，我很少把感情投注在一部书上作执着的追求和刻苦的钻研，像一位朋友说的：“你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儿。”所以我确也未曾卷入过任何问题的争论。可是，对于《金瓶梅》来说，局面完全改观。我那篇研究《金瓶梅》的“处女作”一经发表，我就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金瓶梅》又一次紧紧把我拉入了相当长时间的论争漩涡中去。1985年在徐州召开第一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我因故未能参加。事后知道，由于有人发难，批评了章培恒和我在研究《金瓶梅》中的“溢美倾向”。后来直到由徐朔方和刘辉二位先生编的《金瓶梅论集》出版，我才正式读到其文。对该文的批评意见，我难以虚心接受，憋了两年，借着第二次《金瓶梅》讨论会和第三次（《金瓶梅》）讨论会的机会，我对宋文进行了有节制的商榷，其中部分意见写入《说不尽的〈金瓶梅〉》和后来的《〈金瓶梅〉呼唤对它审美》两篇文章中。

其后，胡文彬和徐朔方二位先生分别编了两本《金瓶梅》研究论文集出版，我看到了美国学者夏志清评论《金瓶梅》的文章，我对他们贬抑《金瓶梅》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们把《金瓶梅》打入“三流”，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至于方非先生在《劳伦斯的颂歌与略萨的控诉》一文中的那种比较研究，我同样认为不会对《金瓶梅》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我直率地表明：《金瓶梅》不应成为人们比罗研究的陪衬、反衬或垫脚石。把它置于“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的任何比较，都是不公正的。这样我前前后后以历史的美学观点写了《〈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金瓶梅〉思辨录》、《〈金瓶梅〉：小说家的小说》、《说不尽的〈金瓶梅〉》、《“金学”建构刍议》、《谈〈读书〉对〈金瓶梅〉的评论》等等。几篇文章体现了我的思路：为《金瓶梅》一辩！

1990年初，我的“金学”研究专著《说不尽的〈金瓶梅〉》由天津社科院出版社出版。这只是一本十万多字的地地道道的小册子，我深知拿到读者特别是“金学”研究专家面前，会感到万分寒碜，可是我还是送给了许多“金学”研究专家，目的是在征求意见的同时向同行朋友们告知：这是我多年对《金瓶梅》的探索和试笔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总结，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代表了我研究《金瓶梅》第一阶段的浅薄的体会和我的深深的困惑。此后我最早的研究生罗君德荣提议：是否联系一些乐意用小说美学来观照《金瓶梅》的朋友，编写一本崭新的《金瓶梅》研究专著？我认为他的意见很好，我不仅积极参与该书构架的设计，而且撰写了长篇导言和头两章的文字。这本近三十万字的专著，由我和罗君主编，终于在1993年出版，书名径直题为《〈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不久文化艺术出版社约我主持《〈金瓶梅〉小百科丛书》的组稿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由我主编，弥松颐、刘国辉任副主编的五部专著也出版了。在这里我们选择了《金瓶梅小百科》这个总题目，意在思考：我们的研究是否应对揭示出了中国风俗史一面的《金瓶梅》予以更多的考虑？是否应以《金瓶梅》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为视角，去探索一历史表象背后的更深一层的东西？是否可以以《金瓶梅》为坐标，把文艺与其他学科交融而成的边缘研究，作为拓宽思维空间的一个通道？因为从文化心理结构来说，在很多著名的古代小说中所积淀的民族素质、政治意见、伦理观念、文化品位、心理定势以及民风民俗，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当然，我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要为《金瓶梅》辩护这命题的必要性和不可解的“金瓶梅情结”。因为《金瓶梅》的“行情”一直看涨，而且大有压倒其他几部大书之势。至于对于一部书的评价，那是一个永远不会取得一致意见的事。不过我还是看到了《金瓶梅》无论在社会上、人的心目中都是最易被人误解的书，而且我自己就发现，我虽然殚精竭虑、声嘶力竭地为之辩护，我也仍然是它的误读者之一，因为我在读我自己的那些书稿时，就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评估它的价值的矛盾。这其实也反映了研究界、批评界的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我发现一个重大差别就是研究者比普通读者更虚伪。首先因为读者意见是口头的，而研究者的意见是书面的，文语本身就比口语多一层伪饰，而且口语容易个性化，文语则易模式化；同时研究者大多有一种“文化代表”和“社会代表”的自我期待，而一个人总想着代表社会公论，他就必然要掩饰自己的某些东西。在这方面读者就少有面具，往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说。对《金瓶梅》其实不少研究者未必没有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但一旦写成文章就冠冕堂皇了。尽管我们分明感到一些批评文章在作假，一看题目就见出了那种做作出来的义正辞严。但这种做作本身就说明了那种观念真实而强大的存在，它逼得人们必须如此做作，且做作久了就有了一种自欺的效果，真假就难说了。对待《金瓶梅》的性行为的描写，我必须承认从前我的文章就有伪饰。现在到了写自叙的时候了，我应该说出自己的心底话：我既不完全同意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也不能苟同以性为低级趣味之作料，而更无法同意谈性色变之“国粹”。性活动所揭示的人类生存状态往往是极深刻的。因为，在人类社会里，性已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可以提高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得到美的升华，绝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所以，我认为《金瓶梅》可以、应该、必须写性，但是由于作者笔触过分直露，因此时常为人们所诟病。我喜欢伟大的喜剧演员W.C.菲尔兹说的一句有意味的话：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好，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糟，但没有任何东西是与之完全相似的。

关于我研究《金瓶梅》的策略和方法，那是在我进行了理性思考以后，才选择了回归文本的策略。这是因为：第一，在文学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古今，作家得以表明自己对社会、人生、心灵和文学的理解的主要手段就表现在文本之中，同时也是他们可以从社会、人生、心灵和文学中能够得到最高报偿的手段。所以一个写作者真正需要的，除了自身的人格与才能之外，那就是他们的文本本位的信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真诚的研究者来说，尊重文本都是第一要义。第二，归根结底，只有从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来认识作家，从作家对人类情感世界带来的艺术启示和贡献，去评定作家的艺术地位。比如笑笑生之所以伟大，准确地说，他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的创作方式异于他同时代和以前时代的作家，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典型的世俗社会作为他表现的对象，并且创造了西门庆这个角色：粗俗、狂野、血腥和血性。他让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原生态，所谓毛茸茸的原汁原味，这是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叙事策略，而这一切却被当时大多数人所容忍、所认同，以至欣赏。而且由于这部小说的诞生，竟然极为迅猛地把原有的小说秩序打乱了。从此很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这一场小说变革的思潮中来。无庸置疑，这一切都是小说文本直接给我们提供出来的。

我绝无意排斥占有史料和考据功能。但是在《金瓶梅》研究中的作者的考证（现已有三十余个作者说），我发现，它们很少或几乎没有和小说文本挂上钩。这说明，只凭对作者的一星半点的了解，类似查验户籍表册，那是无以提供对这些名著作出全面公允的评价的。我欣赏德国诗人和理论家海涅的一段精彩文字，他说：

艺术作品愈是伟大，我们便愈是汲汲于认识给这部作品提供最初动机的外部事件。我们乐意查究关于诗人真实的生活关系的资料。这种好奇心尤其愚蠢，因为由上述可知，外部事件的重大性和它所产生的创作的重大性是毫不相干的。那些事件可能非常渺小而平淡，而且通常也正如诗人的外部生活非常渺小而平淡一样……诗人们是在他们作品的光辉中向世界现身露面，特别是从远处观望他们的时候，人们会眩得眼花缭乱。啊，别让咱们凑近观察他们的举止吧！（译文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28页。）

海涅下面还有较为刻薄的话，我不想抄引了，免得无意间伤害了人。如果从“求新声于异邦”的角度来看海涅这番话，其深刻含意我是能够认同的。

如果允许我进一步直言不讳的话，我认为整天埋头在史料堆中钩稽不着边际的“史实”，对文学研究者来说，并非幸事。因为它太容易湮灭和斫伤自己的性灵，使文笔不再富于敏感性和光泽。也许它仅有了学术性而全然失去了文学研究必须有的灵气、悟性和艺术审美性。试想，如果真要到了不动情地审视着发黄发霉的旧纸堆的地步，那就成了今日多病的学术的病症之一了。或者应了一位学者的明智之言，“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然而学者的使命毕竟是应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一层次上的。

学术研究是个体生命活动，生命意志和文化精神是难以割裂的。《金瓶梅》研究中的“无我”是讲究客观，“有我”则是讲究积极投入，而理想境界则在物我相融。过去，《金瓶梅》研究中的考据与理论研究往往相互隔阂，甚至相互排斥，结果二者均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我们的任务是把二者都纳入到历史与方法的体系之中并加以科学的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考据、理论与文本解读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的新的学术个性。

另外，也许是最重要的，选择回归文本的策略，乃是小说本体的要求。我承认，我从不满足“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和界定，而更看重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灵魂学、性格学，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学。因为一切伟大的作家最终关怀的恰恰是人类的心灵自由。他们的自救往往也是回归心灵，走向清洁的、尽善尽美的心灵。《金瓶梅》像一切杰出的小说文本一样是“我心”的叙事。笑笑生的独特心灵，就在于他在生活的正面和反面、阳光和阴影之间骄傲地宣称：我选择反面与阴影！这当然是他心灵自由的直接产物和表征。所以他才有勇气面对权势、金钱与情欲诸多问题并进行一次深刻的人生反思。正如席勒所说：“从非反思向反思的过渡，原来持镜反映自然的艺术，现在也能够持镜反映艺术之镜本身了。”（转引自D.C.米克著：《论反讽》，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一个不算短的日子，我不断斟酌的一个问题：文化史曾被大师称为心理史。这说明，文化无疑会散落在大量典章制度中、历史著作中；但是，它是不是更深地沉淀在古代作家的活动环境中，沉淀在他们的身上，尤其是沉淀在他们的心灵中？因此，要寻找文化现场，我认为首先应到作家的心灵文本中去勘察。令我们最感痛心的和具有永恒遗憾意味的是，历史就像流沙，很多好东西都被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也被乌云遮蔽得太久了！

不可否认，面对旷世名著，那是要求有与之水平相匹配的思想境界的。在研究或阐述作家的思想精神和隐秘心灵时，你必须充当与他水平相当的“对手”，这样庶几有可能理解他的思路和他的招数。有人把解读名著比喻为下棋，那么我仍承认自己永远不会是称职的对手，因为棋力棋艺相差太远，常有捉襟见肘的困窘，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我深知，《金瓶梅》所体现的美学价值意义重大，不作整体思考不行，而一旦经过整体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笑笑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如何思考文化、思考人生。歌德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人靠智慧把许多事情分出很多界限，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沟通。所以对《金瓶梅》的生命力必须以整体态度加以思考。我正是想努力从宏观思维与微观推敲相结合上入手研究《金瓶梅》文本的。

至于要想找到《金瓶梅》文本的生命动力，多维理论思考和方法是必需的。我信服德国物理学大师海森伯在说明测不准定律时的那段名言：世界不是一种哲学可以完全解释的。在描述一种现象时，需要一种理论，在测定另一种现象时，则需要另一种理论和方法，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以为，如果有了这种认识和知识准备，也许有可能在21世纪，对难以解读的《金瓶梅》作出突破性的学术发现，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切身感受到《金瓶梅》等优秀的古典小说那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