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转折时期（1928—1937）

国民党执掌政权后不久，开始对天津商会进行组织整顿。在原有组织建制的基础上，天津商会分别于1931年、1934年、1937年进行了三次选举与改组。与此同时，对同业公会也进行了整改。1930年，28业同业公会在“于公于私实利赖之”的倡导下进行了重组。39业同业公会会员于1934年被重新整顿。1936年底至1937年初，针对同业公会激增到80个行业的混乱状况，天津社会局做出“极应彻底整顿”的训令，要求所有会员一律重新登记。

天津商会领导层主席1人、常务委员4人、执行委员10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执行委员7人、候补监察委员3人。

经过几次整顿后，商会领导的构成也有了很大的变化。1931年改组后的天津市商会领导权还是主要掌握在来自各行业有名望的绅商手中。1935年第二次改组时，主席、常务委员、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全部是新当选。

国民党进入天津，除了在组织上对商会实行严密的监督之外，还插手于经济、政治两个层面。表现在经济上的是引发了一起震动全国的“长芦五纲总被扣案”。案发后，天津总商会始终站在纲总们的一边，上下奔走，不遗余力，竭力呼吁，最终使南京政府被迫释放四位纲总。被扣的天津长芦五纲总都是地方盐商利益的代表者。五纲总中的成员之一王君直同时又兼任天津总商会的副会长，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又代表着天津商界的总体利益。说到底，天津五纲总被扣案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一场政府与商会之间的暗中较量。

表现在政治上的是1931年，国民党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对商界选举权限制极严。这一歧视政策引起广大工商业者的极端不满。商会就争取商人选举权问题，与国民党政权展开了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结果还是以商人选举权受限而告于世人。

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天津商会组织系统构建发生了变化。天津商会的直属基层组织由过去的一种分为二种：一种是同业公会，共有65个行业会员，约1227家；另一种是不够设立同业公会资格的工厂和商店，可直属市商会作为商店会员，约二百家。

依据天津市商会章程，由商会常务委员议决后成立的天津商会的附属组织是：提倡国货维持会、劳资问题研究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公断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国货审查委员会。国货维持会是在天津商会1933年积极响应上海市商会倡议声中诞生的，广泛吸收各界人员入会。继而天津商会又组织了国货审查委员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以上各种组织之间连接为以商会为中心的网络组织系统，造成组织间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广泛互动轨迹。与商会保持联系的其他社会组织，主要指华北工业协会、天津市慈善委员会、天津青年会西北筹款会、河北省各省水灾筹赈分会、天津临时学生联合会、天津市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天津市商民救国会、天津反日救国联合会及天津市地方协会等。虽然这些组织多半是民间自设，但是须呈社会局批准。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以著名实业家范旭东等为核心的华北工业协会。随着民族资本工业日益成长壮大，1928年7月3日，由华新、北洋等6大纱厂、永利碱厂、启新洋灰公司及大丰、寿丰面粉公司共同发起的工业组织华北工业协会，会员数从开始的三十余家，发展至五十余家企业，地域范围涉及平津两市及冀、鲁、豫、晋、陕、甘、辽吉黑，热察绥等北方15个省市区域。总会设于天津。各省区有10家会员请求可设分会。范旭东（久大精盐）为会长，余啸秋、林虎侯等9人为干事，平津冀和山东鲁丰纺织公司、辽宁纺织公司等骨干企业三十余家为会员。主持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蒸汽和电能为动力的机器大工业的近代企业家共46名，其中不少人为留学欧美日本的技术专家和优秀管理人才，初步显示了华北近代工业的产业构成和新型企业家群体阵容的齐整。华北工业协会的设立，标志着华北近代工业迈上了新台阶。1937年平津及华北沦陷后，华北工业协会为避免被日军利用而宣布解散。

30年代初，天津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始与国外商会进行更加广泛的接触，如1930年英国商会远东经济考察团来访，德国实业代表团前来天津考察商情，并与天津商界人士举行了会谈。1931年以后，法国商业代表团先后多次到天津考察商务。当时驻天津的法国领事在信中谈道：“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30年代中期，天津市商会常务委员王文典随同市长前往日本考察，先后参观了东京、名古屋等15个城市的工商企业。1931年底，为了熟悉各地实际情况，掌握对外贸易标准，商会推举执行委员王锡纶到南洋群岛考察商务，并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香港等国与地区的中华商会。他们将带的九十多个国货精品，在新加坡中华商会会址举办了展览会，受到当地华人的热情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