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老师郑菊如先生

回忆我的老师郑菊如先生

刘炎臣

郑菊如先生,名炳勋,天津人,生于1867年12月27日(清同治六年腊月初二日)。曾祖父宜昌,祖父祎,父联顺,世以制造罗底为业。郑菊如自幼攻读经史,年二十补天津县学附生。清末光绪年间兴办学堂后,任西门外如意庵小学堂学监。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经天津教育家严范孙推荐、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保送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快速师范班学习。次年回国,改任天津教育品陈列馆管理,编有《教育品分级编目》,由周学熙(缉之)总办呈请袁世凯印行,历任畿辅学堂国文和史地教员、蚕业讲习所主任兼国文教员、高等师范教员。后任河北省立第一中学(铃铛阁中学)国文教员、天津宣讲所《论语》和国文讲师、耀华中学国文系主任、国学研究社和崇化学会《诗经》讲师、市立第二图书馆馆长、北洋大学教授。1949年利用天津东门里文庙的东西两院,创办崇化中学(即天津解放后迁至北门西的天津市立三十一中学的前身)。一生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

我于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李实忱先生创办的国学研究社,连续学习4年,当时讲授《诗经》的便是菊如先生。郑先生对于毛诗的讲解,独具灼见,尤多新鲜。他尝谈道:“毛诗一经,当以涵咏白文,求通其义,以古人之诗意所在,难以率断,能如此则见仁见智庶几近之。若夫折柳赠药,燕飞鹿鸣,乃风人托物以兴趣,何尝有鄙薄之思。而朱子于郑之国风,多斥为淫诗,是未解郑声淫一语,故有此误,其违思无邪之旨远矣。实则周太史所采集,孔子所删定,皆取其义正辞庄者存之,若收淫滥之辞,是诲淫也,何以教后世,何由尊之为经耶?”

菊如先生讲授《诗经》,是本着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及“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等等精神,反对朱熹把郑之国风多斥为淫诗。他并不为别人的说法所迷惑,有其个人独具的见解,在讲授时反复阐明自己的这些观点。

郑菊如一生,除从事教学,特别是善于讲授《诗经》,取得优异成就外,曾两度掌管公家的财政收支,可说是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天津的一位进士魏梯云(魏震)掌北京师范大学时,郑菊如被聘请出任该校总务处主任,负责经管经济和采购事务。这个总务处,是个有油水的部门,经手办事人,有应得的“回扣”。凡与这个总务处有交往的各行业,为便于供应所需求的物品,全要向总务处人员有所“表示”,这在旧社会是司空见惯的公开秘密。而郑菊如接管这项工作后,他事事循规蹈矩,不仅教育所属人员这样做,而他本人以身作则。各行业跑外卖货人虽视为奇怪,但以邪不侵正,感到莫可如何,只好是尊而敬之。

天津的另一位教育家陈筱庄(宝泉)出任直隶教育厅长时,特请郑菊如主管会计工作,他依然保持前述的好作风。有一次陈筱庄对郑菊如说:“您的生活不富裕,我请您来帮忙工作,正是想让您多得些额外好处,而您竟是如此清贫自守,令人钦佩。”郑菊如说:“我留着我的这个清白身子,遇事好替您说话。”后来果然应验了他的这句话。李琴湘(金藻)接替陈筱庄任直隶教育厅长时,为了分清前后任的财务责任,要查前任的账目。这时郑菊如挺身而出,他对李琴湘说:“我以人格担保,经手的收支,绝对没有错。”通过深入查核账目,收支一清二楚,有凭有据,毫厘不爽。

郑菊如先后担任过这两次财务工作,他的耿直清白的性格,在旧社会可以说是一例外。尤其是他是一介寒士,并没有“穷斯滥矣”,而是保持着“君子固穷”的本分。他如此“守经卫道”,并以此教育其子孙,有着深远的优良影响。

在郑菊如关心的津门教育事业,还有下述突出的二事,传颂多年,令人难忘:

1904年由严(范孙)王(奎章)两个家馆发展几经改名成为私立第一中学堂时,想要在某地扩充,但难寻相当的地址。郑菊如闻讯,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毅然将自家坐落天津城南开的空地15亩,慨捐该校,新校舍赖以建成,从此私立第一中学堂改称“南开中学”。后来名震国内外的“南开”校名,就是由此而来,郑菊如与有力焉。

早年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设在天津河北中山公园。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入天津的日军,即将中山公园圈占,该图书馆的业务,遂被迫停顿。为妥善保存馆藏,将图书报刊等运往旧城厢西门外联兴里一所民房暂存。1939年春,郑菊如被聘为(由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改名)天津市立第二图书馆的馆长,他鉴于联兴里地势低洼,易遭沥涝,乃急谋在东门里鼓楼东大街,租赁徐朴庵的旧宅为馆址,迅即运回存在联兴里的书籍和报刊等。是年夏,天津不幸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洪水灾害,这一大批珍贵的宝藏,获得了保全。今天存于天津图书馆上面钤有“天津严范孙先生遗书”图章的许多善本书,即当年经郑菊如设法抢救而保存下来的,这又是菊老有功士林之一事也。

天津解放后,郑菊如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再一次由津赴京居住,1954年1月21日不幸病逝于北京西城半亩园寓所。

郑菊如先生一生,殷殷向学,老不辞劳,为亲友所尊敬,门弟子所服从。遗著有《毛诗讲义》和《古近体诗四卷》。我在国学研究社听课时,曾积存先生发给的《毛诗讲义》多页,惜均毁于“文革”中。先生另一部分著作《古近体诗四卷》遗稿,1980年经其外甥杨殿林同志持交我的同学陈隽如(文彦)同志,经历半载,刻板油印,名曰《郑菊如先生诗存》,分送各方,留作纪念。他所积存的旧作今犹流传于人间者,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