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时期（1903—1911）
20世纪初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以及清政府次第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影响，一个具备近代色彩的新式商人社团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地。早期天津商会经历了官办商务局——商务公所——商务总会的演变过程。在商会建立的整个过程中，充分反映了早期天津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并以新姿态跃登上社会大舞台，扮演了引人注目的历史角色。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近代天津商会产生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天津开埠后，外国侵略者凭借各种不平等条约取得种种特权，在天津积极展开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侵略活动。据记载，1866年天津已有9家英国洋行，4家俄国洋行，驻津的外国人数约达110人。从此，以洋行为中心的天津近代市场体系新格局开始形成，这不仅改变了天津传统社会旧有的市场结构，而且促进了近代商业流通网络的建立。如或由买办投资，或为外地商人投资，或为旧式商业资本转化开设的棉布业、百货业、五金业、西药业等新式商铺，接连不断地打出营业招牌。原本经营土货的商店改为经营洋货，或兼营洋货。当时的洋布店就是在旧有绸缎庄和土布店的基础上，兼营各种进口布匹；百货店则多由旧式杂货店、绒线店发展而成。据统计，19世纪90年代天津的洋布店约35家；1900年新兴的西药店已达27家；五金商店到1900年7家；洋镜业竟达三十多家。新兴商家的崛起促进了津沽商业的繁荣。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涌入和国内洋务运动的兴起，以及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引进，民族工业也逐步兴建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1911年前，天津民族资本工业厂家数已发展到107家。尽管如此，相对工业而言，近代天津商业的发展更为迅速，致使天津的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了工业欠发达、商业畸形繁荣的经济格局。因此，商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天津近代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无疑为商会的孕育和萌生，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坚实经济基础。
天津商会的成立除了最根本的市场经济原因之外，一方面与清政府开明官员载振等人主持的商部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津埠众商的力争有关。1904年夏秋之交，全津三十余行业的61家行董商号在请速建商会的呈文中说：“如立商会，兴利除弊，藉得补救，商务可大转机也。”强烈的呼吁道出商人们心声，迫切期望建立商会这样一个联络工商各业，维护自身利益的近代社团组织。
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继上海商务总会成立之后，11月16日商部批准天津商务公所改为天津商务总会。
晚清的天津商务总会实行的是“绅商领导体制”。商会的领导层由30名会董组成。享有各种职衔和功名的会董把持着商会的权利，五品以上职衔的绅商占了较大比重。商会的构成特点为：（1）传统行业的商人会董占有一定的比例。从事盐、粮、钱业等旧式行业的商人有11名，占36.6%；其中粮商5名，钱商4名。（2）新兴行业的商人会董比例占50%，其中洋行买办有9人，占百分之30%，洋布洋货商8人，占百分之26.7%。（3）会董中的一些传统绅士开始转向投资新兴的工商企业。
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天津商会不仅负有为工商企业开业注册、资产登记职责，更有管理市场、平抑物价、坚决制止不法行为等权利，较好地起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改善市场环境的作用。
作为近代商业都市的天津，奸商投机钻营，作伪诈骗，严重损害了商人们的合法权益，致使外地客商裹足不前。天津商会对一些商贩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整顿。庚子之前，天津仅有殷商十余家，而庚子之后则猛增到百余家。随之，开办报单局者也由过去可靠的一二家猛增到一百多家，但“良莠不全，大率惟利是图，罔知顾虑”。对此，天津商会认为必须“严定章程，示以限制”。1906年，天津商会开始整顿，并规定：凡开办此业者，必须是殷实的土著良民，只有取得殷实铺保，呈明商会注册挂牌，方准营业，以达“上益国课，下便客商”。
稳定金融市场、维持流通秩序一直是天津商会的重要职能。1904年正值天津商务总会成立之时，市面“窒塞如故，倒闭如故”，形势仍然相当严峻。津海关道唐绍仪奉袁世凯之命张贴禁止运现银出关的《告示》。这种银根严重紧缩的局面，为各炉房非法牟利提供了机会，而受害最深的是津埠的各行商人。1908年秋，震动中外的银色风潮终于爆发。天津商务总会果断地出台三大措施：（1）设立“众商公估局”；（2）恢复钱商公会；（3）重估改铸低色化宝银。正是天津商会的有效“作为”终于使风潮渐以平息。
清末十年的天津商会，除了代行国家对商人的日常管理职能外，在维持市面、平息金融危机、振兴实业、兴办教育、调解纠纷等方面都与政府之间保持了一种良好互动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