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时期（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市面物价暴涨，原料奇缺资金匮乏。已经陷入窘迫境地的天津市最大的工商业组织——商会两次面临必须整理的局面。

天津市商会的第一次整理。据档案记载，邸玉堂在沦陷期间百般媚日，千方百计为日军搜刮铜铁、献机献金，其汉奸声名为全津商所不容。抗战胜利后，根据社会部迅速重建工商团体的指令，天津市商会整理委员会于1945年10月27日正式成立，公推杨西园为商会整委会主任委员，王晋生、张伯麟为副主任委员。对日伪旧商会进行接收和整理。经过一年的整顿，天津市商会整理委员会新成立25个同业公会，并对原有的的同业公会进行了调整。当选为本届商会理监事和常务理事的共有46名，涉及41个同业公会。

天津商会的第二次整理。面临危机的商会并没有因整顿出现生机。会费收取困难，职员薪金不足，加之通货膨胀加剧，会务停顿，呈现衰落趋势。1948年12月，天津市长杜建时宣布对商会进行本时期的第二次整理。成立了以天津华贸易行经理、德商洋行买办毕鸣岐为主任委员的商会整理委员会，对商会进行第二次改组。不久，商会整理委员会的工作伴随着天津解放而结束。

抗战胜利后，对国民政府充满信任的天津工商业人士，为了迎合国民政府的需要，积极辅佐政府。然而，国民党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不断地严重侵害了广大商民的利益，使得商界对政府丧失信心，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虽然也曾采用推托与抵制的办法，但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与生存，配合与屈从于政权，常常是它的最终选择。如在积极参加伪国大代表选举，摊筹天津城防工程费等活动中商会同政权的关系是以配合、屈从居于主导地位。商会成为美蒋军队占领天津，控制北平和华北军需的主要供应者，使刚刚从日军铁蹄下挣扎出来的广大商民，又坠入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苦海。

经过市政府精心整治后的天津商会，从整委会拟具的天津商会章程，以及办事机构的完善与职责的明确、商会理监事受教育的情况看，商会在这一时期本来是可以有作为的。然而令商会失望的是，经费严重亏空，几无来源，会务难以开展。尤其是工业协会和工业会的成立，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设备、资金的实业家及其掌握的天津与华北一大批新兴现代民族工业企业从商会脱离之后，商会的地位与作用就大大降低了。分析原因如下：

第一，工业性质会员的分离弱化了商会的职能。工业性质会员脱离商会的原因要从天津工业协会和工业会的成立谈起。天津工业协会和工业会是由各工业门类组成的独立工业团体。它经历了从天津工务分会、华北工业协会、天津特别市工厂联合会，最后发展到天津工业协会和工业会的成长历程。可以说，上述两会的先后建立无疑对商会诸方面构成威胁。工业同业公会依法统一加入工业会的行为势必大大影响商会的实力。

第二，严重的经费短缺影响了商会会务进展。在沦陷时期商会在日本顾问的直接控制下，直接为日军的统制和掠夺服务，加深了商会与商民的严重冲突，会员商号往往以不缴纳会费为手段以示抵制。商会为维持存在，会费改由向会员直接征收。日降后，会费亏欠问题依然是商会棘手的问题。为了生存，商会强制会员商号缴纳会费，影响了商会与会员的关系，造成商会与广大商民严重对立。由此，商会组织在商民心中的地位已黯然失色，不再有昔日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第三，商会的保守性与滞后性日益突出。虽然工业协会、工业会与商会同是工商界的组织，但是各自领导层的构成却有所不同。前者代表了工商界的新生力量；后者却是因循守旧的商人代表组织。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外国资本主义教育的高层次人才为主体的工业协会天津区分会和天津市工业会较之旧式商会，明显有一种趋新特征，它们能适应中国工业化趋势，将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以团体的方式凝聚在一起，发挥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中国工业界的栋梁之才和中国工业化的开路先锋。

最后，天津市工商联取代旧商会和工业会。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949年3月18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着手对原天津市工业会和各工业同业公会成立沿革、组织章程、现状、希望与要求进行全面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