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企业家对近代企业的贡献

海归企业家对近代企业的贡献

大多数中国近代留学生都怀有“科学救国”的爱国思想,学成后归国服务。洋务时期的留学生一般服务于洋务事业。如第一批派到美国学习的幼童中,28人回国后被分配在天津,在政府、军事、邮政、医药等机构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回国的留学生中间有的就职,但多数人立志自己创办企业,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

第一,采用先进的公司企业制度。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深闭固拒的大门后,西方先进的公司制度的示范效应,诱发了公司制度向中国新式工商企业的移植。中国的企业制度由独资、合伙制发展为规模较大、资本较为雄厚的公司(法人)企业组织。这是企业组织形式演进的过程,也是市场主体创办企业的必然选择。近代天津的企业制度建设就是在借鉴西方先进公司制度的基础上,又加入中国特色而形成的。海归派所创办的公司做出了榜样。在他们的带动下,1902—1911年,108家民营企业中,有40家企业冠名股份制公司,约占37%。化学工业中的烛皂业13家工厂,有12家冠名公司。公司数量比重的增加,透视出投资者们开始对公司制度的认同心理,并愿意模仿。20世纪30年代初期,天津的注册公司总数达2191家,占华北总数的39%。1947年天津的民营大、中型工业股份公司数量达七十多家,位居全国前三位。此时的天津已发展为中国北方的工业中心。

第二,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天津近代企业的经营者们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意识到只有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才有可能生产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较为雄厚的资本使六大纱厂有条件采用当时较为先进国家如美国、日本、瑞士、英国等国的机器设备进行生产,而且采用的电气动力设备全部也是欧美国家的新产品。为了适应企业规模扩大的需要,如裕元、华新、恒源,宝成等六大纱厂从最初采用的引擎发电设备,以致后来因采用先进国家的生产设备,进入了透平发电时期。据史料记载,它们引进的机械总值一般都在100万元上,有的多达六百余万元。

启新洋灰公司是周学熙主持下的北洋时期天津民族工业的典型代表,是北方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型重工业企业,它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打开了一扇门。启新洋灰公司有不少是来自留学生的骨干科技人员。他们在周学熙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理期间,将西方水泥制造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引入公司,保证了水泥生产质量的发展和提高。时人评论道:“厂中所用机器,均极新式,在中国固为首屈一指。”

范旭东主持的永利碱厂1918年开始生产,为了保证本厂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范旭东决定从国外定购先进设备,派陈调甫去美国学习设计图纸,定购先进制碱设备。永利制碱厂的设备中石灰窑八十余尺,另设自动运石机,为世界最新式之石灰窑。水管式锅炉3座,每座250匹马力,又有300基罗瓦特发电机2座,计800马力,又有汽机一架能供给1000马力,合计全厂动力共有2554匹马力。制造部除石灰窑外尚有碳酸压缩机、蒸钮塔(每座每昼夜能蒸发钮气至八万镑)2座等项设备,该厂所用铁管若延长之共计5855英尺,约合华里三里半,所用水管延长之为6000英尺,合四华里有奇,还有真空机2架,空气压缩机2架,碳酸器3座,混合器1座,滤清机3架,洗净器2座。建成后的永利碱厂是是一个具备现代化生产能力的新型企业。著名化工科学家侯德榜因研制出先进的“侯氏制碱法”名扬世界。范旭东手下聚集了一批曾留日的人才,最为有名的是李烛尘,191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他回国后被聘为久大精盐公司的技师。1920年进入永利碱厂,先后任经管部长、厂长。他利用工厂副产品生产牙粉、牙膏、漱口水等,大大扩充了企业的产品销路。此外,享有“东圣”雅称的留日生出身的傅冰芝厂长和有“西圣”美誉的留日、留美生出身的孙颖川是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两位关键人物。他们的爱国激情更是感人至深,认为:“中国广土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所以贫弱全由于不学。这个病根,最容易被人忽略。却支配了中国命运……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就产不出新的生命。”

由宋棐卿创建的天津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是天津近代工业的一个亮点。他运用先进的科学生产管理方法和经营手段,取得巨大的成功,获得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宋棐卿1918年去美国学习工商管理,1921年回国决心走发展民族工业,“实业救国”之路。1932年4月15日,宋棐卿集资23万元在意租界成立毛织厂。初创时期,厂内原动力统用电力马达,共150匹马力,购自德国毛机二部,染色机一部,弹毛机二部,梳毛机五部,纺毛机四部,合股机二部,并有机器水井一个,烧气锅二个亦均制自德国,共计十五万余元。1935年东亚将祥和毛织厂吞并,股本增为80万元。1936年建造新厂、迁厂,股本增至100万元,自海京洋行购入简型驼绒织机2台全部设备,及钢丝梳毛机5台全部设备。东亚公司以现有企业为依托,在充分利用企业原有生产要素的基础上通过适量的投入,以增量投资优化存量资产,实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陈真等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就是对当时东亚毛纺织厂真实情况的写照:“考现在中国制造针织毛线厂,可分为两类,东亚和上海各厂,所用原料为外国机制就之托普(top),所用机器,大都为旋纺机,制成之线为精梳式;其他各厂普遍用中国原毛或进口废毛,所用机件,大都为走纺机,制成之线为粗疏式,前者较精细平滑,后者则较粗。”宋棐卿不惜重金聘请归国技术人员主持企业的技术工作,仅用4年时间,东亚公司就跃为天津最现代化企业的行列。

天津近代骨干企业广泛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制度以及先进的设备和生产技术,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带动和促进了天津企业的整体发展,在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中,起到了挽回利权的作用。

第二,采用科学方法管理企业。企业家不仅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而且还掌握了一套科学的经营管理办法。周学熙在大办实业过程中一直坚持兴学办厂相结合的方针,“以教育培植工业人才”,兴办了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等多所学校。范旭东在发展化学工业的同时,十分注意科学研究,他说:“中国今日不注重科学,中国工业有何希望。”他认为“如果不用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益将会因成本过高、技术落后而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为了加强科学研究,培养化工人才,永利碱厂下大力量组织了国内第一个私人创办的科学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为我国第一个私人创办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内企业。永利碱厂曾聚集了全国化工行业中的最优秀人才,被称作“人才篓子”。朱继圣和宋棐卿从美国回来后,都十分注意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注意新技术的应用与市场的调研,重视新产品的开发;而且用人唯才,充分发挥人才的效用,把自己的企业办成一个新兴的、有活力的科技型企业。宋棐卿为东亚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健全的规章制度,如《厂规》、《公司规则》、《职工特别优待股份规则》、《东亚职工同仁间婚丧各事应酬规则》、《职工子弟升学奖学金规则》、《礼貌规则》、《结婚规则》、《服装规则》、《训练规则》、《就餐规则》等15项制度,以及良好的激励机制和福利措施,为企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第三,推出完善的营销策略。完善的营销体系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保证。当时的一些名牌大企业大多是由海归派创立的。这些企业在逐个分析了英国、日本、中国各企业的产品及推销方法后,采取了积极的全面的营销策略。利用媒体进行广告宣传,如报纸、杂志、影版、广告牌、广告灯、游行、展览、旅行宣传、广告画、无线电广播、赠品等形式,以期社会了解企业之一切;组织广泛的推销机构;建立销售网络部;等等。企业家试图营造出一个“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一个健康、优良、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第四,采用有效的培训机制。近代天津企业家非常重视对技术工人的职业教育。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对技术人员的需要日益急迫。周学熙创办了实习工厂,采取了“工学并举”、“教学合一”的新教育方法培养工业制造人才,为当时天津、直隶等地的很多企业提供了技术人才。1904年10月至1907年7月,先后毕业700人,他们中有的做工师,有的做匠目。实习工场是天津最早的培养初级工业人才的场所。宋棐卿谈到职工教育时曾说:“欧西各国注重国民教育,故人民素质高,我国教育不普及,故人民素质、工作能力均较低。如今时代前进,已非昔日可比,将来如无相当学识,甚难生存于社会上……”因而,宋棐卿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要求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培训班轮流学习与工作有关的知识和技术。范旭东物色高级技术人才的同时,也着力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为此成立了艺徒班。由李烛尘、陈调甫去招收职业学校和高级中学的毕业生,三年后培养出一批懂科学理论,又经过实践锻炼的技术人员,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工程师。近代天津企业家通过办学、办工厂、办技术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第五,提升企业品牌价值。东亚毛纺公司为了使产品能够站稳市场,提出要给产品起一个响亮的、体现中国人志气的名称。针对当时日商加藤洋行经销的“麻雀牌”毛线、英商博德运公司生产的“蜜蜂牌”、“学士牌”毛线充斥中国市场的局面,宋棐卿等经反复研究,决定以“抵羊”二字作为其产品的商标。“抵羊牌”商标既反映羊毛制品的特点,又含谐音“抵洋”即抵制洋货之意;既有利于同外国的名牌抗衡,也能唤起国人的爱国之心,从而可使自己的产品打开销路。仅在1932—1933年前后一年多时间,“抵羊牌”毛线已成为妇孺皆知、畅销全国的名牌产品了。天津永利碱厂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荣获国际金奖的“红三角牌”纯碱更为享誉天下。从1919年到1923年,寿星面粉厂发展迅速,经营良好。日产量达4000袋,“桃”牌面粉成为天津名牌产品。从公司竞争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品牌是一个公司实力的象征,每一个公司必须有一到两个品牌来支撑。品牌不仅越来越会被企业家们重视,也同样吸引着顾客们的消费选择。

20世纪初期,天津的企业家将先进的理念、管理方法、制度、新技术、新设备,尊重人才等方面植入中国的企业。他们有理想、有知识、有能力,怀抱救国救民的一片赤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在祖国的工业科学技术上发挥了先锋和骨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