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中国戏曲研究专家松浦恒雄
甄光俊
不久前，我在接待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教授吉川良和先生时，他跟我谈到，二十多年前在天津留学的日本青年松浦恒雄，如今已经成为研究中国戏曲的著名学者，在日本国备受人们敬重。吉川良和先生是资深的日本汉学家，尤其对中国戏曲有深入的研究。听到他对后学的称赞，勾起我对松浦先生当年在天津迷恋戏曲的往事回忆。
松浦恒雄毕业于日本神户大学，1979年中国恢复接纳外国留学生，他是南开大学第一批留学生之一，时年23岁。他本来到中国专修近代史，在一次选修课上，被戏曲专家吴同宾先生的中国京剧知识讲座强烈吸引。此后，每有吴先生的戏曲课，他都携带录音机去听，课后还要求吴先生为他单独讲解。那时节，古装戏开禁未久，剧场演出异常火爆，这为松浦具体接触中国戏曲创造了便利条件。只要剧场里有戏曲演出，无论京剧、评剧、河北梆子，他必定前往观看，还经常溜进后台看演员们扮戏、化妆，向演员们请教戏曲知识。天长日久，他结识了不少戏曲界朋友。有时他赶到剧场时戏票已经售罄，剧场的工作人员看到是他，总会设法为他安排个看得清楚、听得真切的座位，绝不让他扫兴而去。有一次，他到华北戏院看河北梆子，途中遇上暴雨，他脚下蹚着水，头顶淋着雨，毫不动摇地在开演前赶到戏院。散戏后，因为没能赶上末班公共汽车，他步行十来里路回到宿舍。后来，他已经不满足于在天津一个城市看戏，时常到北京找戏看，散戏后连夜坐火车返回，拂晓时抵达学校，再去上课。那些年，除非天津、北京实在没有松浦可看的戏，他才难得在宿舍里呆上一晚，因此，在同学中间流传着一句歇后语：“松浦今晚在宿舍——没戏。”他在天津求学的两年间，看戏总计二百多场，单从这数字也不难想像，他对中国戏曲的痴迷程度。
松浦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戏曲不是一般的爱恋，他立志做个对中国戏曲探源寻流的学问家。走进他的宿舍，那简直像戏曲的世界：床上堆的是有关中国戏曲的书籍、杂志、画刊；书桌上是一摞摞的戏曲唱片，一盒盒他在剧场看演出时自己录音的磁带；墙上挂着他作为资料珍藏的废戏票和大小不一的演出说明书；一本本笔记，是他在剧场里看戏时摸黑写下的文字和心得。那些书刊、资料，有的是他从书摊上搜罗所得，有的是在书店的犄角旮旯发现的。不管新旧，只要同戏曲有关，他都爱不释手。
为了细读这些书刊，他忘记钟点、误了吃饭，那是常有的事，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书虫子”。这位书虫子不光钻研书本，他还踏破铁鞋到各旧货市场挑选戏曲老唱片，隔三岔五地逛唱片商店，不让一张新出的戏曲唱片漏买。正是这书刊、这唱片，成了松浦研究中国戏曲的老师。他每到剧场看戏前，总是先翻书查报，从文字资料里对要看的剧目有个大概的了解。看完演出，再听唱片，与剧场所演作对照。
松浦恒雄与马龙文先生合影（摄于1985年10月）。
1981年，松浦结束了在中国的学业。归国前，他专程到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慕名拜访地方戏曲史专家马龙文先生。不巧，马先生正在外地出差，未得谋面。回国后他给马先生写来一封信，倾诉他阅读了马先生的《河北梆子简史》之后，对马先生久怀的仰慕之情，恳请马先生做他研究中国地方戏曲的导师。马文龙先生被日本青年那恳切的言辞所感动，从此与他书信往来，一起研究起中国的戏曲艺术。1985年，河北省举办戏剧节，已经回国的松浦应马先生邀请再次来到中国石家庄，这两位异国的忘年友好，这才得见庐山真面目。马先生每天陪同松浦看戏，解答他关于中国北方戏曲剧种、剧目的提问，还陪同他走访了丝弦表演艺术家刘砚芳。松浦在石家庄的十多天里，连续看了11个剧种的24台戏，还列席了戏剧节评论组的研讨会，这使他眼界大开，对中国的戏曲艺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为研究中国戏曲曾经呕心沥血的日本青年学子松浦恒雄，回国后没几年便成为享名日本的中国戏曲通。他在大阪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期间，与人合办了以介绍中国戏曲为内容的《朝花夕拾报》；他在颇有影响的《悲剧喜剧》、《中国学志》、《东方》等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评介中国戏曲的大块文章；先后出版了《千斤话白四两唱》、《海上勾栏夜话》等记述他在中国各地所看戏曲的专著。1986年，中国江苏昆剧团到日本演出，松浦闻讯后，提前撰写了《中国地方戏曲介绍》的长篇专稿，热情地向日本群众介绍中国的昆剧艺术。这篇文章被江苏昆剧团收编到精致的赴日本演出纪念册里。
我与松浦恒雄初识于1979年。80年代后期他再到天津短期公干时，曾到艺术研究所看望我。在我祝贺他学术研究取得突出成绩时，他对我说：“中国戏曲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它应该成为日中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是的，中国戏曲确实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有的文化珍品。这除了它自身所具有的魅力外，还得益于包括松浦先生在内的各国知音的揄扬。中国戏曲的一代知音，其人可敬，其功当彰。鉴于此，写了以上小文，聊作对松浦先生的问候，遥祝他在研究领域成绩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