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宗基友和他创办的《华北汉英报》
宗瑞林
我的父亲宗基友生于1910年，1980年病逝于天津。山东省掖县人。1931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英国文学系，同年到英国伦敦文学研究院留学。1934年因我祖父病危，父亲肄业回国。后在青岛市某英文专修学院任英文教师。1937年我父亲来津，他一边教英文，一边试办汉英对照的报纸。每期他都是亲自将合适的中文稿子，译成英文。为方便读者阅读，将中英文并列排成版面，然后找印刷社排印，最后自己销售。此报因带有学习英汉两语言的作用，所以在市面上一经发售，即受到当时学习英文的大学生及在津居住的外国人士的欢迎与好评。
七七事变后，我父亲积极主张抗日，报纸经常刊登一些带有抗日言论的文章。日本人发现后，便要逮捕他。一天，他正在印刷社等着排版印刷，突然，汉奸便衣们闯入印刷社，将他抓走。幸亏当时该印刷社地处法租界，父亲只被带到法租界的工部局关押审问，而没被押送日本地界。在审讯中，父亲矢口否认自己是宗基友，说自己叫宗杰。因当时美英法等国均为盟国，又加之父亲曾在英国留学，所以法方草率地审讯了几次，便把我父亲放了。自此父亲就没再继续办汉英报。他经朋友介绍，来到天津耀华中学教英文课，并兼任教务主任等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我父亲很是兴奋。重又办起了汉英报。开始仍是按以前的办法：自己约稿、编写、翻译，然后找印刷社排版印刷。后来筹措些资金，准备自己办报社，扩大版面，扩大发行。
办报社，首先要有合适的房子。于是我父亲通过学生家长，找到当时敌伪产业局房产处，由当时中央信托局租给了原日租界陕西路83号的房子。这是一幢日本人住过的房子。四层楼，各房间的地板上都还保存着日本的榻榻米。每层楼分东西两侧。每侧各有两大间房屋，中间由日式木拉门隔开。经过修整后，一二楼作为报社社址，三四楼作为眷属住宅。一楼是半地下室，东侧是三间房屋，一间放置印报纸用的较大型印刷机，一间放置当时称为脚蹬机，专为印刷名片、信笺、信封等用的小型印刷机。另一间放置油墨、工具等杂物。西侧改为一大通间，作为排字房，放有排字架及各种型号的中、英文铅字等。二楼东西两侧都改为大通间房屋。东侧作为编辑及校对办公室。父亲没有设社长办公室，只是在编辑室放置一较大的办公桌。自己兼做总编辑及审稿。另外，他还兼管业务。西侧作为营业及会计办公室。
排字房使用了大约三四名排字工人。印报人员是临时工，白天给别的大报馆印完报纸，下午四五点钟，来父亲的报社印报，印完就回家。会计是亲戚（我的一位舅舅）。报社没有顾用专职的翻译、编辑人员。只聘用临时人员，或约人给提供稿件。如南开大学的袁贤能教授，津汉大学的张杰民教授、刘伯涣教授等人，都是父亲的好朋友，但父亲都给他们报酬。
1946年，父亲开始自己制作印刷了汉英报。至此，《华北汉英报》正式创办，并有了自己报社的社址。
此次复刊，不以报道新闻为主，还是以有助于学习英语和研究英语翻译为目的。有些文章是从各中文报刊中筛选出来的，也有当时美国新闻处送来的稿件及有关一些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文章。同时有一部分从大学英文课本及英文杂志上摘选下来的，有关英语语法、修辞及译法等文章，父亲对这些内容都是严格把关，并亲自翻译编写。另外，也刊登一些广告，以便收取广告费，增加收入。
在聘用的临时人员中，常有干了两三天就不见面了，也不要报酬，就不辞而别了。或者当其译文有问题时，按照所留地址去家中寻找，却因地址不详，竟无此人。解放后，才知当时在报社任临时翻译的人员中，有几位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因为当时报社的对面，是国民党的一个部队驻地，从报社二楼正好能观察到对面院里国民党军队的动静。报社二楼成为我党地下人员了解敌情的一个瞭望哨，为当时解放天津提供了一定的情报。天津解放前夕，因社会局面不稳，人心浮躁，乱乱哄哄，父亲有意将报纸停刊，就在准备中，忽然接到中共周恩来同志用英文写给父亲的信件。内容是为了配合天津解放，让报纸先不要停刊。要报纸的出版坚持到天津解放……当时，我父亲很是纳闷，不知为什么解放区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会认识他！天津解放的那天，解放军部队从报社门前路过，父亲在二楼的窗户里，看到在部队里有原在报社工作过的人，身着解放军军服，正在向父亲招手致意……父亲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报社里竟有我党地下工作人员。
周总理给父亲的那封英语信件，一直珍贵地保留着，在“文革”抄家中，被造反派抄走，没再退还，父亲为之很是遗憾！
解放后，英语在我国应用越来越少。许多懂英语的外籍人员相继离华回国。看英文报纸的人少了。只有些大学在学的学生，还常来报亭阅读。报纸的版面愈来愈小，销量急剧下滑，入不敷出，无法支撑报社的开销。我父亲在1952年向市政府申请停刊。4月份经市政府批准，《华北汉英报》正式停刊，历时六年多的报社至此关闭。
因为没有英语工作可做，1954年市政府安排我父亲去了市三十三中学，任语言教师。1960年，英语有所复苏，河北区教育局为发展业余教育，将我父亲从三十三中学调入河北区业余大学，组建外语系。父亲进入河北业大后因为是搞英语教学，很是欣慰，虽然已年届半百，却是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没日没夜地备课、选教材。作为业余学校，一般都没有坐班制，可是，父亲经常白天也到学校，晚上再去教课。他不仅担任教学任务，还负责编写教材，然后用打字机将教材打印出来（因为当时英语参考书籍短缺）。父亲先后编写了《英语修词学讲义》两册，《英语翻译法——理论与技巧》共四部分等。1964年，学校又让他主办了当时在天津独一无二的业余医学英语班。第一个班便设在原人民医院（现为肿瘤医院）院内。学员都是该医院的主治医生。因为当时许多医生都学的是俄语，对原文版的英语医学专业书籍很难看懂。所以这个班的开设，对提高医生们的业务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课程安排每周两三次。给人民医院医学英语班教授的内容都是美国原文出版的医学书籍，如麦克当纳所著的《癌瘤扩散》，美国癌症学会出版的《癌瘤》月刊中的文章等等。这些内容都是按照医院医生们的请求，选篇讲授的。另外，还讲解并翻译了美国芝加哥医科大学梅欧博士著的《大小肠外科手术》等。“文革”后又在本校开办“医学英语翻译”班授课。教材是美国出版的《急症治疗与处理》等等。参加学习有各个医院的部分医生和护士。
父亲所编写的诸多教材、讲义及翻译的医学英语材料等在“文革”期间，都被造反派红卫兵抄走。“文革”后，这些属于个人的知识财富一直没能还给我父亲！
我父亲除了担任教学任务，编写教材，还指导中青年教师的英语学习，帮助他们以提高教学质量。
父亲由英文文学专业，晚年又完全靠自己刻苦钻研学习，掌握了医学英语专业知识。以至他在给学员们讲课时，旁听的人们都误认为他是医学教授。
父亲一生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他严谨的教学作风，使许多学员及医生都钦佩他。他不求名不求利，老老实实做人，无私地把自己的全部专业知识，奉献给他所热爱的英语专业事业。就在他病重期间，学校的中青年教师及学员中的医生们，还经常到家中请教、问知。他为学校的英语教学发展，为学员们的医学英语，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为国家培养了不少英语人才。
父亲于1956年加入了民盟组织。“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学术权威，进了“牛棚”。当时，各民主党派都停止了活动。自“文革”时，父亲也就没再和民盟取得联系，没再提起自己是盟员之事，惟恐为此事再受到迫害。只是父亲去世后，1981年河北区民盟曾来信让他参加会议，但他已离开人世快一年了。
父亲在河北业大因教学成绩显著，贡献突出，多次受到奖励。如1961年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师，1962年被评为校先进教师，1977年被评为校先进教师及区教师代表，1978年被评为校级和区级先进教师等等。1980年被评为当时学校惟一的一名副教授。父亲一生学习不辍，工作不停，直至身患绝症，也从未休假一天。临终前嘱咐我们，丧事要从简，不要麻烦各方面人员。
父亲的一生爱国、笃学，勤恳无私，甘为人梯。他以其渊博的学识，横溢的才华，为世人所敬仰。他离去后，无数学生感佩父亲的一生，为他的逝去惋惜。
父亲享年七十岁，他把自己的毕生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英语事业。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