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海河防洪体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高镜莹出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堵口复堤工程处处长，为简任技正。华北水利委员会改名为华北水利工程总局，任副局长。他积极开展基础工作，修复河堤，筹备永定河梁各庄堵口和官厅水库工程。在解放前夕，高镜莹曾与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就水利工程问题用英语做过交谈，还有一番争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挑起大规模内战，水利建设无法开展，他设想的事业再次落空。外业人员逐步收缩到平津两市内等待解放。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高镜莹一家先后在哈密道168号（山西路口）和兴安路168号居住。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华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终于盼到了实现其夙愿的时机，他提出了确立海河防洪体系的方案：在上游山区兴建必要的水库控制洪水；在中游利用现有洼淀滞洪；在各支流尾闾打开洪水出路，开辟减河分流入海。这个方案的实施，奠定了华北治水的方针。他积极倡导抓紧勘测和水文等基础工作；制定华北治水轮廓方案；进行具体工程规划设计并准备施工。1950年，完成潮白新河工程，1954年，完成独流入海减河工程，以后四女寺减河、马场减河等相继完成，实践证明海河的防洪体系是正确的。其中独流减河是为了解除海河南支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的洪水对天津市的威胁。在高镜莹领导下做出了设计与施工图纸，1952年开工，1954年发生大洪水及时发挥了作用。以后在1956年，特别是在1963年特大洪水中显示了巨大的泄洪效能。

1963年，高镜莹的女儿高蕴瑛看了话剧《战洪图》，回家后向父亲讲述其中的故事，高镜莹听了后讲了一件事至今让女儿难以忘怀：“1963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我被国务院办公室同志敲门叫走，为了保住大城市，坐飞机看水情，话剧《战洪图》演得很有限。我们来到了准备扒口泄洪的地方，看到老乡用手捞稀泥保卫着堤岸，他们双手血肉模糊，给我们下跪；为了保住大城市，要炸堤，我们张不开口啊！工作难做呀！……”说着说着，高镜莹呜咽了，一个从来不轻易掉泪的“老高老高”的男人在女儿面前掉下了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