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企业家与企业文化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海归企业家创办的企业所形成的企业文化，内容十分丰富，颇具时代气息，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实业救国的思想。这是近代民族资本企业文化的中心内容和出发点，充分体现在各典型的民族资本企业中，他们都强调把“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作为企业的宗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更对我虎视眈眈。一些有良知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再次大声疾呼兴办实业，挽回利权，明确地提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问题，以实业救国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欧战频频，输入中国的“洋碱”锐减。1914年进口总数为六十三万多吨，1916年则只有四万二千多吨，致使国内碱价暴涨，以碱为原料的工厂纷纷倒闭。鉴于这种情况，范旭东决计创建我国的制碱工业。一次，他在跟友人谈话中表示“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干出来”。并指着眼前一堆堆的盐坨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他对民族化工事业的热爱之情和勃勃雄心溢于言表。1926年6月29日，永利碱厂经过长达8年的艰苦奋战，终于胜利建成投产，成为世界上第31家采用苏尔维法制碱的先进工厂，但在亚洲和有色人种国家中却是第一家，永利因而获得了“东亚第一制碱公司”的光荣称号。范旭东执著地追求发展实业，他主动放弃创业股份，后期公司还规定：股东个人拥有的股份不得超过企业总股份额的0.825%，这一情况并不为人们所熟悉。他们这种不谋个人私利的精神感人至深。

聂汤谷（1894—1981），湖南桃源人。1907年年仅13岁的聂汤谷东渡日本求学，后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系，旋赴德国留学，继续攻读化学，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聂汤谷归国后，入设于塘沽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久大和永利搞科研。1921年聂汤谷脱离黄海，到汉沽创业，兴办了汉沽化工厂。聂汤谷曾对达仁堂的董事长乐达仁说：“本人是渤海化学工业公司的发起人，敝公司设在汉沽，开业已经三年多，此前是1921年创办的汉沽化工厂。敝公司主要生产盐酸、镁粉和硫化碱，这些都是日用化工产品必不可少的原料。可是敝公司资金有限，仅募得股本10万元，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目前这些产品，主要依靠日、德、英三国进口。据我调查，我国每年进口硫化碱10.7万担，价值50万两，进口硅酸碱5.4万担，价值25万两，进口盐酸4.6万担，价值23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流向国外，令人十分痛心！发展我国基础化工，不仅是为了抵制外货，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我国工业其他行业的发展，早日实现我国工业之独立。听说乐先生有志于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现在正在选址建厂，不知敝公司有无与贵公司合作的可能性？”聂汤谷的一席话感动了乐达仁，乐感到聂汤谷还是个搞化工难得的人才。于是，两公司当下即达成合作意向，成立了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天津地区的第二大化工企业。

服务社会的思想。民族资本企业中的佼佼者，都十分强调为社会服务。他们不仅十分重视商誉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而且还力图通过自身的建设以影响和改造社会，建立起“现代集团生活”（指具有高度社会化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范旭东本着“以能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的信条，抗战期间还创办了中国工业服务社。他亲自为该社拟订章程，规定其宗旨是：“协助有志兴办工业的团体或私人，为其提出的工业生产项目，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如资源、厂址、技术工艺、设备要求和投资计划及市场需要等。”一经委托和受托双方取得协议，即由该社提出建设方案和工程计划，从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中抽调人员协同委托单位实施。这个服务社刚刚办起，就与四川省南川县的一煤矿签订合同，派永利的黄汉江前去帮助该矿把生产搞了上去。这也是我国化工科技咨询服务工作早期的一次成功范例。如东亚毛纺公司的宋棐卿提出，“要以生产辅助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凡是生产事业必须都有余（赢）利，没有余利的生产，就……成为消耗，但……（东亚）并非专为营利而生产，乃在利用生产的出品，供给社会的需要，利用合理的生产余利，辅助社会上有益于人类的事业”。近代天津的海归企业家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程度不同地把服务社会作为企业与自己终身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

独具的企业精神。近代天津的海归企业家们在管理中也同样注意企业理念的培育和企业形象的塑造。如范旭东先生提出的“四大信条”是永利制碱厂同仁共同制定并遵守的座右铭，是中国最早的企业精神，其原文如下：

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四大信条”在《海王》公布后，得到国内学术界、教育界、工业界和新闻界不少人士的赞扬。永利制碱公司在内部管理中范旭东提出的“四大信条”无庸置疑地起到了“理念”的作用，为当时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最突出和成功的一点，是通过研究人、满足人的需要来激发员工的主动精神。

陈调甫还把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作为永明漆厂的三字厂训。他向工友们解释：“办工厂第一条是做；做得多了就会发现缺点，所以要学；学到一点心得，还要教给后来的人，使以后不断有人做下去。”这种生产与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激励职工努力钻研，不断进取，对永明漆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天津东亚毛呢纺织公司总经理宋棐卿也说过“事业与工作的进度，并不只靠物或机械的良好，最主要还是如何使一般工作者和劳动大众有充足的精神努力工作”。所以，他们办企业都很重视职工的精神教育，注意培养自己企业特有的企业文化，以作为团结和鼓舞职工勤奋工作与劳动的精神力量，使职工对于企业有一种光荣感、责任感和归宿感。宋棐卿建立起的“东亚企业文化模式”就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综上所述，仅是粗线条地勾勒了一个海归企业家塑造近代天津企业文化的大体轮廓。绝大多数的近代海归企业家，几乎每个人都有经过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的奋斗而取得成功的辉煌历史，而每一成功的企业都有一套自己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他们的强烈爱国热情、丰富文化底蕴、敢于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和创新能力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与思考。至今仍然是一部难得的生动教材，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体会，并将之继承、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