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

1950年我从北京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的系主任是由西南联大转来的并以研究《洛阳伽蓝记》闻名的彭仲铎先生。担任古典文学讲授的还有华粹深、孟志荪和朱一玄三位先生，语言文字学的老师是邢公畹、张清常和杨佩铭三位先生，助教只有张怀瑾先生一人。由于当时课程较多，几位老师负担极重，所以采用了“就地取材”的办法，聘了阿英、卢甸二位先生讲授文艺学。方纪虽然担任政府部门工作又从事文学创作，但还是常年给我们讲俄罗斯苏维埃文学。阿垅先生则开了诗歌讲座课。何迟先生在创作相声、改编戏曲之余，应华先生之约给我们讲“人民口头创作”一课。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请了北师大的王瑶先生分别讲授前后两段。诸多名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使我们入学两年学到了很多理论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2年院系调整对南开大学来说不啻为一次“盛大节日”。在我看来，具体到南开中文系，它后来能跻身于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前列，是和开国后的这第一次教育改革分不开的。当时我们迎来了希伯来文学史研究专家朱维之先生，吴梅的大弟子、曲学专家王玉章先生，原中山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李笠先生，中国文学史和修辞学专家王达津和陈介白先生，还有文艺理论家顾牧丁先生。教育部为了加强南开中文系的领导力量，特别派了李何林先生担任主任。与众多著名专家、教授一道来的是刚刚从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的许政扬先生和清华大学毕业的陈安湖先生。不久以后，又从北京马列学院调来了古汉语专家马汉麟先生。现代汉语专家宋玉珂先生在稍后时候也来南开任教。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师资阵容，各个学科也为之完善，中文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和朝气。这些良师都曾从各个方面给予我日后的学术道路以重要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院系调整后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师生大会上，李何林先生自我介绍后，又一一介绍了各位新旧中文系教师。而在介绍许政扬和陈安湖先生时，李师特意点明许、陈两位是燕大和清华的高材生，是作为何林师调入南开的一个条件，特请部里分配给我们的。这颇有文字下加着重点的意味，所以同学都有很深的印象。如果说到印象，对我个人来说，可能还和二位青年教师的风度有关。他们不仅来自名牌大学，而且都具有典型的南方学子的文秀儒雅的风采，所谓文质彬彬也。特别是许师的中式对襟蓝布外罩和中分式背头，瘦弱的外形却蕴涵着一股灵秀之气，都令我在直觉上感到，这位孙楷第先生的亲传弟子必定是个俊杰之士。实至名归，许师后来逐步显示的学术研究实绩，完全证实了我的第一次直觉的正确。如果说有什么感应的话，这“第一次印象”，就真的奠定了后来许师作为我的导师的那一段不寻常的缘分。

许政扬先生在历史系为二年级同学讲一个学年的中国文学通史，要从先秦讲到五四前，共108节课。直到1953年第一学期，他才给我们本科生讲文学史中的元曲部分。他总共讲了24节课，四周的课让我们三四个年级的同学充分领略了许师的博学多才和个性魅力。这是一种崭新的感觉：用练习本写就的密密匝匝的讲稿；讲课时舒缓的语气中具有颇强的节奏感；用词、用字和论析充满了书卷气；逻辑性极强，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枝蔓和影响主要论点的话；板书更极有特色，一色的瘦金体，结构修长，笔姿瘦硬挺拔，竖着写，从右到左，近看远看都是一黑板的漂亮书法。如果说这是“形式”的话，那么他的讲授内容更令我们感到深刻和精辟。比如在讲《西厢记》时，首先是顺向考察，这样我们就把握了王剧创造性改编的关键。而在横向比较中，许师从俄译本直接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话：“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这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使我对《西厢记》爱情和婚姻的意义，有了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今天回忆这一点，我深切地感到许师对理论修养的重视，这对我半个世纪从事学术活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上大学期间，我对自己所崇拜的老师的讲课，一律采用“有闻必录”的方式。缺点是不能及时领会、消化课程内容，并在追踪其观点时展开独立思考；但好处是，有了完整的记录可以慢慢消化老师的授课内容。许师的课，最大特色是，只要你能“跟得上”，记录下来一看，就是一篇完整、绝妙的论文。我的办法虽属笨法之一，但我觉得获益匪浅。五十个春秋，经过了风风雨雨，许师讲的宋元学史元曲部分和选修课“元曲”的笔记，我至今保存完好。为了备课和写作，不时展读，仍然给我很多启发。

一晃到了1954年7月，我毕业了。从性格上考虑，我渴望当个记者，但分配名单下来时，却让我留系任教，而且分到了古典文学教研室，这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我虽无法拒绝当教师，但我怕自己教不了深奥的中国古典文学。我提出的惟一理由是，我的毕业论文是李何林先生指导的《论解放四年来的长篇小说》，所以请求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工作。当时担任系助理的朱一玄先生找我谈话，第一条当然是要服从组织的安排；第二条是跟许先生学，并担起历史系的文学史教课任务，以便尽快请许师回本系任教。“跟着许先生学”，一锤定音。许先生是我的导师，使我安下了心，并于当天下午拜见许师。

许师仔细听了我的自我介绍，沉吟片刻后说：“我先给你开个书单，你从现在起就边讲课边读这些书。”两三天后我就收到了许师给我的一篇三十本书目单。这是一个既简明而又沉重的书目，从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一直到龚自珍的诗。三十部书中除我读过的几部章回小说外，竟还包括我望而生畏的《昭明文选》、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以及仇注杜诗、王注李诗。许师看我而有难色，于是作了如下说明：（1）这些书要一页一页地翻，一篇一篇地读，但可以“不求甚解”；（2）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注文要读，目的是“滚雪球”，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书，包括已散佚的文献；（3）把有心得的意见不妨扼要地记下几条，备查。一纸书目，三点意见，对我一生教学治学真是受用无穷。说实话，我就凭着这三十本书的基础，逐步拓宽阅读范围，教了三年历史系的文学通史和三年外文系的古典文学名著选讲，应当说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纰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步步明辨出许师的一片苦心：第一，我的国学底太薄，必须先打基础；第二，让我硬着头皮苦读几部较大部头的原著，而不让我先看各种流行的选本，目的就是为了让我避免某名牌大学出来的毕业生竟不知“古诗十九首”出于何书、乐府诗又是怎样分类的尴尬！

在这里我还要重重地提一笔，50年代的南开中文系由李何林先生定了一个规矩，青年助教上课前必先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进行抽查。我在给历史系讲文学史课时，李师共听了三次课，而许师竟随堂听了六周课。李师对我授课多从技术上和仪表上提出意见，比如我的板书写得太草，写完挡住了学生视线以及说话尾音太轻，后面学生听不清楚，以及中山服要系好风纪扣和皮鞋要擦干净等等。许师对我的讲课的意见多着眼于疏解的准确性、分析阐释的科学性等等。当然，对我读错的字，也一一指出，这些就是所谓匡正悖谬、补苴罅漏。而我也要在下一次上课开始时，就向同学正式纠正自己讲错了的地方。这种从青年教师的严格要求开始，不仅奠定了南开中文系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教学规范，而且对我大半辈子从事教学工作以及认真负责的课徒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一边在给同学上课，一边听许师为五四级同学讲专题课“元曲”。应该说，我是一个好学生，不缺一节课，同样像学生时代一样做了完整的听课笔记。二十几年后我成了硕士生导师，在讲元曲诸课时能得到些许好评，其实都是许师原先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但是，如从讲学艺术来说，我太缺乏的是许师的那种娓娓道来的风度和使聆听者强烈感受到的一丝丝飘逸的气息。我虽时时刻刻也想克服我讲学时的那种匠气、呆板和矫情，但却难以做到像许师那样对博大的艺术世界的向往和追求。我想，这可能就是素质、学养和文化底蕴的差异所造成的距离吧！

如果说，此前我还是跟着许师学习如何从事教学工作的话，那么从1956年，也就是许师校注《古今小说》开始，我就正式进入了向许师学习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新历程了。

约在1955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系统整理出版了中国优秀的古典小说，在“四大小说经典”出版的同时，重点抓了“三言”的整理工作。

结果是冯梦龙选编的第一部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古今小说一刻”（即《喻世明言》）就委托给了许政扬先生。那时许师30岁。

小说研究行家多清楚，“三言”如中国众多小说名著一样，由于版本不同，刊刻不精，文字上多有歧异和论误。许师在考订版本源流的基础上，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以有价值的参校本比勘对校。他倾其心血，发挥其学识之优长，在训诂、校勘中，真正做到了精勤与博洽的统一，且细密与敏锐相得益彰。而细琐与难考之事，亦以求实之精神，不妄下一语。另外，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许师常于校注中开掘前人未发之意，修正前人的某些谬误，此锲而不舍的探寻文本真诠之精神，对我大半生的治学态度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经常结合《古今小说》的校注工作给我讲解长期被误解的语词。比如，把“行院”解作妓院，就是历来注家的误解。许师征引大量资料，说明“行院”乃是同业的一种组织，各行皆有，艺人中自然也有走江湖的艺人，到一个地方演出，就有当地的“行院”，帮助他们安排演出或居住的地方和用具。于是许师引用车若水的《脚气集》的记载推而论之，凡伎艺人等所谓的“行院”，主要就是这个意思。许师进而论证，用“团体会社”的名称来称团体会社中的人，乃是元明之间常见的一种语言习惯。在这个意义上，把“行院”中人即妓女也称之为“行院”，这才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最完善的、最正确的解释。再比如，通常在古典小说、戏曲中，往往把“一飓人马”误印为“一彪人马”。从此以后，就以讹传讹。许师对我讲，宋元时代仅有“一飓人马”而无“一彪人马”，他说，“飓”字字书不载，或以为是“彪”的形误，其实并非。他征引《谢金吾诗酒红梨花》第四折音释“飓”音“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一飓”条：“虏中谓一聚马为飓，或三百匹，或五百匹。”可见，“一飓就是一大队的意思，原系北方方言。许师这种如谈家常、平等对话的态度，不仅体现了学者的风度，对我更为重要的是他用循循善诱的方式，把一个治学粗疏的我逐步引导到追求严谨的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所谓“得窥其门径”应当说是从此时开始的。

值得一提而至今仍令我感到温馨的是，许师总是在两个星期中挑一个闲暇的日子带我到天祥市场去淘书。1955年左右，那儿是一个极大的图书市场，以旧书为主，而《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的各类小册子，堆成了山，三五分钱可以买到一本很有用的书，花上四五毛钱就可以买到《李太白集》。这时许师总要提醒我买些什么书，比如《事物纪原》、《古今事物考》、《释常谈》、《续释常谈》、《通俗编》、《挥麈录》、《梦溪笔谈》、《鹤林玉露》、《邵氏闻见录》（前后）、《侯鲭录》、《齐东野语》、《云麓漫钞》、《独醒杂志》、《能改斋漫录》、《夷坚志》、《辍耕录》、《老学庵笔记》等等。另外，他还指点我买一些现代著名学者的书，比如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就是当时买到的开明版初版书。而张闻天翻译的柏森格的《笑》这样的美学著作，他也在谈笑中说：“你喜欢读美学书，只有这一本，我就让给你了！”是的，那时几乎是随买到家就要匆匆地翻一遍，因为许师有一个习惯，他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问问，你看了哪本书、有什么发现之类的问题。至于自1954年开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陆续整理出版的《醉翁谈录》、《绿窗新话》、《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他都及时督促我买下。这些笔记文，对我后来治学用处极大；而当我能带研究生时，也总要向他们介绍这些书，因为要想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是不能须臾离开这些笔记的。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和理论研究往往相互隔阂，甚至相互排斥，结果二者均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许师却把二者纳入历史和方法的体系之中加以审视，从而体现了考据和理论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的学术个性。像《话本征时》这样专门考证一篇篇小说产生时代的论文，也显得血肉丰满、有理有据，无枯燥乏味之弊，而是灵气十足，真正达到了学识与才情的结合，广博与精深、新颖与通达等的平衡与调适。如果让我斗胆地概括一下许师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的话，那么我认为许师最大的研究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朴学，集其大成而创立了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即以真实为基础，以考证为先行，联系和扣紧文本的外在因素（时代、环境、影响、作家生平等），同时保留对鲜活的作品本身的审美意趣的艺术的敏感与直觉。这无疑是一种灵性和智性高度结合的新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这一切，我认为有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版的《许政扬文存》在，就无需我多说了。

从以上我对许师学术成果和我的从师问学过程的粗线条勾勒，细心的读者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不过是短暂的5年时间，却给我的学术生涯带来两点有决定性的影响：（1）凭借研究对象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2）把握中国小说、戏曲这同一叙事文类在我国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相互参定、相互作用、同步发展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属于自己的古典小说、戏曲艺术的研究整体世界。

而要回到我这篇自叙性文章的主题时，我的第二点体会又是和政扬师几十年前的一句重要的话分不开的；凡是想要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金瓶梅》这部书绕不开的！

以上这些粗略叙述，意在说明，我在后来之所以能够研究《金瓶梅》这部难读的大书，是和许师在几年中给予我的文化学术储备、研究方法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