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西庄与天津儒雅文化
王兆祥
翻开天津传统城市发展的历史，清代中叶可以说形成了天津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当时天津的儒雅文化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所谓“雅文化”，相对“俗文化”而言，指的是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其中包括教育、出版、史学、文学、艺术、园林建筑、学术交流等多方面。而清代一座私家园林——水西庄，以及围绕水西庄开展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就比较集中地体现和反映了天津这一儒雅文化特色。
水西庄修建于清雍正年间，选址在三岔河口以上的南运河畔，园主为查日乾和查为仁、查为义父子。《天津县志》记载：“水西庄，在城西三里，地周百亩，水木清华，为津门园亭之冠。中有揽翠轩、枕溪廊、数帆台、藕香榭、花影庵、碧海浮螺亭、泊月舫、绣野簃、一犁春雨等诸胜。”钱塘诗人汪沆曾居住水西庄，在他的《津门杂事诗》里咏道：“惹烟笼月影檀栾，绣野簃前竹万竿。寄语锦绷来岁脱，莫望烧笋斗春盘。”并自注：“津门少竹。水西庄绣野簃前后，栽竹数亩，葱郁深翠，不减江南。”朱岷北上游赏水西庄后，也写道：“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初到津门》）水西庄的独特景色引起清代诗人袁枚的关注，他在《随园诗话》中说：“扬州有马氏秋玉（曰琯）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谷（为仁）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千（昱）之‘小山堂’，吴氏尺凫（焯）之‘瓶花斋’，名流宴集，殆无虚日。”把天津的水西庄与扬州、杭州名园相提并论，可见当时水西庄在全国知名度之高。
天津设卫建城之初，社会风气有重武轻文的倾向。史书记载，天津“虽密迩京师，然于明成祖始建，盖军卫地也。其俗尚勇力而椎鲁不文。四方客之逐鱼盐者趋如鹜。以故好学能文之士，数百年卒无闻焉”（《诗礼堂古文序》）。因此，市民“日以戈矛弓矢为事，争相骄侈为高”（《天津卫志》）。直到清初的雍正以后，这种社会状况才得到改观，形成“偃武修文”的社会风气。而水西庄的修建以及在水西庄里举行的大量文化活动带动和促进了天津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化。正像清中期天津诗人梅成栋所说：“沽上风雅之事，一盛于国初张鲁庵（霖）方伯之‘遂闲堂’，再盛于查莲坡居士之‘水西庄’。”（《沽上梅花诗社存稿序》）清代晚期诗人华鼎元也说：“沽上风雅之盛，实心谷导以先路。”（《缄斋杂识》）
水西庄中各种图书、名画、金石、彝鼎收藏极多，吸引招徕南北名士来此游览观赏、吟诗唱和、切磋文章、泼墨绘画。清世宗雍正以来，“查氏父子延揽宾客，一时推为极盛”。《沽水旧闻》说查日乾为了吸引文人墨客，“集各省之庖人，以供口腹之腴。下箸万钱，京中御膳房无其挥霍也”。尤其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广开鸿博科，江南进京的文化名流甚众，其道经天津，多到水西庄相聚，查为仁均豪爽相待。正如《天津县志》所记：“凡四方士大夫及文人名士，偶有经过，周旋倾倒，无倦色。以故贤豪长者多乐归之，而斯园亦因以得名。”《津门诗钞》附记中说：“津门为水陆之要冲，去京师十舍而近，冠盖相错，宾至如归，投辖赠鞭，征诗对酒。”而《天津县新志》记载，水西庄曾有“大江南北才俊，轻舟诣阕，络绎不绝”之盛况，而查为仁亦获得了“庇人孔北海，置驿郑南阳”（《天津县新志》）之美誉。
据粗略统计，曾经到过水西庄的各地著名文人有朱彝尊、方苞、姜宸英、杭世骏、厉鹗、朱岷、吴廷华、陈奕僖、陈元龙、高景光、钱陈群、查曦、刘文煊、赵松、周焯、翟灏、胡捷、金玉冈、汪沆、赵执信、万光泰、田雪峰等。这些人慕名而来，或小住，或寓居，以文会友，切磋学问，诗和酬唱，笔酣墨畅。“东山丽句谐丝竹，北海名贤共酒樽”，“甲部摊经丁部史，红儿记拍雪儿歌”（郑方坤《国朝名家诗抄小传》），正是水西庄中文人们探讨诗词，咏物抒情，宾主间送往迎来，赠答酬唱情景的写照。
据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考证，水西庄内的园林景观“藕香榭”与曹雪芹《红楼梦》大观园中的“藕香榭”名字相同；水西庄有“揽翠轩”，大观园有“拢翠庵”，“拢翠”与“揽翠”是意境相同的词语。这种巧合，不能不令人得出曹公到过水西庄的推测，引起人们对水西庄的更多关注，为水西庄风雅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这些到过或寓居水西庄的文人雅客、学者名流，工诗善画，博学多才，为天津留下丰富的地方文献和学术著作，并对后来的天津文人创作产生直接影响。如乾隆时期编撰的《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作为天津历史上第一部府、县志，就是客居水西庄的吴廷华、汪沆纂辑的。此外，汪沆还编纂了一部《津门杂事诗》，为以后蒋秋咏《沽河杂咏》、崔旭《津门百咏》、樊彬《津门小令》、华鼎元《津门征献诗》等书的刊印，开创先例。朱岷的《秋庄夜雨读书图》和田雪峰的《水西庄禊图》，是反映天津地方风物文化的绘画珍品，现存天津历史博物馆。
在水西庄中仅查家子弟出版的学术著作就非常丰富。查日乾的《史腴》、《左传臆说》，于史籍多有发明。查为仁与厉鹗同撰的《绝妙好词笺》，清乾隆年间被收入《四库全书》，他的《莲坡诗话》，为清代诗话中重要著作，编入《清诗话》，《蔗塘未定稿》也是清代重要诗文别集。查为义有《集堂诗草》，查礼有《画梅三十四则》，查为仁妻金至元有《芸书阁遗稿》。其后人查善和、查淳、查彬、查林等均有笔记专著问世。查家刻书不仅多而且精，非常丰富。传世的有《查氏一门烈女编》、《津门杂事诗》、《沽上题襟集》、《铜鼓书堂藏印遗稿》等，这些书至今已成善本。为了编刻好书，水西庄专设“沽上校书房”。查礼曾有一首七律诗专记其事：“故纸钻研作蠹鱼，一生难尽古人书。不争亥豕由来误，窃恐朱黄此去疏。聊藉家藏充腹笥，未堪谋食代耰助。卯金曾有然藜说，可似扬雄傍五渠。”水西庄的刻书，得到著名版本学家黄裳的赞誉，他将查为仁《蔗塘未定稿》的开花纸印本视作乾隆中期精写刻本的代表，并将该书书影收入《清代版刻一隅》一书中。他认为《蔗塘未定稿》和《津门杂事诗》“楷法精熟，姿媚横生，刊工亦能传其笔墨，名作也”。他在《清刻之美》一文中赞叹说：“真是纸洁如玉，墨凝如漆，笔法刀工，风神绝世。”水西庄著书之多，刻书之精，展示了天津儒雅文化的另一个侧面。
值得一提的是，查家还较早开创天津书院教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查为义捐家中旧宅，由卢见曾爰材鸠工，在城内创建问津书院，延师造士，为肄业讲学之所。嗣后天津的辅仁书院、会文书院、稽古书院相继建立，在培育科举人才，优化社会风尚方面做出贡献。
在切磋学问、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之余，水西庄经常举办歌舞演剧活动，每晚丝竹乐声不断。据查善和（查为仁之子）的外孙王权回忆，“竹间楼晚岁梨园歌舞殆无虚日，余时时入局”。这些演出的盛况往往被一些文人赋诗感怀，成为历史的记录。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秋，商盘入都经过天津水西庄，查为仁举办歌舞演出，商盘有七绝四首纪其盛况；乾隆二年（1737年）元宵节，水西庄演出《长生殿》，吴延华有《于斯堂踏灯词》七绝二首；乾隆十四年（1749年）厉鹗离津，查为仁演戏为其送行，厉鹗和汪沆各有《乐堂观剧》四首。这些诗句后收入诗集中，成为反映天津儒雅文化和天津演唱艺术的宝贵资料。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四次驻跸水西庄，有一次正值紫芥（一名诸葛菜）盛开，为园林增添生气，乾隆游兴之余，赐名“芥园”，并御书篆体“芥园”二字，更提高了这座园林的知名度。
随着岁月流失，水西庄逐渐衰败，但这里仍然是文人学者向往的地方，他们在游览和凭吊中留下许多诗篇。樊彬在《冬日访水西庄遗址》中抒发其怀念之情：“为访名园胜，冲寒度石桥。斜郭余废础，老树倚寒霄。遗址今犹在，良朋好共招。城西游兴畅，闲步莫嫌遥。”华长卿在《晚泊芥园》诗中写道：“匆匆行色又登舟，九曲河声抱郭幽。依旧水西庄上月，于今来照芥园楼。”诗人陈珍有《夏日游水西庄》诗一首：“水西庄上水禽啼，水西庄下水拍堤。诗客酒豪零落尽，渡头杨柳尚依依。”崔旭亦有赋诗感怀：“芥园高傍卫河旁，楼阁参差映绿杨。曾是当年诗酒地，行人犹指水西庄。”从这一首首诗词中，不难看出水西庄在文人墨客心目中的地位。
查氏家庭书香门第，从明代开始文人辈出。清代查氏家族得进士衔的14人。其中佼佼者应属查昇与查慎行。查昇的诗、篆刻、书法俱佳，尤以书法清秀驰名。查慎行以诗闻名，平生著诗近万首。洪亮吉有评论说：“七律之多，无过陆务观，次则本朝查慎行。陆诗善写景，查诗善写情。”在水西庄查家后代当中，从事文化事业的更是大有人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诗人穆旦（查良铮）和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查良庸）等。
1933年12月15日，天津中山公园董事会发起组成“天津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成员多为天津文化界名人，这是天津最早的文化遗址保护组织。
水西庄对天津而言，正如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所说：它是“蕴涵着巨大的历史文化的丘壑”。它反映了存在于天津历史上一种“儒贾结合”的特殊文化现象。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