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师生活片断回忆
张文林
我9岁时，父亲做主，在寒假后上了小学。上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会写信和记账，对于家庭生活，有很大方便（父亲在北京工作，每次来信，要请人来读，回信，要请人来写），日用花钱，母亲要用脑子记，等父亲回来报账。我入小学时，还是扎着耳朵眼和缠足的，经过学校教育和在家里反复向父母要求，才去掉裹脚布摘下耳环，穿上线袜子走进学校。在官立第三女子小学上的初小，它原是华提庵；在官立第二女子小学（它原是弥勒庵）上完高小。在我上小学时，看到过原在这两所庵庙修行的尼姑到学校事务课来要钱领生活费，她们剃着光头，穿着斜领长袍和齐膝的白布袜子黑布鞋，我看到她们觉得可笑又觉得可怜。
上完高小，虽然我多次考到第一名，但再上学，还需要6年，家境不允许。我便买了初中一年级课本自学，有了疑难记下来，星期日到一位同学家里去请教。父亲看见我好学不倦，终于支持我去考女师。我以平日所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前期师范一年级插班，我满心喜悦地入了女师第二十六学级。自己决心加倍用功，埋头读书。三年的前期师范毕业了，我的知识领域开拓了许多，但我的思想还是很闭塞的。因为学校和家庭都不谈社会，不谈国事。我只立了一个志向，将来要做一个好老师。在这两年半期间内经历了一些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首先，一入女师，就得梳头穿裙，我梳上头穿上裙子，觉得老了很多，也呆了很多，活泼不起来了。直到北伐成功了，学校出现新气象，我班同学胡康华剪了头发，学监发现后立即把她关在宿舍里，三天不许上课。同学传为奇事谈论不休。三天后，胡康华来教室上课了，大家并未笑她头发短，反倒羡慕她是班上第一个剪发的。随后，剪发像一股洪流奔腾澎湃，来势汹汹，今天你剪了，明天她剪了，数不胜数，关不胜关，我在这激流中也把头发剪短了。
再有，就是国文老师因病请假，由顾随先生来代课，他讲了很多俄国小说和鲁迅先生的小说，他只朗读，我只静听，但我能理解内容情节，人物形象仿佛浮现眼前，使我爱好起文学来了。从此，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书包里，总有本课外阅读的书，不是鲁迅先生的作品，就是翻译小说，这对我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提高，大有帮助。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教育事业经费长期欠发，学校穷得很，老师穷得很，但大家还是勉强维持上课。有一天下午我班同学王振华召集部分同学在后院一间大屋子里开会，她说已八个月不给老师发薪了，老师们没钱做棉衣，任老师在这么冷天还穿单裤，我们要帮助老师！同学们便凑出钱来为老师做棉衣。
我要升入后期师范了。由于上了女师后，没有学浮华的习气，也没有忘记妇女的本分，能做针线，料理家务，家里同意我继续上课，当然，朴素和勤奋确实也是女师的校风。后期师范分文、理、美三科，当时我认为理科的功课枯燥些，文科的功课可以自学，绘画却必有老师指点才可以学到，就选了美术科。其后曾因在《女师周刊》上看到入美术科者多为次等生的消息，引起美术科同学气愤难平，选出代表向校长提抗议，我也是代表之一，最后校长答应在下期周刊上更正，才平息了这一风波，但美术科的同学始终是心有余怒的。我则要求自己加倍努力，把画画好，把琴弹好，把花绣好，给大家看看。
我们的教室布置得很好。四壁挂着裱好的山水和花卉，室内的四角放着四个大画案，上面铺着毛毡，同学分四组作画。负责这一教室的工友叫韩贵，他是十分勤快、负责的人，星期日我们去学校作画，他总是随时给我们开关教室，永无倦色。
教琴的老师是张筱忱先生，他寡言语但和蔼可亲，诲人不倦，认真负责，严格要求。每星期我们有四次练琴一次回琴的时间。回琴时张老师坐在钢琴旁边指导学生，出了差错就要重弹重练重回。张筱忱先生还时常讲音乐理论，有时感叹中国音乐不发达，进而感叹中国的衰弱。他的谈话激励性很强，使我们奋发图强。后来当我知道张志新烈士是他的女儿时，我对张老师更加肃然起敬，烈士的无私无畏精神，也是和家庭教育分不开的啊！
还有何肇葆老师教我们理、美两科的国文课有三年之久，她教课认真，引导得法，她选的讲义知识面很广，她的言谈举止，讲课态度，我都当作楷模，愿向她学习。
上后期师范的三年里，学校有很大发展，成立了大学，改名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分学院部、师中部、小学部、幼稚园部。院长把精力倾注于办大学，对师中、小学的事过问就少了，幸而这部分的教职员是热爱教育工作的人，始终是勤勤恳恳，这也成为女师的校风之一。
1932年暑假我在后期师范毕业，毕业前学校组织我们去北平参观游览，使我们广开眼界，增加见闻，另外则是到小学部实习教课，并且在原任课教师领导下组织同学评议，师范生班班如此。这种办法颇见成效。女师同学在教育工作岗位上，普遍都能胜任，博得好评。
我毕业后留校任教，但我还期望深造，我考取学院部后取得学校同意先休学一年到小学部教课。任课一年后，我请求学校在小学部担任高级班的美术课，半工半读来上大学，每月得到12元工资，除自己使用，还补贴家里。
我在大学上的是国文系，课程是繁重的。系主任原为董鲁庵先生，他来上课时常手持念珠，头戴方顶帽。他讲修辞学，清楚详尽，很有风趣。学生称他“佛爷”，他听了也不生气，同学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请教，董老师总是言简意赅地解答，同学听得很入神。寿普暄先生教《学术思想史》，他讲课时不看讲义，学识很渊博，记得他给我们介绍范文澜先生写的《文心雕龙注》最详细。我们很多同学都买了这部书。董老师后来走了，张绶青先生担任系主任，他过去曾搞乡村教育，在天津又和国文系同学在院外操场成立妇女识字班，招收附近住户不识字的妇女，在下午四点以后来操场上课，全都免费并发给文具和书籍，我也被约去教过课。张老师教“作文批改”，发给全班同学一篇作文，阅读后再批改，加眉批、总批，改错别字、不妥词句等。大家交了，由张老师再批我们所改的作文，这种方法很好，以后我在工作中批改作文三十多年，也是这么做的。
其他老师也是学识很渊博的，如雷浩然先生讲《文字形义学》和《音韵学》，郑小从先生讲《毛诗传疏》，都有独到之处，但课程的设立偏于旧的多，新的少。经过一番周折和要求，新的课程设立了，有《外国名著译读》、《词曲研究》。用两个学期，学完了一部《浮士德》，同时也知道了雨果、巴尔扎克等外国作家，在阅读方面开辟了新天地。
我们组织起国文学会，我和第四学级的张智敏同学是负责人，还出了刊物，开过联欢会、演过剧，导演是曹禺先生。他当时教“戏剧研究”这门课。同学们排演话剧，请曹先生指导。通过排练我们才知道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原来演剧人的一眨眼，一抬手都是有要求的，一抬脚、一起坐都是有角度的，为了传达感情，表现思想，都要合乎身份。这样指导者对剧情的理解对人物的认识是多么深刻啊！
女师对体育课始终是重视的，直到大学也是每周有两小时体育课，体育老师要求严格，不穿运动服、不穿操鞋都算旷课。因为是女校，关于同学来“例假”的管理办法要求严格，规则明确，合乎实际，体育系主任及体育老师都是女老师，对女生的生理特点也体会得特别深刻，想得周到，每班每个同学都有一张例假表，填写起止日期。这样老师可以了解同学身体状况，安排适宜的体育活动，但都必须一起参加站队、点名、整队、下课等，使同学既不能忽视体育，又不会因激烈运动而影响身体健康。
学生组织还有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平时不过是迎送新旧同学和出版刊物，习以为常，对于谁是负责人也不大注意。“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北京爆发了，天津的学生也沸腾起来，女师的学生自治会召集全校同学开会，讲什么“要安心读书”等等，大家骚动起来，当场就有学生提出质问，他们也答复不了，同学们一哄而散，再召集开会也不灵了。以后改选，选出三个负责人是罗爱华、高福媛和我，平日我又教又学是很忙碌的，很少和同学谈话，我能做些什么呢？当时的形势变化很快，我便和罗、高二位同学时常“碰头”，我们都是有爱国心，但又认不清前进的方向。不久“学联”成立了，从此各校有了联系，各校学生代表连续开会，决定“一二·一六”那天响应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那天下午，我校学院部同学正在体育馆听讲话，其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法商学院的男同学闯进学校，来到体育馆门前高喊：同学们！我们还能安心读书吗？我们要抗日！大家出去游行把！于是讲话停止了，同学们排成队伍，跟着走出校门。天纬路拥挤得很，走到大经路（现中山路），真是人山人海，到了金钢桥，有些男同学站在汽车上演讲。队伍走过金钢桥、大胡同、官银号、东马路、南马路来到南开大学，这时广场上已经站了许多学校的队伍，我们也成双行站在那里。前面有人讲话，讲完话要各校派一代表到前面开会，我校选的是罗爱华。游行之后，同学们头脑清醒了许多，比较关心国家大事。校方怕学生闹事，宣布放寒假，下学期开学也很晚。
1936年，同学自治会也一变常态，买了19辆自行车供同学练习，一时操场上和大院里练车的人很多，很快许多同学都会骑自行车了，骑自行车上大街，在女师这也是件新事。同年4月22日是女师成立30周年纪念日，我参加了这次隆重的校庆。全校各部都开展览会，幼稚园部、小学部、师中部和学院部，展出师生的作品、作业成绩等。校友来了很多，显示了女师的校风：学生对学校的感情很深，同学之间的友谊很厚。这次校庆出了一本刊物，名为《学校一览》，把几十年办学经过加以总结，鉴往知来，很有价值。
我的4年大学生活将结束了，在1937年春，又出游了一次，女师、河北师大的毕业生组成“西北旅行团”，沿京绥铁路而上，每到一站便停下来参观和游览，览后再挂另一次列车前进。在餐车上吃饭，并有卧铺，经过青龙潭、南口、八达岭、张家口、大同、包头等地。有一部分同学坐汽车直到百灵庙，然后由包头搭火车直达北平再转天津。参观了祖国大好河山，看到了我国西北亟待建设和教育的普及。这是一次教学实习，为教好中小学做好了思想准备。
是年6月22日举行毕业典礼，7个系共72位毕业生，都穿上白色长大褂，站着接受了齐壁亭院长的训话，他以教育救国的思想传授给我们，我抱着这个志向离开了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