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企业中的海归企业家
宋美云
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派遣，一般都从洋务运动说起。天津最早的留学生也是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因为洋务运动的进行使派遣留学生成为社会的需要，需要培养为洋务事业服务的军事、技术人才。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科学技术，李鸿章、曾国藩等人联合奏请派遣官费留学生赴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1876年李鸿章派天津武弁卞长胜、朱跃彩等数人赴德国留学，是天津派到国外学习的第一批官员。1881年12月李鸿章第一次从天津水师学堂经过严格挑选派出10人赴英、法、德学习制造枪炮、火药、驾驶、营造等。1986年3月，李鸿章第二次从北洋水师学堂选取优秀学生10名前往英国、法国留学，主要学习测绘、驾驶、制造等技术。由李鸿章从北洋水师学堂派出的二十余名学生占当时天津留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留学生在国外不但学到了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以及某些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得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
1900年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是近代天津工业的迅速发展期。1907年10月，周学熙从北洋高等学堂派出毕业生累计共153人，回国后因学有专长均被企业录用，并受到好评。有的企业也先后派出技术人员到国外学习。这一时期天津的留学生从留学形式、留学人员结构、所学的专业以及去往的国家与洋务运动时期都有着显著的不同，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留学形式的多样化。当时到国外学习的留学生有官派、公派、自费留学、长期学习、短期进修、专业培训等多种形式。洋务时期派出的留学生以官派居多。1912年后，不仅有官派，而且企业派出的留学生越来越多。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被派出短期进修的专业技术人员回国后对企业起了一种见效快的作用。如1904年周学熙创办的高等学堂，就派了13名学员赴日本国的工、农、商等专科学校进行短期学习。1906年8月选派化学、机器专科学生19名，分赴日本大阪、长崎各工厂实习。在国民党最初统治天津时期，担任天津商会主席的张品题，就是这一时期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张留学日本，学习制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归国后，充北洋师范学校理化教员直隶劝业道审查处翻译。宣统二年（1910年），任南京南洋劝业会出品协会协赞员、化学工业检查员、直隶水产学校教员，后任该校校长；曾任天津县参事会民选参事；首创北洋同业工会，并当选为织染同业公会会长；卞月庭逝世后，又接任天津总商会会长，任天津大新织染公司总经理。天津著名实业家宋则久先生创办的织布厂，为了改进织布技术，不仅聘请国外的技师进厂指导技术，而且还先后几次派企业技术骨干到日本短期进修，学习制绒衣料和织染技术。回国后，工人们在他们的指导下，生产技术与产品质量得到明显的改进，增强了与日商企业的竞争能力。经过宋则久与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天津国货售品所的产品种类从1913年的300种到1926年已增加为八千余种。
1912年以后，天津的留学生人数明显增长，尤其是自费留学生人数明显增加。这些人员回国后立即开始创办企业，以此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如化工、纺纱、医药等要求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中有不少人员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力量，他们给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管理体制和科技效应，如著名企业家范旭东为了事业的需要，在经济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还屡屡集资，通过考试选拔，先后资助“永久黄”团体的工程技术人员三四十人出国留学深造。宋棐卿、朱继圣、聂汤谷等人创办的新兴科技型企业中，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多数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有国外高等教育的学历。
第二，留学人员构成的多样化。归国的留学人员中不仅有学生，而且包括州县的现任官员、乡绅等。周学熙向袁世凯提议，州县官吏日后无论实缺或补选，一律先赴日本学习考察三个月，让他们亲自经受教育，让他们对“兴学、办厂、制造、经商”有了一定的认识，取得考试合格证后，再进行委派。袁世凯接受了他的建议，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饬令州县官员分三批去日本学习参观，时间为三个月，安排其“参观行政及司法各官署并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省，然后饬赴新任。其在日时，由留学监督随时考询，回省时呈验日记，各陈意见”，“如有托故不往者，即停止赴任”。他们游览了日本的京都、大阪等地。他们白天参观、考察学校、工厂、商店、商品陈列所、博览会、银行等，尤其是对日本的府、县参事会、司法机构和市、区、乡公所各该议会之考察更为详细。晚上则请日本的学者、专家及工商业家讲授日本的立法安邦、兴工办厂、学校教育、银行储蓄、商业经营及市政建设，等等。返国后，他们都呈交了日记，记明了在日本学习、考察的心得、体会。回乡之后即见行动。如保定知府十月考察回任后，为仿效日本地方分权法，曾上书袁世凯，提出改革州县六条措施。他们声称：“中国亲民之官莫如州县，故事事均责成于一身，较之日本无裁判（法律‘审判’）警察、消防各分署以分其劳，又无市、区、村各自治团体以为之基，虽肄应之才不无丛脞，故非得分任之员辅佐之绅断，措施裕如。”1905年直隶工艺总局会同学务处，遵照袁世凯上年的成命，二月，再札饬各州县自筹公款，每人银三百两，派遣二人去日本。“即使贫瘠之区，亦必须遣派一人，惟不得以他州县人充数”。挑选“品学兼优、乡望夙孚者”，或绅董中“夙行公正，曾办学务者充选”，或“现充学董者尤善”。选定后，具文申送学务处，由该处呈袁世凯分三批咨送。除往返期限外，应留有实足四个月时间。课程的安排有“到东后，昼则参观各学校，并考求各学校组织、编制各事，于小学校尤须加详；夜则延日本教师讲授科学，如教育学、管理法、学校制度等类。值暑假时，则昼夜听讲，回国时每人须呈交日记一份”。考核合格者，派回“本籍尽效力之教育”，“以化内地固陋之风”。
上述留学人员的构成和学习内容的变化，虽说是在袁世凯的行政命令下实施的，但在培养对象上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较单纯派遣留学生花费少、时间短、收效快。这样，不仅使一部分封建官吏开阔了眼界，受到了一次“不工不富”的教育，也使一部分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士、庶、绅、商学到了一些兴学、办厂和经商的本领，也为北洋实业开基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对直隶城乡工商业的发展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说起派到国外学习和考察的官员，周学熙是出访日本最有影响力和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天津官绅。1903年周学熙受袁世凯指派与他人一同考察日本东、西京较大的学校及工厂。他认为：“日本之兴也，其在工商业乎！”并决心将“考察所得于日本者”，“施诸我国”。回国后，周学熙于1905年主持开办官立造纸厂。初设于迁安县，后迁至天津。周学熙派此厂的技术人员赴日本考察造纸厂的原料及技术，回来后采用宣城造纸法生产纸，安置游民一百余人，工厂的规模在当时来讲可谓不小。1906年4月，周学熙创办北洋劝业铁工厂，开中国机器制造之先河。建厂之初，他也派专人赴日本大阪铁工厂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后来，该厂制造出织布机、起重机、车床、电风扇、石印机等，并将织布机、轧棉子机推广到直隶各县。又如1913年毕业于日本高等工业学校的王竹铭、严智怡两人出任直隶商品陈列所所长，他们组织人力在全省范围内收集商品，大大丰富了陈列内容。是年秋天，直隶商品陈列所派人赴日本东京、名古屋等地，考察商品陈列所的发展状况。为参加1914年4月在东京举办的大正博览会，陈列所专门成立赛会事务局，从全省征集了数百件商品参展，博览会结束时，陈列美观有序的直隶商品陈列所和天津造胰公司还得到了大会的表彰。直隶商品陈列所的发展，引起了日本有关人士的兴趣。1915年，日本农商务省书记及商品陈列馆长一行6人，1916年日本大阪住友总店总理事铃木马左也等人来陈列所参观。在直隶商品陈列所带动下，望都、南皮、广宗、威县、广平等县也相继成立了劝业所。但因资金缺乏，各县劝业所创办工厂较少，而多创办于农事试验场，致力于棉种改良、植树造林、创办苗圃，对推动当地农林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留学期间所学专业的多样化。20世纪初期，天津留学生数量不仅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增长，他们所学的专业也与以前有了较大的变化。20世纪初“留日潮”兴起，初步统计1904年留学日本的天津籍学生有176人。1900年至1939年间，以科技、商业等为专业的留日毕业生的大致情况是：工业18校979人，商业9校342人，医学23校414人，农业11校333人。据记载，其中相当一批留学生归国后选择在天津以及直隶各地工作。他们在新技术、新行业的引入上发挥了骨干作用，将天津的工业企业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第四，留学去往国家的多样化。据记载，20世纪以前，天津归国留学人员大多来自日本等东南亚国家。与之不同的是，20世纪20至40年代，天津较大的企业中，来自欧美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数量明显高于来自亚洲的留学人员的数量。1931年—1948年间，天津永利碱厂共派出34人到国外学习，到美国23人，到日本8人，其余3人分别派到荷兰、印度、德国等国家。在天津东亚毛呢纺织公司的技术人员分别来自英、美、日等国家。
总之，近代留学归国的企业家的一系列将国外新技术和新产品引入天津工业企业的“实业救国”活动，带动了直隶兴办实业的风气，促进了天津一批知名企业与产品的形成，加速了天津地区工业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