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父亲李吟秋先生
李靖森
我的父亲李吟秋原名李绪西，河北省迁安县人，1900年12月12日生于一个书香世家。
李吟秋教授
他自幼勤奋好学，记忆尤佳。一生信奉科教兴国的父亲，青少年时代，就学于北京汇文教会学校。在中学二年级以当时直隶省第一名直接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清华大学前身），此时改名为李吟秋。在读期间，曾为北洋政府交通部长叶恭绰翻译《英国工业革命史》，用时3个月。1922年公派留美，先后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铁道工程专业、康奈尔大学水利工程专业及普度大学研究院攻读桥梁建筑及结构学，并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纽约桥梁公司和房屋公司工作，后到英、法、德、比、俄等国考察铁路、市政及海港工程。1928年归国，先在京奉铁路、吉敦铁路工作，后应邀赴东北葫芦岛、东北交通委员会任职，欲在为东北的海港和铁路事业有所贡献。后因主管人常荫槐（时任交通部次长、黑龙江省主席）遇害，遂返回天津，从此开始了他工程实践与教育相结合的生涯。
1929年至1937年在天津期间，父亲历任天津市政府技正兼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工程师，天津工务局局长，特一区自来水厂厂长，海河工程委员会委员，西河桥工程委员会委员、工程师；还兼任北洋大学、工商学院、河北工学院教授，某英文报刊特约撰稿人。此间，著有《凿井工程》、《市政工程》专著出版，写过抵抗日军的文章：在工程方面，对天津的水利、市政建设做出诸多贡献。
李吟秋青年时在天津留影。
让他难以忘怀的天津西河新桥（即现今的大红桥），作为设计、施工负责人的他，真是呕心沥血。每每谈起这段往事，他都格外激动。父亲除了对该桥上部钢结构精心设计外，还对桥位地段的水文、地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应投入较多的资金用于加强护岸工程。他认为护岸不保，桥将不存。父亲的方案无疑是十分正确合理的，现今屹立的大红桥经历六十余年的洪水冲刷考验，就证明这一措施的合理性。但在当时，却遭到掌握技术大权的建桥委员会海河工程局总工程师哈代尔（法国人，曾任埃及尼罗河总工程师）的百般阻挠与反对。那时中国的海关及海河水系的重要工程均由外国人管理。据《天津文史资料选辑》记载：“……于1933年始筹建的新大红桥，又称西河新桥……总工程投资约五十万元，其中桥梁工程为二十六万元，所余款项为修建左岸冲刷河段大型护岸工程之需。从桥梁主体工程造价来看，远比下游几座大桥低廉。”由此段记载可见上部结构设计之精，对护岸工程之重视，以及外国人极力阻挠之用心。“查此段永久性护岸工程原为西河建桥的附属工程，其投资几乎与建桥主体工程相近，这充分说明原设计主持人对河道的水文条件已经有深刻的认识……因而下定决心加强护岸……今天，历史作了见证，我国工程技术人员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从此段的记载和往日父亲回忆时激动的心情，可以理解当时克服阻挠之艰辛。
新大红桥施工情景，正中站在钢筋上的是工程主持者技正李吟秋。
大红桥工程，不仅突现了父亲的科学态度和全面的技术功底，更体现了父亲在工程实践中，为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魄力。该项工程于1937年夏竣工，未来得及参加通车典礼，父亲即匆忙离津，经中国香港、越南到达了西南边陲云南昆明。
父亲对建设大红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贡献，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以高官厚禄拉拢甚至威胁他为其工作。父亲不顾日军的威逼利诱，冒着生命危险，在母亲胡经文的支持下，毅然于1938年春化名假扮商人只身乘英国轮船逃离天津；当轮船刚刚抵达大沽口时，日军即登船检查。为不暴露身份，父亲忍痛将心爱的科技书籍及绘图仪器等尽抛海中，躲过一劫。一年以后，母亲带上七个子女（最小的老七不满周岁）辗转抵达越南河内，与来接应的父亲相聚。后来父亲告诉我们，我们的外祖父是前清遗老，在天津有一定的知名度，天津沦陷后，日伪让他出来做事，但被外祖父断然拒绝，表现出中国人不作亡国奴、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
李吟秋教授与家人合影（摄于1960年，后排左二为五子靖森，即本文作者）。
在大后方的云南，父亲积极投入支援抗战的交通建设。为改善、提高原有设施的效率，受云南省政府委托，于1939年4月，负责对个碧石铁路进行调查。他与唐永权先生一起，对该路作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后，制定了《云南省个碧石铁路调查报告及改善计划草案》。草案中，除了在技术方面对该路的组织、财政、营业、车务、机务、工务等进行调查并提出了各项改善措施外，在报告中着意指出“法人自修筑滇越铁路后，复垂涎个旧产锡矿区运输之统治，以遂其经济侵略之野心”。这段记述与在天津大红桥工程中同“哈代尔”的冲突联系起来，与他抗日的决心结合起来，更说明他的爱国之心及对帝国主义侵略之警觉。
抗战中，他积极参与筹建川滇铁路、滇缅铁路；又受云南省主席龙云之托，负责筹备和勘测石屏至车里、佛海的石佛铁路建设任处长、总工程师职和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第六工程处副处长。这些工作圆满完成后，返回昆明铁路局任正工程师。
抗战期间，他不忘教育。与友人甘济苍、王家璋以及胡淑贞女士、吴融清先生等在昆明与呈贡县间的跑马山下，积极创办“建国中学”。他亲题“校训”，创作校歌；约请西南联大萧涤非教授、张兆和女士等兼课；请闻一多、吴晗、李公朴等知名人士演讲。为减轻学生经济负担，吁请各方有识之士赞助办学经费。他还积极支持教育家吴允文女士和李沛阶先生将名校“恩光小学”由昆明市迁往跑马山下，躲避日机的轰炸。在抗战的艰苦时期，为培养一代新人积极奉献他的才智。1943年开始，还兼任云南大学的教授工作，站在教学第一线。
抗战胜利后，父亲除了在滇越铁路管理局任副总工程师外，他的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后又应著名数学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委托，组建云南大学铁道管理系（后改为铁道系），并任系主任。1949年任云南大学工学院院长，为专心教育事业，辞去了铁路管理局工作。
解放后，1953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父亲率领铁道系师生，奔赴湖南长沙，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出任铁道运输系、铁道建筑系副主任。1954年当选为湖南省科协主席。1956年升任二级教授，成为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当时中南土建学院的第一位带研究生、博士生的导师。1961年长沙铁道学院成立，父亲先后任铁道运输系、铁道工程系系主任，中国铁路桥梁建设史编辑委员会顾问等职。
他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又置身于繁忙的系务行政领导工作。对他来说没有寒暑假，他仍然争分抢秒，十分投入地进行教学，利用点滴的机会搞学术研究、教学研究和写作。特别是在解放前后，铁道专业成立不久，没有现成的教材和参考书，他又担负多门学科的教学，讲义都是自己夜以继日地编写、誉写，找人印刷、装订。他书桌的灯光在家属区总是最后熄灭，书桌两旁堆的也都是一摞摞书稿和欧美各国的参考书刊。他搜集我国和英、美、法、德的书籍、资料，先后编写了《铁道建筑及养护》（卷一、卷二）、《车站与站场》（卷一、卷二）、《铁道工程》、《隧道工程》、《排水和土方工学》、《讯号工程》、《站场经营》等教材。教材内容几乎涉及到土木工程类的各门专业课及各门专业基础课，还包括管理学科方面。那时刚解放，国民党飞机经常轰炸骚扰。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好讲稿，帮助父亲肩扛手提跑警报。这些教材，在西南、在中南，特别是解放后，为祖国培养出一批批急需的铁路技术战线的骨干。来到长沙后，苏联的参考书日渐增多，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他又为铁道系编写《铁道建筑》、《铁道选线设计》、《铁路设计及改建》等教材。由于公路建设的需要，他与王学业老师合译俄文版《公路学》上、下册出版；为建设森林铁路和矿山建设的需要，经他多年心血凝著的《窄轨铁路的选线与设计》专著，于1959年出版。
他研究的课题（有的是部级课题）紧密结合生产实践的需要，先后完成《铁路轨道应力计算方法》、《铁路纵断面精细设计与竖曲线类型选择问题》、《小桥涵暴雨径流量估算简法研讨》、《中国铁路网合理规划问题的研究》、《现在世界铁路的发展趋势》、《铁路避难线设计理论的分析》、《单线铁路分界点合理布置的标准问题》（课题组长、拟稿人）、《经验公式与图解法》等十多篇论文。
父亲通晓英、德、法、俄四国文字，还懂藏文，翻译了许多资料，如《铁路缓和曲线长度行车试验与分析》、《曲线调整的机械化方法》、《轨道调整的新方法》等；为我国援建的坦赞铁路翻译说明书。此外，铁道部和交通部以及各设计院也常常送来一些涉及到各学科的、不同文种的急待解决的疑难资料请他译出，人们称他为“活字典”。
他书桌的灯光总是为需要他的人而燃烧。他办事认真，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有事找到他，他工作再忙，都是积极、热情地完成，决不拖沓。即使他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他也要查找资料、文献，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或推荐有可能解答的部门和个人。“文革”期间，长沙有位社会青年，与我家素不相识，他慕名前来求教英语。在那遍布“红色恐怖”的年代，学业务被视为“不革命”的表现，父亲当时又是专政对象，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极具危险性的事情。但父亲接纳了他。从此，小伙子每周都来一两次，默默地来，默默地走。看得出，父亲掩饰着内心的激动和热情，耐心讲解，别不多谈，彼此心照不宣。一天，那青年带来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英语缩写本。在那恶劣环境里，父亲花时间全部认真地翻译出来，写满了两个笔记本。但不知何故，那青年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在动乱的岁月，父亲常常叨念起他，说“不出事儿的话，那孩子会有出息的”。
李吟秋和夫人胡经文在一起。
父亲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不仅喜欢研究诸子百家之作，涉猎的学科也较多，还写得一手好书法。他国学功底好，视野开阔，著有《大学发微》（内、外两篇）、《老子今绎》（上、下两卷）、《国文典要》（四卷）。在清华读书期间，曾编辑过《清华周刊》。对中国古典文学亦颇有造诣，他擅长诗词、对联。在抗战期间，写过很多充满激情的爱国诗词；建国初期，他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被一片大好的发展形势所鼓舞，写了很多发自内心的歌颂党、歌颂新中国的诗词。例如1954年5月他带学生到甘肃古浪兰新铁路建设工地实习五十多天，曾赋诗：“汉唐宫殿久成墟，今日康庄畅九衢。民主高楼昭日月，未央池馆付樵渔。”“红山碧水势峥嵘，九曲羊肠隧道通。双手劈开山半壁，方知今日存愚公。”写有《雪庐诗草》和《雪庐吟草》不同时代的诗集各一册。他也为一对对新婚的学子、青年教师题写诗词，由衷地庆贺与祝福。由于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英语功底，在“文革”期间，父亲还应邀将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文。
他还对我国古代的声韵以及古代的数学算法、天文学等颇有兴趣，喜好研究。他曾拜西藏喇嘛为师，学习藏文，研究藏传佛教的哲理……但其中较有造诣的，要算对古代《周易》的研究。由于他贯通中西方文化，融会古今文化，研究过哲学及宗教，又掌握现代文、理、工学科之精髓，因而为研究古代的《周易》搭设了扎实的较高层次的平台，思路开阔，别有境界。他深究《周易》的哲理，彰往查来，破译八卦的奥秘尤为独到。运用古代数学算法和当今学科的知识解答八卦，也是他研究的特点之一。他常常在研究现代科学的时候，对《周易》突有感悟；同样，在对《周易》进行探索的时候，往往又对现代学科有所发现。这时，他会不离座位转身向着我或母亲，侃侃而谈，可惜我们在这方面还不是他的知音。积十多年的研究，在不同时期，他用毛笔写就《周易精蕴》一书共10卷24册以及《雪庐易学》共7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社会科学院吴晓铃研究员、北大教授任继愈等对他评价颇高。“文革”前，《光明日报》记者专程来家约稿，但时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终未付印。更令人扼腕的是，“文革”抄家全被抄走。直到1982年在长沙铁道学院图书馆发现部分，已不齐全。此时的老父，已再无精力整理了。父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社科院的许多学者都很关心他的遗作，唏嘘不已。
父亲生长在民国初年，深受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苦。又在国外学习、考察过，也就更明白东西方差距之大、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那种科教兴国的紧迫感，较之一般人更为强烈。所以父亲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大都投身在教育事业中。他从事教育，突出的特点在于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紧迫的使命感。他常说，这些年轻人，十年、二十年后，就是国家的栋梁，国家要靠他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他借鉴、吸取古代教育家、思想家的教育思想，结合当今社会现状、教育状况，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身体力行，教书育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当今教育问题——如何解决青年思想之彷徨与学术之空疏》一文中，明确提出办学的主导思想：（一）以孔孟之民本主义作现代政治经济思想之准绳。（二）以颜李之实践主义，作现代学术与道德之圭臬。且不论其阐述是否符合当今所谓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但体现了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良知。为了民族全面的振兴，他有自己的原则和抱负。他的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以及为培养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人才所应走的道路，还有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望和谆谆嘱托，尽都概括、精练地表达在他写的建国中学校歌歌词中：
……吾校建国，蔚起南疆，莘莘学子来四方，发奋为雄图自强；孔孟是吾师，禹墨事迹扬，颜李实践，后学津梁。荜路蓝缕为国光……
……尊师重道，学术发皇，春风化雨乐未央，正德厚生教自强；三育智仁勇，服务社会良，农工为本，科学是昌。取精用宏为国光……
……师生荟萃，桃李成行，生存演进义方长，致知力行法自强；古训修齐治，六艺作典常，勿忘互助，无怠无荒。希贤希圣为国光……
唱的都是父亲满腔心血和期望。
解放后，在办学和教学的实践中，他与时俱进，力求用所学到的马列主义观点，进一步阐述、诠释前人的学说，提炼古代思想之精髓，为培养新一代人才服务。难能可贵的是，在极“左”时代，在一次次遭受打击的情况下，他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始终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不懈地追求，并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不赞同全盘摒弃西方而片面地学习苏联，反对不顾国情将专业过于细化。
记得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下达后，学院组织各班级同学走出教室，花很多时间挖岳麓山种南瓜。作为系主任的父亲，认为费时过多，荒费学业，“种南瓜可以培养种南瓜的能手，不能培养出工程师”，他主张，高等院校就是应以“教学为主”；坚持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工程师”而不是所谓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认为生产实习应该注重专业劳动，不应把过多的时间用在普通劳动。
由于他渊博的知识，生动的授课以及平易近人的风度和对青年一代真诚的关怀与爱护，父亲与青年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师生间书信往来不断。甚至他去世后二十多年了，逢年过节仍然有学生来信问候已97岁高龄的母亲，汇报他们的事业和儿孙的好消息。
父亲与年轻人交流的内容是广泛的。人生的困惑、家庭的矛盾、学习上的困难、恋爱的苦恼……他们都愿意向他倾诉。父亲从来也都是耐心地循循善诱，以自己的学习方法、心得体会、人生阅历进行交流、启迪和开导；或以古今中外名人学士的坎坷经历、成功的道路来缓解一些钻牛角尖的心态，激励起奋斗的勇气。父亲是用他的心来传递一种年轻人成长过程中需要的精神。
生活的现实及关爱之心促使他萌发了写一本关于青年思想修养、学习、生活的书，供教育工作者和年轻人参考。
一种责任感让他拿起了笔，尽管那正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年代。他讲求古为今用，认为古人早就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待人们去继承、去开发。为此，他更深入地究习经典著作。不仅如此，他还认认真真地读毛主席的书；读马、恩、列、斯有关教育方面的书籍；读苏联教育家玛卡连柯的书；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就像他搞科研那样地投人。他还广泛阅读中外名人的传记和当代先进青年的事迹。从此，父亲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辛勤耕耘。但万万没料到，正当收获的季节来临时，这些成果却被“史无前例”地诬为“企图用封、资、修的货色与党争夺年轻一代”而付之一炬。
文化大革命年代，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第一个被揪出来挂牌示众、抄家、批斗，进而“扫地出门”。父母亲被赶进筒子楼一层一间约十五平米的又黑又潮的房间居住。然而打击最大的，莫过于那些大量的凝聚着毕生心血的书稿、资料、书籍、信件被抄走。只给他留下了那张书桌。在每月只有几十元生活费的日子里，为保证父亲的营养，母亲不顾反对，执意养鸡下蛋，鸡窝被安置在书桌下。为便于清扫，桌下用炉灰铺垫；把鸡用笼子罩住。母亲的家当——油、盐、酱、醋瓶，砧板、面板……一应炊事杂物，也占了满满一桌面。父亲的书桌从此成了鸡窝、案桌、饭桌等的多用桌。就在那恶劣的环境下父亲还是坚持学习一本不知他怎么留下的华罗庚著的《运筹学》。于是，他就在桌面上的瓶瓶罐罐间，继续“运筹”着“全国铁路网的合理规划”。
我的父亲是幸运的。在那个艰难的时代，他得到师生、领导的暗中关照。一个个示意“保重”的眼神，都给他莫大的欣慰和鼓励，让他得以幸存下来，终于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使他尽情地放射出夕阳的余辉。
父亲得到了落实政策。他舒心地坐在了书桌前，为铁道学院新成立的外语系编写《铁路英语科技文献汉译方法辑要》专集及专业英语教材，供师生学习、参考。为改革开放后的铁道部送来的不同文种的资料进行翻译。特别是人们不太熟知的有关工程经济、法律、合同、招投标之类的文献资料。他还为中青年教师开英语课，以帮助他们能尽快地参与国际交流。年近八旬的他，还和青年教师一起听日语课，并且翻译出一本日文的《桩基础》。
活到老，学到老；夕阳无限好，只恨时间少。春蚕到死丝方尽，在开放了的科技百花园地，他又点燃起那盏小灯，争分夺秒地追赶着失去的好时光，在书桌上尽情地耕耘着、播种着……
我的父亲就像他那没有雕琢过的书桌那样，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明明白白，坦坦荡荡，脚踏实地地为民族的振兴奉献出他的一切。
作者简介：李靖森，男，1936年生，李吟秋教授的第五个孩子，多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他毕业于中南土建学院桥隧系，分配在湖南大学土木系任教。1979年春调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市政系任教。曾任北京土木建筑学会岩土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高校《土力学基础工程通讯》主编。1993年他升为教授，承担过交通部“桥梁墩台的联合作用”课题，成果被有关设计单位采用，并参与1985年公路桥涵设计规范的编制；专著《换算刚度法及其在结构中的应用》1990年交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