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畔有个打鱼女
我们又乘车来到了距场部二十来里的九队。俞宏茹的家住在生产队东头，我们的到来，惊醒了圈里的猪，几头肥猪呆视着披着一身月光的不速之客，发出哼哼声。借着月光，我打量起院子。房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和几把烟叶，几畦大白菜长得满了心，木头柈子堆得整整齐齐，一只看家狗一声不叫，围着我们摇尾巴。进入屋里，屋内陈设虽不贵重却整洁，彩电、录音机上罩着自织的布套，摆在显眼的位置。引起我注意的是墙上的照片框，上有俞宏茹当年在织网班的照片，黑白照片已泛黄，看得出，当年的宏茹还是蛮俊俏的，怎么也同眼前的她对不上号。
宏茹的两个女儿忙前忙后给我们沏茶炒瓜子。姑娘大的19岁了，小的17岁，长得比妈壮实得多，忠厚中透着几分倔劲。
家中显然少了男主人。宏茹解释说，孩他爸去江上下挂网了，就是在家，他也不会说啥。
我们的话头就从宏茹的婚事说起。
“‘五·二八’沉船，织网班八个姐妹，一下子死了六个，挚颖死里逃生，不久也回了天津了。我何尝不想回天津呢，可回不去呀。一来，我家父母是平头百姓，子女又多，我回去连个住处都没有。与其回城靠家里，不如在这自力更生。二来，六个姐妹的坟就立在馒头山，特别是秀颖的死跟我有关系，不是因为我，她死不了。我走了，到了清明节谁给坟上除除草、添添土哇。
“我那口子是本地青年，我就图他老实厚道。我的心情时常不好，总发无名火儿，急了还哭闹一顿，他对我的安慰不在嘴上，一声不吭地给我端上水送上饭。过后我也是后悔，自己不就是个没走了也走不了的城市知识青年吗！现在知识早没了，更不年轻了，还有什么发脾气的依仗。我不是没动过离婚的念头，可一寻思，人家没坑我害我，跟我一心一意过日子，怎么能生离婚的心呢？虽说我们日子过得挺淡，这样过一辈子倒也平稳。咋不是过这一辈子呢！
“让我时常费心思的是两个闺女，按政策我把大的送回天津，大闺女住在姥姥家不习惯，对大城市的一切更不适应，没过多久又跑回来了。我还得说服她回去。反正不能让孩子们跟我一样这么就打发了一生。
“自打出事以后，我见水就怕。结了婚，跟丈夫包了几十亩地，一年下来，扣除种子、化肥、雇工这费用那费用，挣不到几个钱，有的年景还得欠款。我干脆把地退了，两口子到黑龙江上打鱼。我家只有一条小木船，每天晚上下好丝挂子，第二天早上去收网，打上来的鱼趁鲜灵，拿到集市上去卖。现在的黑龙江也有污染，我们这边污染得厉害，鱼多往老毛子那边跑，大鱼逮不着，每天打的鱼卖了，有时挣五六元，多时十来元。鱼出手就能拿到现钱，比种地来钱快多了。
“不会水的我又重新回到黑龙江上，一坐上小木船，低头一望水中的人影，就想起死去的姐妹，闹得我心神不定。我本不信宗教，哈尔滨来了传教士，我把仅有的几十块钱给了他，请他为秀颖她们超度亡魂，也替我赎过。挚颖走后，我每年都去坟上祭扫一回，有时走二百里的旱路，有时借封江的时候，从冰上走三十来里。跪在坟前跟姐妹们说说知心话，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这些年来年岁大了，又得了一身的病，祭扫的事没能坚持下来。如果有上帝的话，求他把我的原因告诉地下的姐妹们，请她们谅解我。”
宏茹抽咽起来。
听着宏茹的讲述，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绝无诗情画意的画面：一叶孤舟载着一位不会游泳的中年妇女——当年俊俏的胸中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天津女知青，穿着没有纽扣的衣裳（为防网挂出危险，江上渔工一般不穿带纽扣的衣裳），在宽阔的江面上飘荡着，日头晒黑了她的皮肤，江风吹皱了她的脸庞，网绳磨破了她的手，可这挡不住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泛舟江上，不为闲适，只为生计。生活在天津的人们，你们能想象得到黑龙江畔有这样一位以打鱼为生的老乡吗？一股强烈的酸楚堵在我的喉间。
话未说尽，报晓的公鸡打起鸣。关书记带着吉普车来接我们。走出屋门，我才发现院里还种着花。宏茹采摘了两大束红彤彤的达莉花和黄灿灿的土豆花。她边摘花边叨念：“坟平了，那地点我还记得，堆几堆土堆，把花献上，也算尽份心意。姐妹们活着的时候可爱这花了。”
挚颖和宏茹一人怀抱着一大束花儿登上了“沙漠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