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怎么会被平了呢
说来很不好意思，本没为北大荒做什么贡献，北大荒很郑重地授予我“佳木斯荣誉市民”和“北大荒人”的称号（挚颖也获此称号），一到哈尔滨，我立即给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副局长孙永才打电话，告之“娘家人来回访祭坟”，孙老兄又一个电话打到北安管理局。我们一到北安，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哈市知青季世春已迎候多时。由北安乘长途车到孙吴，原挚颖所在的红色边疆农场的领导提前一天就赶到县城等候。
杜鸿林重返北大荒。
在孙吴县城，我见到了一位早闻其名才见其人的天津老乡——俞宏茹。她原是天津王串场中学初二学生，1968年10月到黑龙江兵团一师沿江独立营（后又改为红色边疆农场）织网班，与章秀颖同班，1969年挚颖由津来兵团，织网班里才有了三位天津女老乡。俞宏茹是“五·二八”沉船事件中一位挺重要的人物，正是她那天来了例假，原本休息的章秀颖才主动替她外出执行任务的。用俞宏茹的话说，是“替我去死了”。俞宏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过于苍老了。同与她拥抱一起的挚颖相比，简直成了长辈。四十五岁的中年妇女再老也不至于老得像个干老太太，特别是她的那张脸，不见水分，不见一小块平整的地方，皮肤黑而且发铁，丝毫没有弹性。我俩握手时，我感到了那小而粗糙的手在颤抖。
俞宏茹陪我们上了农场最好的吉普车——“沙漠风暴”，朝位于黑龙江边的红色边疆农场驶去。到场部时，已是明月当空时分。
场党委书记关仲汉早接到上级领导的紧急电话，告知天津女知青杨挚颖一行要来祭扫死难姐妹的墓。关书记毕业于东北农学院畜牧系，作为臭老九分配到红色边疆农场，整天和知青们吃住在一起，对知青的事一清二楚。“五·二八”事件已过26年，他不曾淡忘。他的办公桌抽屉里，盖在所有文件之上的是一份当年关于“五·二八”事件的通报。重读起来，感触良多。事件发生时，他本人仍是个“未改造好”的连队兽医，对挚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也发出过无奈的不满。他认为，自己现在是场党委书记，有责任纠正历史的谬误，安抚受难遭冤者的心灵，还人间的公道，添人间的真情。
他迅速派专人去馒头山查探坟墓（沉船后死难者被埋在那儿），带回的消息令他万分沮丧。立坟的那块山坡地早已归了地方生产队，已有些年没有探坟，坟被平了种上了大白菜。这可怎么向挚颖们交待呢？我们一行人未到，关书记就为此而心焦不安。
招待挚颖们的第一顿晚饭是那样的丰盛，关书记显得是那样的高兴，连连敬酒劝酒，讲到“三花五罗”（一花为鳌花鱼，二花为偏花鱼，三花为鲫花鱼；一罗是哲罗鱼，二罗为法罗鱼，三罗为雅罗鱼，四罗为铜罗鱼，五罗为胡罗鱼），“可惜今天只能用鲫花招待你们这些贵客”。边说，边往我们盘里夹鱼肉。挚颖并没有被关书记的兴致感染，她几次想启口谈“正事”，都被关书记夹上的鱼肉堵住了嘴。从她脸上我读出了她内心集聚的焦虑与急切，从关书记的热情亢奋中我也隐约察觉他在有意遮掩着什么。
挚颖心中有事，没有胃口，先站起身来。关书记领我们到他的办公室。众人落座，关书记一下子没了话，与方才饭桌上判若两人。他抽出一支烟，点烟的手在打颤，良久，泪珠滚出眼眶，沿着那深深的皱纹淌落，“我作为场党委书记，真是对不起你们……”
“不会的，坟怎么被平了呢？不会的，不会的！”挚颖哭着反复强调，“一定是搞错了！”她像个受惊吓的孩子，反复重述着这几句话。坟被平了，这对于挚颖确实是再残酷不过的事了。
“就是平了，立坟的那块地还在，咱们去吊祭，也算对得起死去的战友。”我劝说着挚颖。
“现在就走。”挚颖忽地站起身。
“我是书记，这事得听我的。明天一早就去馒头山！”关书记掐灭了烧到手指的烟头，“走水路三十来公里，绕旱路二百多里，为安全起见，咱们走旱路。”
“不，还是走水路！”挚颖急切切地坚持。
“好，就走水路，明早儿我陪你们一块去。”关书记关照我们道，“今晚你们一定要睡好觉养足精神。”
经过了好几个昼夜的颠簸，我们此时竟毫无睡意，都惦挂着明天的行程。俞宏茹见状提议道：“反正也是睡不着，不如到我家唠唠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