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汉学研究，西方中国形象研究，属于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观念史的研究。汉学研究关注的是纯粹的知识问题，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关注的则是知识与想象的关系，及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权力是如何渗透到知识与想象之中的过程。
从形象学理论来看，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通过想象做出的一种关于中国的表述，这些表述所传达的意思与其说是为了呈现中国的现实，不如说是在言说其自身的境遇。正如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所说，“尽管西方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是不受中国的历史现实左右的”，“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作为一个‘他者’出现”，西方人一直在“研究、探讨并创造性地阐释他们半知不知的中国的社会及其价值”。[1]因此，西方中国形象研究的对象虽然是“中国”，但立足点却是建构这一形象的想象主体——“西方”，换句话说，西方中国形象研究实质上是要探求中国形象是在何种语境中在西方形成、发展、演变的，以及其所映射出的西方自身所面临的问题、焦虑和渴望，即其所蕴含的隐喻意义。
西方中国形象的演变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对遥远东方的向往和迷恋一直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源头，“二希文化”（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中都具有深厚的东方情节。古希腊神话中，东方就被视为奇迹之域，也是金苹果园和金羊毛的所在地，《圣经》中的人间乐园——伊甸园，也被上帝设在了东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时期的西方中国形象纷繁复杂，层出不穷，其间各类型的文本材料也是浩如烟海，难以计数，但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乌托邦式的正面的中国形象；另一种则是意识形态式的负面的中国形象，前者是对一个完美的理想化的社会的追求，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后者则是对现实的认同，以一个更差的社会作为参照来证明现存社会的优越，“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恰要维护和保存现实”[2]，这两种模式贯穿了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始终。
从13世纪中叶开始至1750年前后，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一直处于乌托邦状态：旅行者马可波罗首先为西方人打造了一个繁荣富庶、极度发达的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随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在延续前者“中国神话”的基础上，植入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建构了一个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精神层面的中国形象；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们又从中国的开明君主政治和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发掘其中所蕴含的可利用的文化启蒙价值，一种以理性和道德为基础的、独特的、优越的政治制度和伦理文化，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提供了一个创新与超越的楷模，西方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哲学时代，同时也达到了演变过程中辉煌的顶点。
然而，从18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中国形象突然发生了逆转，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孟德斯鸠、卢梭把中国描写成了一个贫困落后、停滞衰败、专制野蛮的帝国。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文化精神的期待视野改变了，于是，中国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利用功能也发生了转变。随着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确立，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也随之明确。它表现为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文明的价值尺度作为判断其他异己文化是自由、民主和进步，还是专制、野蛮和落后的标准。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历史进步的最前沿，西方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才具有合法性和优越性，而与之相对的遥远的东方国家则仍停滞在过去的历史之中，人民仍处于专制暴政和野蛮的奴役的状态之中。由此，每一个民族都被划入或西方或东方这一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并被贴上了或文明进步、或专制野蛮的标签。萨义德指出：“在有关东方的讨论中，东方是完全缺席的”[3]，西方的中国形象不等同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它只代表着作为话语主体的西方关于东方一种想象，某种观念、意愿或潜意识的隐喻。
对于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的研究源于对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思考，自近代以来，无论是“五四”时代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后“五四”时代的革命传统，都难以摆脱西方现代性观念霸权，我们不得不在西方现代性的框架内思考自身，用西方的“中国思想”考量中国，最终导致中国被他者化、边缘化。如何超越西方现代性观念，从中国历史自身进行主体思考，实现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自我建构与身份认同，是当下中国学者的使命，很多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努力地以专业的方式来解决这一课题，而邹雅艳同学的论文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我认识邹雅艳同学已经有二十余年了，1990年，她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曾经给他们这一级上过外国文学课，当时，她就表现出了对外国文学的强烈兴趣。本科毕业后，她又被保送到本系外国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崔宝衡教授。毕业后，她留校任教，在汉语言文化学院做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可以说，她一直学习、工作和生活在南开。虽然从事的是语言教学，但她一直没有舍弃自己原先的文学专业，由于工作的关系，她接触到了很多外国留学生，并曾多次作为汉语教师出国讲学，结合这些经历，她开始将研究的兴趣点转向了跨文化研究和中外文化比较。2008年，她作为博士研究生又一次成为了我的学生，多年的积累，使她对自己的论文有了比较成熟的构想，她先前的设想是通过博士论文，对西方中国形象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但涉及时间和空间跨度过大，后经过和我沟通，将研究的起始点设定在13～18世纪这一阶段，即西方中国形象从确立到不断被美化，直至彻底颠覆这一过程。
从论文评审和最终答辩的情况看，这是一篇比较令人满意的博士论文。作者对本领域的相关文献资料掌握详实，尤其是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研究起点。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对13～18世纪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和评述，在国内目前对这一时期西方中国形象问题的总体研究欠缺的情况下，这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大量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了13～18世纪西方中国形象的演变，并以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对其中的各种文化倾向和思想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评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次，论文在历史性纵向梳理中国形象演变的同时，不仅从文学文本，而且从探险家、传教士等不同身份西方人的经历以及非文学文献中横向展示了西方对中国接受的复杂性，较全面地揭示了这些形象产生的语境，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此外，论文既谈论了中国形象的生成语境，即特定时代西方文化的自身特质，又分析了这些中国形象对于深刻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启示，这样的知识立场值得肯定。(https://www.daowen.com)
转眼三年过去了，如今，邹雅艳同学的这篇论文能够出版，作为她的指导老师，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希望她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以此为起点，在形象学研究领域内取得更有价值的成果。
王立新
2015年5月15日于南开园
【注释】
[1]（美）Spence（史景迁）北大讲演录，廖世奇、彭小樵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6～187页。
[2]（法）让-马克·莫哈著，孟华译：《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3]（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