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眼中的中国形象

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哲学时代”，它标志着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资本主义精神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宗教神学的一次征讨，奏响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序曲。1784年，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所以，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114]圣西门在《工艺论》中也明确地说“十八世纪哲学的性质，是一种反神学的精神”^[115]。启蒙主义者们高举理性主义旗帜，倡导尊重理性，主张人人自由、平等，试图以理性权威颠覆宗教权威，以资产阶级文化取代中世纪宗教文化，建立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理性王国”，恩格斯将它比作人类思想的曙光，“曙光第一次出现了，[理性的王国]来临了；从今以后，迷信、偏见、特权与压迫，应当让位于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从自然界本身所产生出来的平等、以及不可剥夺的人权。”^[116]而在这一理性的哲学时代，无疑渗透着中国文化精神的侵染。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哲学的理性观”是“东方人所抱得一种思想，或许就是他们最伟大的思想，他们的形而上学之最高思想”^[117]，“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以认识道的各种形式为最高学术”^[118]。尽管将西方哲学的理性和老庄思想的“道”等同起来略显片面，但是，不得不说，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哲学家们从传教士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中挖掘出了其为改造社会服务的文化利用价值。这是一次精神领域的大发现，它的重要性和影响不亚于地理上的大发现。

“礼仪之争”中，为在华传教政策辩护进而推动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向欧洲宣传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最初动机。为达到目的，传教士极力论证中国先秦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一致性，甚至不惜加以粉饰和夸大。而与之相反，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对中国的痴迷却恰恰因为它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他们关心的不是灵魂的归宿而是中国社会模式的现实意义。通过传教士的描述，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最高道德伦理原则上的非基督教的国家，即便没有明确的基督教教义引导，人们遵循的道德原则也同样可以完成个人修养和社会管理，中华帝国的繁荣强大、人民幸福平和、社会和谐稳定就是最好的例证。它证明了伦理道德不一定和宗教有必然的联系，于是，中国为启蒙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改造社会楷模——一个“乌托邦”式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