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等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
出版于1687年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是欧洲第一部详尽介绍孔子及其思想的著述，在它的引领下，西方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哲学阶段，并对18世纪欧洲的思想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部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一部集体智慧的结晶之作，前后有17位耶稣会士参与该书的编译工作，其中贡献较大的有四位：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1599～1666）、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和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1624～1684）。
其实，早在此一个世纪之前，利玛窦就已经开始尝试将中国经典粗略地翻译成拉丁文了。因为在利玛窦看来，中国人的教育始于儒家的“四书”、“五经”，而如果传教士们不掌握它们，就不会被中国学者认为是知识分子，从而也不可能说服他们皈依基督教。1662年，殷铎泽和郭纳爵在江西建昌出版有《中国之智慧》（Sapientia Sinica）一书，其中包括《大学》和《论语》的前五章及孔子传记。1667年殷铎泽试图在广州刻印《中庸》，但未如愿。两年之后续刻于果阿，书名为《中国政治道德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内有殷铎泽写的一篇短序，以及《中庸》的拉丁文译文和一个孔子的书目。《中国哲学家孔子》就是在这两部作品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在该书后期的编辑、发行过程中，柏应理则是功不可没，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努力付出，这本书就不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因此，人们常常忽略了它的作者，而只记住了它的刊行人——柏应理。
柏应理系荷兰裔比利时人，出生在鲁汶城（Leuven）北部的马利纳（Malines，今安特卫普），自幼在耶稣会学校学习，17岁加入耶稣会，进入鲁汶大学继续深造。1654年，在听了从中国返回欧洲的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的演讲后，产生了去中国传教的愿望。1656年，随卜弥格（Michel Borm，1612～1659）在里斯本启程赴中国，途中历尽艰辛，三年后的1659年才抵达澳门。在此之后的23年中，他为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四处忙碌奔波，先后在江西、福建、湖广、浙江、江南等省传教。柏应理是利玛窦适应性传教政策忠实的追随者，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成熟的儒、释、道思想文化和固定的思维模式的环境中发展壮大基督教唯一的出路就是走本土化的道路。为此，他以利玛窦为榜样，尊重中文文化和传统习俗，允许中国教徒祭祀祖先和孔子，主张用中文举行弥撒，并注意培养中国本土的神职人员。此外，他广泛结交中国文人学士，努力学习中文，潜心研究中国历史、哲学，试图将天主教教理融入其中。在他和其他耶稣会士的努力下，中国的传教事业在利玛窦之后又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繁荣景象，到1681年，中国信徒人数达到20万～30万，三个教团在各地共建教堂184座。[5]
1681年，受耶稣会中国传教会的委托，他返回欧洲向教皇英诺森十一世（Pope Innocent XI， 1611～1689）汇报工作，并向他献上了四百余卷由传教士编纂的中国文献。从1682到1692这十年间，柏应理不仅致力于传授汉语，将资料介绍给那些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人，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帮助；还整理和出版了多种拉丁文著作，传播和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增进了这一时期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哲学家孔子》就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
该书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写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献辞，对其给予在华传教事业的大力支持表示崇敬和感谢。第二部分是《导言》，也是全书的思想精髓。首先，作者说明了本书的写作目的并不是满足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而是希望能为那些赴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提供一种可用的工具。接下来，作者详述了中国权威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和后世的注疏书籍，并对中国的道教、佛教及其他宗教信仰情况进行了介绍和批判，讨论了佛、道和儒学的区别，以及一些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策略。第三部分是孔子的传记，第四部分依次是《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和注解。书的最后面是柏应理编写的《中华帝国年表》（Tabula Chrbnologica Monarochia Sinica 2952 B.C～1683 A.D.）和他绘制的15省地图，115座大城市位置和耶稣会在中国建立的教堂的标志，以附录形式附在正文之后。
这部书的重要价值在于以下几个方面。(https://www.daowen.com)
4.2.1.1 孔子及其思想的介绍
首先，书中第一次刊印了孔子的画像，也是在欧洲出现第一幅孔子的官方画像。画像出现在《孔子传》部分前，图中的孔子身着儒服，手持笏板，站在一座西式风格的图书馆前，门楣上写有“国学”二字，左右两边的柱子上的字连起来是“天下先师”。孔子身后两侧是装满书籍的大书架，左侧第一排从上至下依次为《书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右侧从上到下是《礼记》《易经》《系词》《诗经》和《孟子》，都附以拉丁文注音。孔子像下方还一个有拉丁文的简介，对孔子的名讳、家乡、身份等进行了简要说明。在孔子身后，还有摆放有颜回、子路、子思等18位弟子的牌位。[6]
此外，作者还用专门章节详细地介绍了孔子的生平。按书中所述，孔子诞生于基督之前550年，和毕达哥拉斯同时代，早于苏格拉底。由于自幼聪慧，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掌握了当时所有的知识。作者对孔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孔子崇高的精神极为优秀，他的品德极为杰出。他受到称赞是因为他的仁慈、谦虚、真诚和节制以及他对财富的鄙视。”[7]
最后，也是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柏应理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为欧洲人介绍了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孔子的儒家学说。作为利玛窦“合儒”路线忠实的追随者，柏应理从耶稣会传教士立场出发，一方面利用儒家学说来反对和排斥佛、道，另一方面则试图从先秦儒家经典著作中寻找上帝存在的证明，进而达到通过“补儒”、“超儒”确立天主教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为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扫清思想障碍。
编者在《导言》中指出，“四书”、“五经”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著作，其中“经”的地位要高于“书”。《书经》是“五经”之首，接下来依次是《诗经》《易经》《春秋》和《礼记》。在译文的翻译上，也不忘阐发、挖掘中国先儒经典中和天主教教义一致性，借译宣教，掺杂着说教的成分。如“圣人”一词，按照儒家思想定义，严格来说，“圣人”是指知行完备的至善之人，而天主教中的“Sanctus”一词则专指坚信耶稣或为信仰殉道的教徒，而传教士们则直接用“Sanctus”来指称中国的“圣人”，将其意义局限在了宗教的范围内。
例如在《大学》开篇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被翻译成“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在于精炼或改进我从上天汲取而来的理性（rationalem naturam），这就如同一面最明亮的镜子，惟有扫除了蒙于其上的邪欲瑕疵，才必然会恢复它那无比的清澈。（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还在于使人民得到更新或再生（renovando Seu reparando），当然，要依靠他们本身的榜样和规劝。（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还在于立场坚定，保持最大的德行。”[8]又如《中庸》的第一段的第一句原文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被翻译为：“上天置于人们心中的东西叫做自然理性。这种用理性造成的、并对之加以模仿的东西，叫做法则，或叫做和理性的一致。反反复复、勤劳不辍地按照这种法则实践并亲身遵循之，那就叫做教育或善德之学问。”[9]受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影响，儒家思想的中“性”被翻译成了西方的“自然理性”，而这种理性则来自上天，这个“天”不是自然界的“天”，而是基督教中全知全能的上帝。
4.2.1.2 《周易》六十四卦图
《周易》是一部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中国古籍，其中凝聚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髓，对这部书的介绍也是《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一个重要特色。
柏应理认为，《易经》是“五经”中最古老的“经”，但从重要意义方面考虑，则排在第三位。在《导言》的第44页，作者插入了《周易》的卦图，先是阴阳两卦，然后是有阴阳两爻生出的四种卦象，接着是八卦和八卦方位图，最后是一副完整的六十四卦图，按照乾、坤、屯、蒙、需、讼、师等次序排列，在每个经卦之上用拉丁文字标明每个卦象所代表的自然现象。[10]柏应理的卦图来自朱熹的《周易正义》，但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确是耶稣会士们所反对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新儒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唯物哲学的基础上的，把“太极”作为万物本原，用“太极”、“理”等概念代替了先儒所信奉的“天”或“上天”，这种以“理”为本的宇宙生成论或本体论，显然和《圣经》创世说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是非加以批判不可的。虽然在此之前门多萨、曾德昭、卫匡国等人都曾对《周易》进行过初步的介绍，但像柏应理这样详细地、层层深入地演示出六十四卦图，在西方还是第一次。在后来莱布尼兹通过研究《周易》发现二进制规律时，就曾提到柏应理的这本书。
4.2.1.3 《中华帝国年表》和中国历史纪年问题
《中华帝国年表（公元前2952年—公元1683年）》（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ochia Sinica 2952 B.C～1683 A.D.）是柏应理独自完成的一部作品，1686年曾刻有单行本，但直到1687年才和《中国哲学家孔子》一起出版，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书中。其中共有三个表，第一表从公元前2952年伏羲时期到公元初汉平帝时期，第二表从公元元年到1683年，第三表是一份历代王朝帝王世系表，记载了2457年间22个王朝的简况，包括每个王朝的名称、帝王名号和统治时长，为欧洲人展示了一个中国历史的全貌。柏应理的这张年表和中国史书中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如韩德力神父所说：“柏应理对中国历史记载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印象很深并且把这种印象传给了欧洲读者。对中国历史记载可靠性的传播是《年表》的主要贡献之一。”[11]
关于中国的历史悠久性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欧洲天主教会的一个难题。1658年，卫匡国在《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1658）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952年，从此中国人有了从未间断的可靠的历史，柏应理基本认同这一看法。而按照当时天主教会认定的拉丁文标准本——武大加（Vulgate）版本的《圣经》，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349年，只有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在这场洪水中幸免于难，后挪亚的子孙因语言混乱而离散，散布世界各地，才形成了众多各民族。而如果中国的纪年是真实的，那么中国的历史在洪水之前600年就已经开始了。这无疑撼动了《圣经》的神圣性，“倘若他们的纪年表确实可信的话，那就不得不承认，《圣经》的纪年表一文不值。”[12]
为了弥补这一漏洞，柏应理主张采用非正统的希腊文版本《圣经》（又称“七十子译本”，即Septuagint版本，简写LXX）关于大洪水的纪年，因为在这个版本的《圣经》中，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3258年。这样，“中国的历史远不具有危险性，相反却是变成了对《圣经》历史的一种旁证”。[13]从表面上看，柏应理似乎巧妙地解决了伏羲继位和挪亚洪水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由此引发的对天主教信条的潜在威胁却并没有彻底解除。
柏应理编译此书最初的目的不过是想为那些赴华传教士做参考之用，但该书出版之后却在欧洲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关注。究其取得成功的意义或许是在于“它第一次把中国、孔子、政治道德三个不同的名词联在一起，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14]耶稣会士们本来不过是想通过对孔子的赞誉来为中国“尊孔”“祭孔”的习俗开脱，但却因此将一个集智慧、道德于一身的哲学家——孔子的形象引入了欧洲人的视域，并由此在欧洲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1688年1月在巴黎出版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上的一篇书评说：“就目前的论题而言，我看不出中国人的博爱和基督教徒的博爱有何区别……不论如何，他们与基督徒的理性并无二样。”同年6月，在另一篇署名柏尼埃（Bernier）的作者写的读后感中有这样的评价：“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敬、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他们所依靠的只是自然之光，你们对他们还能有更多的要求吗？”[15]
启蒙主义者们更是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把他看做是“中国的苏格拉底”。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坦普尔（William Temple，1628～1690）这样评价《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伦理学，讲的是私人道德、公众道德、经济上的道德、政治上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是治国之道。他的思想与推论，不外是说：没有好的政府，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而没有好的百姓，政府也不会使人满意。所以为了人类的幸福，从王公贵族以至于最微贱的农民，凡属国民，都应端正自己的思想，听取人家的劝告，或遵从国家的法令，努力为善，并发展其智慧与德性。”[16]坦普尔对孔子的为人也推崇备至，他认为孔子是一位杰出的天才，不仅学问渊博，而且道德高尚，他的思想可与希腊哲学相提并论，“希腊人注意个人或家庭的幸福；至于中国人则注重国家的康泰”。[17]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就是从八卦图得到启发，发明了二进制计算法的。1687年，他在写给友人冯·黑森—莱茵费尔侯爵夫人（L.E.Von Hessen-Rheinfeds）的信中称他曾阅读了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并评价说：“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家的时代，他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例如，他说惟有在严冬里观察保持绿叶的大树，人才能明白事理，同样，在平静和幸福的日子里，所有的人看上去似乎都是一样，但正是危险和混乱中才能看到大智大勇之人。”[18]很显然，这段话是对《论语》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一句的阐发。孔子以松柏比喻经得起严峻考验的人，朱熹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解释说超人、庸人在和平的日子里没有什么差别，但超人的伟大品质则可以在动乱的时刻显示出来。这些都被柏应理收录到书中，它给莱布尼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也都读过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本书，在《风俗论》中伏尔泰介绍孔子思想时就采用了该书的资料，孟德斯鸠不但将其中许多段落译成法文，还做了详细的笔记，并在其中阐述了自己不同的观点。[19]随着《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欧洲的流行，对中国的颂扬之声随处可闻，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也随之达到了美好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