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书简
在鲁布鲁克之后的三十年之内，再也没有传教士到远东去了，直到1291年孟德高维诺从大不里士出发去汗八里（北京）。孟德高维诺是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士，在此之前，他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穆斯林诸国已经工作了十四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传教士。1289年，他回罗马向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报告基督教在西亚发展的盛况，并谈到旭烈兀之孙阿鲁浑对基督徒的宽厚。于是，教皇再次派遣他带着写给忽必烈大汗的信件前往远东传教。
1294年，他到达元大都（北京），而忽必烈大汗恰在这一年去世了，他曾一度遭到聂斯托里派的迫害，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他开始着手建立北京的教区，成为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开创者。“他是圣方济各会的一个真正的门徒，他的性格非常朴实，但是也具有英雄般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基督使徒那样的精神，他孤独一人在中国的蒙古皇帝们的宫廷里传教达十二年之久的故事，乃是传教史上最为突出的插曲之一。”[30]1307年春，教皇克莱蒙特五世（Clement V）听到他在东方传教的卓著成绩，特任命他为汗八里总主教，并又派遣了七位传教士来华协助孟德高维诺。(https://www.daowen.com)
孟德高维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五年，直到八十一岁去世，期间他曾给欧洲友人写回了三封信，其中有两封涉及到了中国。在1305年正月8日的信中，他介绍了自己初到契丹的情况：“契丹为鞑靼皇帝所辖境域。皇帝之称号曰大汗。余谒见，递呈教皇之国书，请其改奉基督正宗。然彼迷信偶像已深，难挽回也。大汗待基督教徒颇宽厚。二年以来，余皆与之同居。”[31]由于曾受到聂斯托里派的诬告，所以他对聂斯托利派并没有好印象，“聂思脫里派徒，名为宗奉基督，而实则远离圣道，其人在东方有权有势。不与同道者，则虽至小教堂，不许建设，稍与异旨之文字，不得刊布也。”[32]尽管大汗没有改奉基督教，但却惩罚了诬告孟德高维诺的聂斯托利派教徒，在大汗的支持下，孟德高维诺的工作开始初见成效：“余于京城汗八里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竣工，又增设钟楼一所，置三钟焉。自抵此以来，共计受洗者达六千余人。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异端。幼童年龄，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皆毫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因此收养诸童中，已有十一人知悉祭圣乐曲。余为之组织唱歌队。每逢星期日，则在寺中轮流服务。唱歌时，皇帝陛下亦尝闻而乐之。祭圣时，余与诸童共同行礼。”[33]虽然身处中国腹地，但由于过分专注于宗教事务，孟德高维诺对中国国情的介绍却较少提及，仅在1306年2月的信中说：“东方诸邦，尤以大汗所辖国境，庞大无此，全世界各国，莫与比京。……此间拜偶像者，宗派甚多，各有其信仰。每派信徒甚多，礼节习惯，亦各不同。其人砥行节欲，较之吾拉丁僧人，更为严刻。”[34]
比起孟德高维诺的简略，倒是当时泉州主教安德鲁的描述更为细致一些。安德鲁是教皇派去襄助孟德高维诺的七人之一，后被孟德高维诺派往刺桐（泉州）任主教。在1326年安德鲁写给故乡意大利佩鲁贾的好友瓦尔敦神父的信中，他是这样介绍当时的中国的：“此国大皇帝之财富尊荣，国土之广，臣民之众，城邑之多而且大，国家组织，兵马强盛，国中太平，勇无人执刀以犯其邻，种种情形，余将不复赘言。……在此大帝国境內，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然此观念，实为误谬。吾等可自由传道，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妨碍。犹太人及萨拉森人改信吾教者，至无一人。然偶像教徒来受洗礼者，前后甚众。既受洗而不守基督正道者，亦复不鲜。”[35]尽管他无法突破基督教狭隘的宗教观念，但他的陈述却反映了当时蒙元统治者所奉行的宗教宽容政策这一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