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 《玛黎诺里游记》（Der Reisebericht des Johannes Marig...
1328年，孟德高维诺去世了，但这个消息直到1333年才传到当时已迁至法国阿维农（Avignon）的教廷。于是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II，1316～1334）于当年9月18日任命巴黎大学宗教学教授尼古拉斯（Nicholas）为第二任汗八里总主教，带领一个二十六人的使团前往中国。但这个使团却没有到达目的地，在经过察合台汗国并受到大汗款待后，便神秘地不知所终了。直到1338年玛黎诺里（Marignolli）再次奉使东行抵达北京时，发现这里仍无主教。
玛黎诺里在中国停留了三、四年之久，于1346或1347年由刺桐登船返航，1353年抵达阿维农，向当时的教皇英诺森六世献上了大汗的国书，国书中称“大汗崇仰基督教，爱敬其徒，承认其基督教臣民可以服从教皇训令，并请增派传教师到远东。”[36]1354年，日耳曼皇帝查理四世（Charles IV）到罗马行加冕礼，遇到了玛黎诺里，听说他曾出使远东，便命之著《波西米亚史》。然而该书完成之后便被束藏在布拉格（Prague）教堂内无人问津，直到四百年后，才由德国人梅诺脱（J.G.meinert）将其中的游记注释后单独刊行，名为《教皇专使小级僧约翰玛黎诺里奉使东方录》。
游记中记述了他到达汗八里向大汗敬献礼物和国书并受到大汗款待的情况：“过沙山乃至东方帝都城汗八里。其城之大，户口之众，军威之盛，吾将不复赘言矣。大汗见大马、教皇礼物、国书、罗伯塔王（King Robert）书札及其金印，大喜。见吾等后，更为欢悦。恩遇极为优渥。觐见时，皆衣礼服。余之前，有精致之十字架先行，香烛辉煌。至宫殿内，赋《天主惟一》之章（Credo in Unum Deum）。赋诗毕，余为大汗祈祷，加福于彼。大汗亦低首受之。”[37]其中，玛黎诺里代表教皇向元顺帝赠献的一匹白蹄黑马，在元顺帝的宫廷引起了轰动，大臣和文人们纷纷写诗赋词大加赞颂，《元诗选》中就收录了五篇关于“天马”的诗赋。(https://www.daowen.com)
此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详细地介绍了归途中所经过的“蛮子国”的盛况。“蛮子”本来是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对南方人习惯性的蔑称，到了蒙元时期，“蛮子”一词发展成了对南宋王朝的通用代称了。而元代来中国的西方人，并不解其贬低之意，也沿用了这一称呼，将原南宋的地方称为“蛮子国”，以至于当时各种语言的地图上都用“蛮子国”来标注南宋和原南宋的地方。“蛮子国疆土甚广，统辖城邑郡国无数。若与未亲见者言之，皆必搖首不信。物产丰富，所产水果，有为拉丁诸国所未知。国中共有大城市三万。此外尚有村堡，几不胜数。康勃绥（Campsay）城最著名，面积最广，市街华丽，人民殷富，穷奢豪侈。建筑物雄壮伟大，尤以佛寺为最。有可容僧侣一千以至二千人者，实为今代地面上未有之大城，即古代恐亦罕有其匹。昔时著作家谓其城有美丽石桥一万座，皆饰以雕刻及持戟贵人之塑像。未亲履其地者，读之皆以为不经之谈。然其所言者，皆确实事情也。”[38]经学者考证，“康勃绥”就是“京师”二字的转音，即昔日南宋的都城，现今的杭州。其富庶程度若不是亲眼所见，几乎令这位欧洲的主教不能相信。比起他以前的人来，他的描写也更加形象具体。“又有刺桐城（Zaytun）为大商港。亦面积广大，人口众庶。吾小级僧人在此城有华丽教堂三所。财产富厚。僧人又建浴堂一所，栈房（fondaco）一所，以储存商人来往货物。又有数钟，皆为上品。有二钟，为余在该城所命铸者。铸成，举礼悬挂于萨拉森人居留地之中央。其一余命名曰约翰尼那（Johannina），他则命名曰安拖尼那（Antonina）。”[39]“刺桐”是泉州的古名，也是阿拉伯商人在中国的聚居地，玛黎诺里此处记述在回教徒居住地中心铸钟的经过，无疑是想证明基督教在中国流行之盛。
在玛黎诺里之后，又有四位方济各会的修士到中国传教。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任命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教授纪尧姆·德·波拉特（J.de Prato）为汗八里大主教，然而这最后一位汗八里主教自欧洲出发后便音讯杳无。教皇不得不于次年又派出一个使团，经海路前往中国，等他们抵达后，发现元朝已被推翻，而新的大明王朝禁止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蒙古人引进的外来宗教，一个世纪的努力荡然无存，当三百年后利玛窦来到北京时，这里仍是福音的荒野。
尽管传教士们没有达到其宗教的目的，但他们却为欧洲带回了最早的关于中国的消息，为中世纪晚期欧洲文化视野中最早出现的中国形象提供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