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声音
1748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Gorege Anson）的《环球航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1748）在伦敦出版了，书中记述了第一艘来到中国的英国兵船“百夫长号”（Centurion）在广州的遭遇。作者将中国描述成了一个极度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的国家，官员办事效率低下，索贿成风；商人狡诈贪婪，视财如命，全然不讲信誉；普通百姓则好逸恶劳，感觉迟钝，麻木不仁……甚至还在书中质问传教士们何以把中国说成一个庄严恢宏、充满财富与智慧的国度，总之，以往那个政治清明、道德高尚、百姓富足的理想化的中国已不复存在。这一结论虽然并未撼动赞扬中国的时代主旋律，但无疑也给不少人心目中美好的中国形象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书中很多材料都被中国的批评者们引用，成为了贬斥中国的证据，其中不乏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
1748年同年，孟德斯鸠出版了著名的《论法的精神》，在这部被誉为奠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法律基本原则的鸿篇巨著中，孟德斯鸠以中国为例，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由专制君主治理的强大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3]，“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4]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虽然有形式上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却往往很不完善，条文又常常含混不清，因而会有许多流弊。如封建时代盛行的对皇帝不敬就要处以死刑的“大逆罪”，就是可以拿任何事为借口随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暴政的典型表现。此外，孟德斯鸠还注意到，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还利用“仁义”和“礼教”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他指出，法律、风俗和礼仪本来是有严格区别的，但中国的立法者却把它们混为一谈，即所谓的“礼教”，中国人的一生都用在学习和实践这种“礼教”上。其结果就是人性被摧残，“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5]很明显，中国的开明君主之和他“三权分立”的政治主张是相矛盾的，这一点已足以说明他对中国敌对态度的缘由了。
另一位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对中国也持有批评的态度，1750年，在其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中，他以轻蔑和嘲讽的口吻谈到中国：“然而我们又何必向远古的时代去寻求真理的证据呢？我们眼前不就有这一真理的充分证据吗？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导致国家的最高禄位。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自由而又不可征服的了。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会熟悉，而且无论是大臣们的见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还是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又野蛮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所满载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是充斥着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们吗？”[6]在这里，卢梭试图通过对中国的贬斥，来印证其科学艺术无助于敦风化俗的观点。不过，他似乎对中国也并非全然否定，在他为《百科全书》所编写的“经济（伦理和政治）”条目中，他称赞道：“中国的君主始终遵守一条准则，那就是凡事官员和百姓之间发生争执，应该受罚的永远是官员。……中国的皇帝坚信，公众骚乱绝不会无缘无故，因此，他在处罚暴乱者的同时，总要倾听他们的呼声，从中找出合理的抱怨，加以安抚。”[7]但此后，就再也听不到他对中国的赞扬了，《新爱洛伊丝》中他攻击中国的言辞甚至更加露骨了，“越过大洋之后，我在另一个大陆上看到另一种情形。我发现：世界上人数最多和最文化昌明的民族，却被一小撮强盗所统治。我详细地观察了这个著名的民族，我吃惊地发现他们全是奴隶。他们屡遭进攻，屡次被人征服，他们历来是捷足先登的人的猎获物；这种情况，也许还要延续好多个世纪。我认为，他们活该如此，因为他们连哼一声的勇气都没有。他们书卷气十足，生活散漫，表里不一，十分虚伪；他们的话说得很多，但没有实际内容；他们的心眼很多，但没有什么天才；他们虚有其表，思想极为贫乏。他们对人有礼貌，也很殷勤；他们处世很圆滑、很奸诈；他们把做人的义务挂在口头上，装出一副很有道德的样子；他们的所谓人情味，只不过是对人打个招呼，行个礼而已。”[8]卢梭既没有到过中国，也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的这些刻薄话大部分来自安森的《环球航行记》。(https://www.daowen.com)
在英国，对于中国的批评从18世纪初已经开始了。1719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13）凭借《鲁滨逊漂流记》一书一举成名，在当代中国这本书也是几乎尽人皆知的世界名著，但对于他后来作为续篇发表的两部作品：《鲁滨逊历险记》（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和《鲁滨逊感想录》（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20），就似乎并不那么广为人知了。然而，就是在这两部作品中，笛福借鲁滨逊之口，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和不屑之情。他驳斥了耶稣会传教士们所宣扬的中国文明、富庶的言论，认为中国的强大只是表面上给人的错觉，实际上丝毫不值一提，“他们那些建筑同欧洲的建筑和皇家的宫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的商业活动与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的世界性贸易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的城市同我们的城市在财富、实力、服饰的艳丽、家具的富丽堂皇以及城市本身的变化无穷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9]中国的人民贫穷、怯弱，既愚昧又自大，并不像欧洲人想象的那样勤劳智慧，“中国人的骄傲，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只有穷困才达到更高的程度。穷困和骄傲合在一起，构成了我所谓的苦难。我不得不认为美洲那些赤身裸体的生番，要比他们过活得快乐多了，因为那些人既然什么都没有，也就不需要什么了；至于中国人，则傲慢而无礼，但就大体而言，只不过是一些乞丐、一些苦力而已。他们还死要面子，那是不可以用言语形容的，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衣饰和房屋上面，也表现在他们——大群的仆役或奴隶上面。此外，还有极其可笑的事：据说，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而外，任何人都是他们鄙视的对象。”[10]当鲁滨逊看到长城时，他虽然也称赞长城是一项宏伟的工程，但仍认为它只不过是一道大而无用的墙，并没有抵挡住外族的入侵（参见第XI，XIV章），言下之意暗讽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糟糕到不能想象的地步。至于其他方面，在他看来也都远远落后于欧洲，“同他们的实际国力和豪华排场一样，他们在航海、贸易和农业等方面与欧洲相比，也是很不健全的。再说，在知识上、学术上和科学技术上，他们也相当落后”。[11]此外，中国的宗教也是野蛮和愚昧的，“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深陷于偶像崇拜的污泥中无法自拔。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狰狞可怕形态怪诞，面无耳目，既不能行走、站立、飞翔，也不能视听、言说。这些丑陋狰狞的偶像的惟一作用，就是将一大堆污七八糟，可怕而又可恶的观念装到偶像崇拜者愚蠢的脑子里”。[12]就连为当时欧洲最为赞赏的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政治和哲人治国原则，笛福也都不以为然，认为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治理国家的所谓人才，只是一些贪婪、腐败的官员和乡绅。他甚至还批评孔子学说是将政治、道德和迷信纠缠在一起，既不一贯，实际上也没有多少道理。从而，他得出结论：中国是许多野蛮国家中一个还算开化的国家，或许多开化国家中一个仍很愚昧的国家。鉴于此，人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许多热心的传教士花了莫大气力，却只能教会了他们救世主的名字和对圣母玛利亚的一些祷词。诸如此类的激烈言辞在笛福的作品中比比皆是，试想在一个热情赞颂中国的年代里，笛福对中国的刻意的否定、批评在一片对中国的赞扬声中则显得格外的刺耳。不过，考虑到他的政治经济主张，也就不足为怪了。作为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商业至上主义者的代表，笛福认为贸易是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提出了“贸易就是一切”的口号，主张国家要走以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业为中心，发展殖民贸易对象，同时带动国内工业、航海业和农业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模式和闭关锁国的贸易政策显然和笛福的理想相抵触，由此，不难看出，笛福对中国形象的诋毁是欧洲早期殖民意识形态在文学文本中的表现。
安森的《环球航行记》还影响了英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斯密说，安森在书中所描述的穷苦的中国人抢着吃外国人船上扔下来的剩饭剩菜以及腐烂的猫、狗的尸体的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发现“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象小狗一样投在水里”，由此，他断定：“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13]出版于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又译《国富论》，是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著作，被誉为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书中，作者描述了近代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并试图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进行系统地阐述，为现代经济学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等理论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早年曾受法国重农思想的影响，因而，他的学说亦间接和中国的经济思想产生了联系。但他在《国富论》中却否定了重农派对土地的重视，相反，他则认为劳动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能大力提升生产效率。在谈到中国时，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但却已经长期停滞不前了，“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14]而亚当·斯密认为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的原因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在一个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社会中，重视发展并没有错，这也是重农主义最欣赏中国的地方，但亚当·斯密指出，发展农业不能以抑制商业和贸易发展为代价，书中，他为中国没有充分利用劳动力低廉、交通便利的条件发展制造业和商业而感到遗憾。中国与停滞和重农抑商相关联的另一个特点是封闭、保守，限制发展对外贸易，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中国人既没有自己的船队，也很少或完全没有国际贸易，对于前来请求通商的外国人则将之视为乞食者，中国彻底成为了他经济理论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