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3 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1730～1774）的《世界公民》（Citi...
1760年1月12日，一份叫《公簿报》（Public Legder）的报纸在伦敦创刊，它是当时英国的第一份日刊。该报本来是为工商界人士服务的，并不是一份专业的文艺刊物，但它的发展却没有按照发行者预先设想的那样进行，最初并不太受重视的“批评或文学”栏目不但后来居上，变成了经常性的内容，而且大大促进了报纸的销售量，而这则应该归功于哥尔斯密。
同年1月24日，也就是《公簿报》创刊的第12天，刊登在报纸末版一个不起眼儿的角落里的两封信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兴趣。一封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商人写给另一位伦敦商人的短信，除了钱款交割问题之外，信中还介绍了带信人——一个来自中国河南的哲学家，说他为人正直，懂英语，但不大熟悉英国的风俗习惯。另一封便是这个名叫李安济·阿尔坦基（Lien Chi Altangi）的中国人写给荷兰友人的信，信中他谈了初到伦敦的印象，说伦敦街市空气沉闷，英国虽号称富裕，实际上却很贫乏。这就是哥尔斯密《世界公民》系列连载的连载的开始。几天后，又相继发表了第三、四封信，都是李安济写给他在北京的朋友的，文字采用小号字编排，显然这些信并没有引起编辑多大的重视。从第四封信开始有了标题“中国人信札，第四函”。此后，文章不但有了醒目的标题，改用大字编排，有时甚至还登上了报纸的第一版，占用了社论的版面，可见它在当时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位女读者写给编辑的信证实了它在当时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前天爸爸与几位客人谈起了你们出的报纸。当时，我一听见，‘公簿’两个字，也就漠然置之，以为你们的报纸仿照簿记格式，肯定枯燥乏味。哪知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你们的报纸很合我的胃口。我把报纸从头翻阅，看到不少好东西，尤其是你们的中国人，令我心服。”[282]这些通信的作者就是哥尔斯密，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接连数月在《公簿报》上相继发表了119封信函。两年后的1762年，哥尔斯密将这些旧作整理修订，结集出版，题名为：《世界公民》，副标题为：“中国哲学家从伦敦写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札”（Letters from a Chinese Philosopher， Residing in London， to His Friends in the East）。书中还有一副插图，画的是一个身穿长袍、头带凉帽、长着八字须的中国人，正翘着几根葱管似的手指与一位英国女子在花园里聊天的场景。
哥尔斯密出生在爱尔兰中部帕拉斯的一个牧师家庭，1749年，他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1752年他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两年后又转到荷兰莱顿大学继续学医，但他却从未行过医。虽然他学习的大学都是欧洲著名的大学，但毕业后仍然生计无着，于是，他带着一支长笛游遍了欧洲大陆。1756年回到伦敦时，他依然身无分文，为工作四处奔走。他曾为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当过编辑，也曾给《每月评论》（The Monthly Review）杂志写过书评。1759年，他给一家小刊物《蜜蜂》（The Bee）撰稿时，才作为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初露锋芒。这一时期，他还结识了托马斯·珀西和约翰逊博士等18世纪后期的重要作家，并加入了后者的文学俱乐部，成为了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但不久这份刊物就停刊了，恰好《公簿报》这时刚问世，哥尔斯密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好机会，报纸因登载《中国人信札》而畅销，而哥尔斯密也因此大名远扬。在此之前的1758年，他在写给老同学罗伯特·勃莱恩顿（Robert Bryanton）信中的一段话似乎预言到了这一切：“现在什么人都认不得我，连织毛巾的与做鼻烟匣的也不来奉承。但是，总有一天，那些大学问家要替我出气，把我的著作校订、疏证、批评。要是我的著作传到鞑靼或中国，也会有相当的影响，他们也许会说：‘奥利佛·哥尔斯密，生于18世纪，享年百有三岁。尔时，万流景仰，如日方中，盖欧洲之孔仲尼也……’”[283]
由此可见，哥尔斯密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年在欧洲大陆游历期间，他就广泛地接触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作品，深受其启蒙主义者思想影响。回到英国的第二年，即1757年8月，他在《每月评论》上发表了介绍伏尔泰《风俗论》的文章，并提到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还引用了伏尔泰的一段评论。与此同时，随着《波斯人信札》和德·阿尔让斯侯爵的《中国人信札》等被翻译介绍到英国，英国国内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类似的书信体小说。第一部以中国人为主角的书信体作品是1757年出现的《旅居伦敦的中国哲学家叔和致北京友人李安济书》，又称《叔和通信》（A Letter from Xo Ho），作者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是乔治二世时期的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的幼子。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国外，英国在和法国的“七年战争”中不断失利，在北美也连吃败仗，军事上的失败引发了政治危机，国内，几大政党互相攻击，争权夺势，内阁倒台，新内阁则悬而未定，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文中，作者借中国人之口对英国政党纷争的乱象进行了真实而客观的表述，信中一开头这位中国哲学家便发表评论说：“那些英国人是不容易了解的，他们不但与中国人不同，与其他的欧洲人也不一样。在政治上，从前有两党，现在变成了三派。在这里（伦敦），一般人都爱说闲话，不管它的性质如何。要是一个政客、一个部长，或者是一个议员，古怪一些，不把消息告诉人家，人家就要恨他。但是，要是他撒了谎，那就不要紧，人家说他会宣传。前几天，英王把内阁解散，却不等组织新阁就溜到乡下去了。英王没有权柄选择内阁，同我们（指中国人）没有权柄选择皇帝一样。”[284]《叔和通信》在短短两周内便被翻印了四五次之多，引起了评论界的强烈关注，同时也对哥尔斯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一步激发了哥尔斯密对中国的热情。他曾计划要到东方漫游，还写信向东印度公司谋职，但终未成行。不过，《世界公民》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中的主人公李安济的名字便借自沃尔波尔的《叔和通信》。
“世界公民”一词是希腊文“xoauonoAitn”一词的转译，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伟大作家，17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启蒙运动以来，一些由于各种原因游走于世界各地，并能超越国家界限和民族狭隘情感、具有世界情怀的知识分子，也被冠以“世界公民”的称谓。英国杰出的政论家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就是持这种与新时代密切相关的全球意识文化观念的突出代表。他在谈到荷兰时说过，由于商务频繁往来，由于各种不同的教义、习俗和仪式发生了相互影响，各国人民加强了和平友好的联系，好像变成了“世界公民”[285]。出于这样的文化思想，坦普尔成为了当时英国对中国文化最热情的赞颂者。在他看来，无论是政治道德，还是文化艺术，亦或中国的园林艺术，都足以成为英国的楷模。在《论英雄的道德》（Of Heroic Virtue，1657）一文中，他称赞孔子是“最有学问、最有智慧、最有道德的中国人”，“突出的天才，浩博的学问，可敬的道德，优越的天性”，是“真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者”[286]。他还赞扬中国的学者政府，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优秀的政治体制。受其影响，哥尔斯密将自己这部通信集定名为《世界公民》，在其中的第24封信中，他说：“孔子讲过，读书人的责任在于加强社会的联系，而使百姓成为世界公民。”[287]虽然这句话是否出自孔子已无从考证，但它却明确表达了启蒙主义者的思想。而早在创作此书之前，哥尔斯密就已有了“世界公民”的思想意识。在一篇名为《民族偏见》的随笔中，他谈到了英国人对其他民族的偏见，说在英国人看来，荷兰人是爱财如命的可怜虫；法国人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家伙；德国人是烂醉如泥的酒鬼、狼吞虎咽的老饕；西班牙人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恶霸，只有英国人才集中了所有民族的优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优秀。对于这种说法，哥尔斯密表示很难苟同，他认为，和英国人相比，也许“荷兰人比较俭朴、勤劳，法国人比较温和有礼，德国人比较吃苦耐劳，而西班牙人比较沉着冷静，英国人虽然无疑是勇敢而慷慨的，同时却又是鲁莽、任性、急躁，太容易在顺境中洋洋得意，在逆境中垂头丧气了”。[288]并进一步指出，一个人若心存种族偏见，那么即便他出身再高贵，地位再显赫，再富有，也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绅士。而他自己最细化的称呼就是“世界公民”，而不是仅仅被称为一个英国人，“在所有古代的至理名言中，当一个哲人，被问起‘他是哪国人时，回答：他是‘世界的公民’。没有哪句话能比这句为作者增加更多的荣誉，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喜悦了”。[289]
哥尔斯密指出，18世纪到东方游历的冒险家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但商人只关心商品的价格和囤积商品的方法，而传教士则关心有多少人皈依基督教，他们都不能介绍给大家一些有用的和有益的知识。“一个人离家远行，目的在改善自己、改善别人的，那是哲学家；要是盲目地受了好奇心的驱使；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那只是一个流浪者而已”，人生活的目的，“主要是在于追求智慧，而追求智慧的目的则在于使生活过得愉快”[290]，那么什么人才能担此重任呢？“他应当是具有哲学头脑的人；应当善于从特殊事物中引出一般有用的结论；既不骄傲自满，也不固执拘泥；既不固守一种制度，也不只熟悉一门学问；既不全是植物学家，也不全是古生物学家；他的头脑应当渗透着各式各样的知识，又因为他和人家来往多了，他的举止变得通情达理。在某种程度他对这一个计划应该具有热忱，他有神速的想像力和好动的天性，因为喜爱游历；同时，他有足以支持一切疲劳的体力，也有不易给困难吓倒的心情。”[291]总之，一个游历家应该是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文化使者，这是哥尔斯密的一贯主张，他将这一理念赋予在了他所创造的人物——中国哲学家李安济身上。他对山有多高，湖有多大，房屋有多少或式样等谈得很少，因为“别的游历家在这一科学部门已经谈得够多了”。（第102函）而他注意的只是各国的民族精神、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他没有描写如何从一座建筑物走到另一座建筑物，或临摹这个遗迹或那个石塔，也没有叙述花了多少刀曼（土耳其金币）买下多少商品，或积储多少器材来准备游览一个蛮荒地区；他谈的只是自己所见所闻的感想（第56函）。[292]
这位中国哲学家在来伦敦之前，已经经过了七百多天的艰苦旅程，走过了不少国家，看到了许多民族的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他虽是中国人，免不了会从中国人的观点来谈论问题，但他又不完全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很多时候，他能够摆脱了狭隘的乡土观念和民族偏见来客观的看待和分析问题，因而，他自称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公民”。在书中的编者序言中，哥尔斯密这样描述初到伦敦的李安济给人留下的印象：“许多人见他并不愚蠢，心里很愤怒。这样一个生于异国的人，居然也明察聪颖，而且还有些才能，他们感到非常诧异。他们说，真是奇怪，中国人离开欧洲如此之远，也能有这样精密的思想？他们又没有读过我们的书，连我们的文字，他们都不懂，却也能同我们一样讲话推理。原来中国人和我们是差不多的。人类有高低，不在距离的远近，乃在受教化的深浅……”[293]。接下来，他以编辑兼密友的身份，评价李安济的性格简洁、率真，喜欢用格言警句，时而也常有中国人难解的乏味，不过，和他一样富于中国人少见的幽默感。他用一个诙谐幽默的比喻来形容他和中国哲学家朋友之间的关系，“听说旧时浪漫小说里，有一个骑士和他的马发生了亲密的交谊。通常，马总是驮着骑士，但是紧要关头，骑士也驮着马，表示回敬。我与作者来往很密。他总是给我一些高难的风格，我也有时帮他一点忙，把他的话语弄得通俗、流畅”。[294]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书中每一封信札里都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特点，所用的比喻和引证，都来自中国，对于东方文章的程式并没有删改，其中的道德训诫他也都加以了注释。
《世界公民》一书虽然是由信函组成，但仍有一条清晰的故事线索贯穿始终：原来，李安济本是朝廷命官，在广东做官时与一位荷兰商人结为朋友。因生性好四处游历，便私自离开中国，随洋商来到了伦敦。但他的擅离职守却招致了皇帝的震怒，下令将其撤职查办，并将家产全部抄没，妻女也被贬为女仆，唯有儿子辛波（Hinpo）在其父好友——礼部官员福洪（Fum Hoam）的帮助下侥幸得以逃脱。辛波一心想见到父亲，于是便改装逃出中国，踏上了寻父之路。不幸的是，旅途中被鞑靼人俘虏，不久又被卖给波斯人为奴，并由此认识了一位同被卖为奴隶的英国女子、美丽善良的塞丽丝（Zelis）。同是天涯沦落人，很快，两人成为了朋友，并相约一起逃跑，但在逃跑途中二人又不幸失散了。这期间，李安济则在一位黑衣人（The Man in Black）的陪同下考察了伦敦的风土人情，并将自己的见闻和感想写信告诉了他在北京的朋友福洪。最后，父子二人终于在伦敦团聚，并在不久后的一次聚会上再次见到了塞丽丝，原来她就是李安济在伦敦的一个朋友的侄女。结局皆大欢喜，两个年轻人终成眷属，在伦敦安家立业，而李安济则继续做他的“世界公民”，在黑衣人的陪伴下四处漫游。(https://www.daowen.com)
在《世界公民》一书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哥尔斯密广泛的接触到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其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以及柏应理等人编译的《论语》《大学》《中庸》的拉丁文译本，这些在当时都是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最基本的材料。此外，他还参考了伏尔泰的《风俗论》和德·阿尔让斯侯爵的《中国人信札》，特别是后者，给了他带来了不少创作灵感。我们无法断定中国文化对他的思想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从有关中国的资料里找到了他曾极力寻找的东西，即一个高度发达的智慧的民族和一个符合他理想的社会制度，并将它作为批判英国社会的依据。因此，和法国的启蒙主义者们一样，他笔下的中国形象也是被理想化了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并能长期维持和平稳定的国家。“你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和土耳其人、波斯人、秘鲁人同样愚昧，同样没有知识。在各门科学上，中国人和你们一样；而且中国另有其专长技术，欧洲人还没有知道呢”。[295]在书中第41函中，哥尔斯密借中国人福洪之口对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进行了对比，指出虽然“欧洲人在科学和艺术上造诣很高，他们的科学能激励热切的愿望，他们的艺术能满足无边的欲望。他们在造船、制炮、测量山脉等技术方面，也许比我们高明；但在那最伟大的艺术方面，在那治国安邦的艺术方面，难道也比我们高明吗？当我将欧洲的历史同中国相比较时，我为自己是太阳王国的子孙而欣喜若狂。”[296]让他觉得骄傲的是：“一个帝国换了多少朝代，还是这个样子；最后虽然给鞑靼人征服，但仍保持古代的法典、古代的学术。因此，与其说屈服于外国的统治者，倒不如说它兼并了鞑靼。一个国家，论幅员可抵欧洲全部，但只服从于一种法律，只听命于一个君主，四千年来只经过一度长期的革命。这是它的特别伟大之处。因此，我觉得别的国家和它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的了。”[297]而相比之下，欧洲的历史则充斥着罪恶、愚昧和灾难，“让我们从幸福和平的景象里回头，看到欧洲则上演着一幕幕阴谋、贪婪和野心场面。欧洲的那个时期不是经历着许多动乱，而哪次动乱不都是毁灭了成千上万的生命！”[298]
和伏尔泰一样，哥尔斯密对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钦羡。“翻开中国的历史，我看到一个古老的帝国，依照自然和理性所指示的准则建立。子女对父母尊敬，这是自然种植在每个人心中的职责，这也构成了我们政府的力量”，“子女对长辈的服从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品质，基于此我们成为我们皇帝最忠实的子民……基于此，我们成为合格的官吏，因为童年的服从教育是每个管理者所要学习的最根本的课程。基于此整个国家可以说是一个家庭，君王就是保护者、父亲和朋友”。[299]而谈到英国人的政治生活，哥尔斯密口气则充满了讽刺和挖苦，对英国人愚蠢狂热所谓的政治热情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在英国，人人都把自己当成是政治家”[300]，每天，人们都乐此不疲地分析从报纸上获取的一些政坛内幕，岂知这只不过是官吏们餐桌上的流言蜚语。“自由的呼声经常响彻于他们的集会之上，成千上万的人看似都准备好要为这一呼声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或许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懂得自由的真正含义。”[301]至于选举，则更像是一场闹剧，贿选之风盛行，普遍民众只关注自己是否被热情款待，酒菜是否丰盛，“候选人的才能常常依据他提供的饭食的数量决定……不是他的廉洁与学识，而是他所提供的牛肉和白兰地的数量”。[302]
借中国哲学家之口对英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进行批评也是哥尔斯密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中国法律具有宽恕的精神，“英国的法律惩戒邪恶，中国法律更进了一步，它还褒奖善行”。[303]不仅宽容，中国的法律还很简明，全国人民只需服从一部法律。比起中国的法律，英国的法律则显得庞杂、严苛，却又有失公正。李安济说英国的法律可以和西比拉斯法典（books of Sybils）相媲美，人们对它崇敬之极，但却很少有人去读它，更不要说了解它，因此，连执行法律的人对于很多条文最终也是莫衷一是。另外，英国的法律似乎只对穷人是严明的，书中第118函中一个孤儿的故事足以证明这一点。一个五岁就父母双亡的乡村孤儿，根据“居住法”被从一个教区赶到另一个教区，始终无处安身；接着，又按照“济贫法”被送入劳动院，每天工作十小时；五年后期满毕业，又因在四处寻觅工作的路上捕杀了一只野兔而触犯了“狩猎法”被拘禁，法官同时认定他违反了“流浪法”而判处其监禁，五个月后被卖到海外种植园充当奴隶；等刑满释放，好不容易回到国内，又被征去打仗，在“七年战争”中失去了四根手指和一条腿……听到这个故事，李安济不仅感慨道：“贫苦人的啜泣无人理会，却受每一专横吏胥的迫害。每一条法律对别人来说是保障，对他们来说则是仇敌。”[304]
法律的繁复和司法制度的腐败造就了一大批靠舞文弄墨、玩弄法律条文为生的贪得无厌的寄生阶层。一个人如果惹上了官司，那么大批的警察、法务员、律师、法律顾问就开始出动，一个盯着一个，都想趁机捞上一把，致使案件常常拖了数年也无法解决。作者通过一个中国寓言生动形象地讽刺了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蚱蜢吸足了露水，正在隐蔽的地方叫得起劲。这给黄口看到了；黄口本来是吃蚱蜢的，于是欠着身子来啄。这给小蛇看到了；小蛇本来是吃黄口的，于是蜷着身子来捉。正在这时，黄雀飞了过来，想攫取小蛇，而鹞子又从上而下来想掠取黄雀。大家悉心掠夺，而不注意自己的危险。于是黄口吃了蚱蜢，小蛇吃了黄口，黄雀吃了小蛇，鹞子吃了黄雀。正在这时，兀鹰从天际直冲而下，张开了大口，把鹞子、蚱蜢、黄口等一下子都吞了。”[305]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这个“五物一餐”（five animals at a meal）的寓言显然出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中国人所熟知的谚语。由此，李安济评价说：“法院就像一个捕鼠机，进去容易出来难，尤其是发现老鼠有钱的时候更难出来。”[306]
在谈到宗教的内容时，哥尔斯密特意将中国宗教的宽容、冷静和英国人虚伪的宗教热情做了一番对比。福洪曾说：“在我们这里，宗教迫害是不存在的，人们的不同主张也没有引起战争。老君（老子）的信徒，崇拜偶像的佛门弟子，以及师承孔子的哲学家，只是通过各自的活动来尽力表达其学说的真实而已。”[307] 相反，在欧洲，宗教则是引发战乱和争端的一个最主要的缘由，“他们〔基督教〕的王公崇尚野心甚于公义，有着与全人类为敌的性格；而他们的教士，忽视教义中的道德，错将世俗利益当先”。[308]在第41函中，李安济记述了他参观圣保罗教堂所看到的景象：一开始，只见黑压压的人挤满一屋子，但等音乐一结束，人就走了不少，李安济甚至质疑这些人是否只是来教堂听音乐的。布道开始，牧师开始用梦呓般的语调循例朗诵，下面的人却各行其是，没有一个是诚心礼拜的。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嗅鼻烟，有的睡觉，还有的东张西望，向女人抛媚眼，只有一个老妇人不断地呻吟，看似虔诚的教徒，结果，黑衣人告诉他，她是一个聋子。
除了上述社会、宗教、法律等诸多方面，哥尔斯密还对当时英国社会盲目模仿和追求“中国时尚”之风，以及英国人凭传闻和想象对中国狭隘、片面认识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李安济曾拜访过一位痴迷于中国园林艺术的英国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得意地向他炫耀自己中国样式的花园和里面一座美丽的中国宝塔。“请问贵国还有比这更美的建筑吗？”面对老太太的问题，李安济幽默地答道：“从我这里看去，那园子尽头的东西，你叫它为中国宝塔，但也不妨叫它为埃及的金字塔；因为那座建筑，我看他像宝塔，也像金字塔。”他的回答令老太太惊讶不已，“什么！先生，那不是中国宝塔吗？你一定错了。弗列士先生（Mr. Freeze）设计的图样，他说中国的宝塔，谁也没有批驳过他呀。”[309]又有一次，在一个英国人的宴会上，李安济要了一份牛肉和一副刀叉，这一举动令在座的英国人大为惊讶，一位夫人竟然问他中国人是否也吃牛肉，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人似乎是非燕窝、熊掌、鱼翅不吃，而且是非筷子不用的。席间，一位绅士还大谈中国的风物和地理，并认为李安济的外表和举止没有中国味儿，甚至推断他不是中国人，因为在他看来，李安济的颧骨应该更高一点，额头应该再宽一些。英国人竟然自以为是地凭借想象来否定真实的中国人，无知和偏见可见一斑。
作为一部批判讽刺作品，《世界公民》触及到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宗教、道德、法律、时代风尚等多方面的社会问题。书中，哥尔斯密试图通过他笔下的中国哲学家视角来审视和反省自身文明，同时也间接地塑造出了一个在各方面都优于欧洲社会、堪称欧洲人学习楷模的中国形象，将对欧洲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内心渴望变革的愿望投射其中，表达了渴望开明统治和文明、秩序的道德社会的启蒙主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