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理想国、精神上的乌托邦—— 中国形象的象征意义

让-马克·莫哈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一文中指出：“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310]文章中，他还对保·利科提出的社会想象实践的多样性的理论行了详细地阐释，指出对异国形象的描述有两种类型：一是“意识形态”的，即“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311]，它是“对相异性进行‘整合’后的形象，它使人们从该群体关于自身起源、身份，并使其确信自我在世界史中地位的观念出发去解读异国”^[312]；另一个“乌托邦”的，即“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它偏向于相异性，“以便颠覆所有自身文化中被假定有害的观念”^[313]。所有的异国形象，包括文学虚构的异国形象，都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极间的张力上”，亦即“建立在‘整合功能和颠覆功能之间的张力上’”^[314]。当我们根据这一理论去考察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形象时，就会发现它明显带有“乌托邦”类型化的倾向。(https://www.daowen.com)

18世纪，崇拜中国的热潮在欧洲达到了顶峰，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和哲学思想，“中国热”表现在欧洲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成为了欧洲人谈论的话题，从轻松愉快的艺术和娱乐，到高深的哲学，再到严肃的政治经济问题。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认识，也从“在上一个世纪，我们并不太了解中国”^[315]，发展到了“对中国，甚至比对欧洲的若干地域还要熟悉”^[316]的程度。法国作家、批评家格雷姆（Grimn）曾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华帝国获得人们的特殊的注意与研究。首先是传教士从那个遥远的国度写回丰富多彩的报道，令人心神向往，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大众观念。中国太遥远了，没有人去过也没有人能对他们的报道提出异议。然后是哲学家运用这些报道，从中提取各种有用的资料，批判自身社会的弊端。因此，中国一时成为智慧之乡，美德与健康的信仰之乡，中国的政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府，历史最为悠久，品德最为清廉，中国的法律、礼俗、艺术、技艺都可以成为全世界的榜样。”^[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