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18世纪，伴随着哲学家的热情赞颂，对中国的迷恋也逐渐浸入到了文学艺术领域，成为了当时欧洲人追求中国风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或多或少的带有来自迷人的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异域情调，这些作者几乎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也并没有太多真切的认识，最多读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或听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传闻，而仅凭着丰富的想象和生花的妙笔，便将中国塑造成了一个欧洲人理想中的乌托邦之国，旨在用完美的中国形象来表现启蒙主义哲学家们的思想，为哲学的东方找到了一种最好的艺术阐释的方式，即浪漫的东方。尽管这些作品中大多数描写夸张，情节荒诞不经，简直可以令了解中国的汉学家们感到绝望，有的甚至谈不上什么文学或艺术价值，但在当时“中国热”时代大背景的衬托下，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即通过对美好中国的赞美和憧憬，表达欧洲人对现实的不满和讽刺，渴望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中国风尚在戏剧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似乎如果舞台上少了中国人出场，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戏剧或歌剧演出了。讽刺诗人吉尔贝（Nicolas-Jo seph-Laurent Gilbert）曾用一首诗对18世纪戏剧的哲学化和东方化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舞台上塑造的一个个英雄，都由身后的作者题词补充，无论斯基泰或中国人，如无题论著，一有提问手势，便成章给予答复。”[226]另一位英国评论家也和他遥相呼应，“中国情趣在我们的城市里风行一时，连哑剧也迫使丑角哈乐根在地点与人物均有中国情调的表演中寻求出路”。[227]哈乐根是当时经常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的一个丑角，以诙谐、机智和多才多艺著称。中国人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法国戏剧舞台上是在1688年的一出名为《离婚》的喜剧中，其中有一位名叫哈乐根的中国大使，他总是滔滔不绝地夸耀自己的国家，如中国男人从不生病，所以在中国没有医生，女人们只在孩子降生后头几月抱孩子，以后就交给丫鬟照料等等。类似的剧本，在18世纪初期的法国舞台上层出不穷，虽未产生伟大的作品，但其自然简单的戏剧风格，却与17世纪几乎独占戏剧舞台的古典悲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以往只能在小说里宣泄的喜怒哀乐搬上了舞台，更具针砭时弊的嘲讽意味，启蒙时期一些重大问题也毫不犹豫地通过戏剧的方式提了出来，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一剧就是其中在欧洲引起反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在英国，中国人的形象早在伊丽莎白时期就已登上了英国的舞台，但由于对中国知之甚少，所以中国人被称为鞑靼人，并成为了长相丑陋和生性凶残的野蛮人的代名词。莎士比亚在《无事生非》一剧中将大汗与长老约翰联系在一起[228]，在《一报还一报》中他也称赞过中国的瓷器，“Your Honours have seen such dishes； They are not China dishes， but very good dishes.”[229]但可以肯定的是，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们对中国文化还只是停留在物质崇尚的阶段，而非哲学层面的思考。然而，随着利玛窦、门多萨、平托等人的著作，和越来越多介绍中国的作品被引入英国，人们才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和价值。伯顿率先将中国视为世界民族的楷模，并将中国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相提并论，君主英明且仁慈和宽容，人民安定幸福，国家富强繁荣，中国人是生活在乌托邦里的人，也是不知道上帝的民族。诗人们开始从中国寻找灵感和美妙的意象，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撒旦听说上帝创造了世界，决定去一探虚实，在第三章中，他化作一只鹰从喜马拉雅山飞向印度去猎取食物，途中“它降落在塞利卡那，那是一片荒原，那里的中国人推着轻便的竹车，靠帆和风力前进。”[230]在他之前的本·琼生在假面剧《新大陆新闻》中也提到了中国的加帆车，“信使甲：那里的车辆很像贵妇人的脾气一样随风转。记录员：妙！就像中国的手推车一样”。[231]英国舞台上第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正剧是1657年在伦敦上演的由赛特尔（Elkanah Settle，1648～1724）创作的《鞑靼人征服中国记》。剧本在史实上参考了卫匡国的《鞑靼战记》和门多萨、纽霍夫等人的著作，以清军入关、明朝灭亡为背景，以顺治皇帝为父报仇和其与汉族女子的恋爱故事为主线，并将清人笔记小说中的秦良玉抗清和董小宛的故事糅合进来，使该剧颇具传奇色彩。其中描写顺治父亲被汉人杀害后几次显灵诉说真相的情节不禁让人联想到了《哈姆雷特》，另外，剧中崇祯皇帝以刀刺破手指写下血书并手刃嫔妃的场面也令英国的观众们惊叹不已。这部剧的演出虽然未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但却开辟了英国戏剧舞台上以中国情调来取悦观众之传统的先河。
在小说方面，18世纪一种新的文体——书信体小说异军突起，成为了启蒙时期最重要小说文体之一。就其兴起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该文体所特有的随意性的特点，艾田蒲认为：“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深入地思考小说美学，但他们之所以如此轻而易举地采用信的式样，是因为信相当于一种‘随笔’，所有持怀疑论思想和自由思想的作家都极为喜欢一种允许出格、放纵、影射和冒犯的文学体裁。”[232]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就是这样一部代表作，也是第一部影响广泛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此后，在英法两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被称为“东方信札”体裁的作品，如流亡法国的意大利人马拉那（Giovanni Paolo Marana，1642～1693）的《土耳其人回忆录》，昂热·古达尔（Ange Goudar）的《中国间谍或北京朝廷的秘密使者》，德·阿尔让斯侯爵（Marqius D’Argens）的《中国人的信札》和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等，其中最后两部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均采用了书信体小说的形式，假托旅居英国或法国的东方人写信给自己的同胞介绍自己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并且，时刻不忘将欧洲与自己的国家参照对比，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