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 法国的“国王数学家”
这一时期，法国的耶稣会士在向西方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构建中国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时的法国正值路易十四（Louis-Dieudonné，1638～1715）统治时期，路易十四5岁继位，23岁亲政，直至1715年去世，在位时间长达72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在他统治期间，法国成为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在文化、科学，还是在时尚、艺术和思想领域，法国都成为了欧洲的中心，伏尔泰也因此将这一时期列为人类两千年历史中四个最“值得重视”的时代之一[20]。随着国力的不断强大，法国开始迅速向海外、特别是在远东扩张自己的势力，以谋求在商业贸易、科学文化以及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利益。
1678年，担任当时中国传教区副省会长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写信给欧洲的耶稣会同仁，认为人员缺乏是制约中国传教区发展的迫切问题，请求增派一批既精通哲学与神学又能适应中国习俗的传教士。该信与1682年在法国公开发表，这一倡议恰恰正中法国人下怀。1684年，受南怀仁委托，回欧洲招募赴华传教士的柏应理神父应邀来到了法国，并在凡尔赛宫得到了路易十四的召见。与柏应理同行的还有一位中国青年——沈福宗，他的出现引发了整个宫廷上下强烈的好奇，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巴黎看到的中国人，要知道，在18世纪末以前，欧洲人还只知道有白种人和黑种人，却从未见过黄种人，而此次柏应理则将一个生动鲜活的中国青年人带到了欧洲人面前。沈不仅在国王和众臣面前展示了孔子的画像，用毛笔表演了中国的书法，还应太子妃的要求表演了用筷子吃饭，数次震惊了四座。柏应理趁机向国王阐述了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必要性，指出中国传教区“不仅仅对发展宗教，而且对于可能从中获得的科学知识也大有益处”。[21]时任法国科学院主管的首相卢布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1641～1691）给柏应理罗列了一张包括35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清单，内容涉及历史、科学、动植物、武器、军队、节日、宗教、物产、气候、地理、国家制度等诸多方面，柏应理都一一作答。最终，在路易十四的告解神父、同时也是耶稣会士的拉雪兹神父（François de La Chaise）的促成下，路易十四于次年决定向中国派遣五名耶稣会士。
但是这些耶稣会士却不能以传教士的身份前往，因为葡萄牙人在1514年从教皇列奥十世（Leo X，1513～1521）的手中获得了东亚地区的“保教权”（Patronatus missionum），其中包括：到东亚的传教士应须葡萄牙政府登记，并搭乘葡萄牙的商船前往亚洲，东亚的主教应由葡萄牙国王向教皇推荐，由葡萄牙政府负责提供传教津贴等多项内容。而此次的耶稣会士们则是由法国国王支付津贴的法国臣民，他们应该服从法国教会关于王权和礼仪的法令。鉴于此，他们决定遵照路易十四的指示，向国王而不是教皇的代牧主教宣誓。为了不冒犯教皇和激怒葡萄牙人，1685年1月28日，路易十四亲自签署任命书，初选了六位传教士以“国王数学家”的身份前往中国，其使命正如任命书中所说：“为了使我们的海运事业日趋安全和我们的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并为了稳定取得成果，我们已做出了充分准备，并认为有必要从欧洲派出一些富于实地考察能力的学者前往印度和中国。”[22]
六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除一人路径柬埔寨时留在暹罗外，其余五人均到达中国，并得以进入北京的宫廷，他们是：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李明（Le Comte，1655～1737）、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5～1737）和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很快，传教士们凭借自身的特长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支持和信任，刘应用金鸡纳霜为康熙治好了疟疾，张诚参与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在他们的努力之下，1692年，康熙发布了“容教令”，使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继利玛窦之后呈现出又一个高峰。与以前来华传教士不同，法国的传教士们不仅担负着传播基督教的使命，还肩负着法国科学院交给他们的科学研究的任务。五位传教士之一的洪若翰在写给法国科学院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他在中国的研究计划：“第一，中国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为了配合中国观象台的观察，每天都要坚持在中国观天；第二，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第三，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第四，中国各门艺术史，既包括自由七艺，也包括工艺；第五，中国的现状、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藏和物产等。”[23]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详细周密的研究计划。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明确的目的性，法国耶稣会士们在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探索上取得的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开辟了近代专业汉学研究的先河，同时也为当时的欧洲人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进而将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推向了顶点。
4.2.2.1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的索隐派思想和《康熙皇帝》（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白晋出生在法国勒芒（Le Mans）一个法官家庭，幼年进入佛莱切（La Flèche）一所耶稣会学校学习，与其他学校不同，这所名为“亨利四世”的学校是一所综合性学校，白晋在这里接受了包括神学、哲学、语言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在内的全面教育。学习期间，他就被沙勿略、利玛窦等耶稣会前辈远赴中国传教的事迹所鼓舞，立下了为中国传教事业献身的志向。1687年，他入选“国王数学家”，并被授予法国科学院院士头衔，成为首批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之一。
来到中国后，白晋和另一位传教士张诚一起被康熙皇帝留京供职，二人共同担任皇帝的侍讲，为康熙讲授天文、历法、几何、算术、医学等西洋科学知识。除此之外，康熙还对哲学十分感兴趣，于是，两位传教士热情倍增，借讲解哲学的机会向康熙灌输基督教真知。在他们的引导下，“康熙皇帝看起来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人们多次听见康熙说过，他一点也不怀疑，鉴于基督教的神圣的教义和它在中国传播所获的成功，总有一天这种宗教会成为这个帝国的主要宗教”。[24]康熙对他们二人的勤勉也大加褒奖，甚至希望在中国也建立一所像法国科学院那样的学术研究机构，于是，决定任命白晋为特使返回欧洲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
1697年，白晋带着康熙皇帝送给路易十四的礼物和书籍回到了巴黎，这令路易十四十分欢喜和惊奇，慷慨地同意了白晋提出的派遣更多耶稣会士去中国的要求。1698年，白晋顺利地完成了招募新传教士的任务，带着路易十四回赠康熙的礼物乘“安菲特利特号”（L’Amphitirte，海神号）商船返回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他此次新招募的耶稣会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马若瑟（Joseph Hennry Premare）、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等八人，他们中很多人后来都为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回到中国后，白晋因成功完成使命而深得康熙赞许，被任命为皇太子胤礽的师傅，他继续为实现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理想而全力以赴。但很快，他的梦想就被粉碎了，1705年，教皇特使铎罗带着礼仪禁令来到中国，结果康熙龙颜大怒，将其驱逐出境，最终导致了中国和罗马教廷的决裂。
在中西“礼仪之争”中，白晋始终是利玛窦传教思想忠实的追随者，他所开创的“索隐派”研究方法，实际上也是对利玛窦适应性传教策略的一种补充和发展。所谓“索隐派”（Figurisme），是一个以对《圣经》进行索隐式注释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学派，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对《旧约》中记录的具体事件所蕴涵的象征意义进行阐释，从中揭示其中所隐藏的未来信仰秘密和教会发展的情况。它起源于公元2世纪以热衷于研究异教文本与基督教秘义之间的关系著称“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sm）[25]。在他们看来，和《旧约》中先知一样，一些非基督教的异教哲学家和原始神学家们也曾得到过神的启示，只不过是隐晦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看到的只是未来光辉的影子和形象而已，而基督教徒则看到了真正的上主的光芒。那么，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中国也自然被列入得到过启示的民族之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如同《旧约》中的先祖们一样拥有对创世、亚当的诞生、人类始祖的罪恶、大洪水、三位一体、天使和恶魔，以及惩恶扬善等等的认识。”[26]虽然其成员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但他们共同的理论框架和思想倾向是将中国历史纳入《圣经》体系，并从中国古籍中寻找上帝存在的证明。受这种思想影响，白晋也深信有着高度发达的道德文明的中国，在古籍中一定隐含着启示。促成中国人归信的正确方法就是从这些古代典籍中寻找证据，让他们明白他们古老的宗教和天主教的历史是一致的，并不冲突。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排外思想的民族从根本上消除对来自遥远地域的宗教——天主教的陌生感，进而相信并接受它。
这一思想贯穿在他对《易经》的研究之中，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的一部典籍，白晋认为它以“先知预言”的方式预示着天主教教义。在1697年他在巴黎做的一次演讲中，他指出：“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样完美”，提到《易经》，他认为其“蕴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27]他把伏羲视为将人类最原始宗教传于中国的先知，并试图通过揭示“数学中的神秘”的方式来证明《易经》为以色列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圣典。他说：“《易经》数字的神秘，似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埃及犹太哲学中的神秘数学相呼应，此秘密是由第一个祖先传给其后代，虽然后来消失了，但必然是来自造物主之神秘启示”，因此，“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创世及三位一体之奥秘”。[28]1697年，他在写给当时代理法国省教区长的信中提出了他的三个重要思想：“1. 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中国人信奉的哲学中没有违背基督教律令的内容；2.‘太极’即上帝，为万物之源；3.《易经》是中国人最上乘的道德与自然哲学的浓缩。”[29]正是由于白晋的译介，才引发了莱布尼茨对《易经》研究的强烈兴趣，并从中发现了阴阳变化的原理和他发明的“二进制”计数法之间的相似之处。
在中国的历史纪年问题上，和柏应理一样，白晋也主张使用“七十子”译本的《圣经》，因为这个版本和中国的历史年代较为一致，并无太大出入。白晋认为，《圣经》中的洪水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记载，并确信中国人就是诺亚长子闪的后裔。为了证明其论断，他不仅引用中国古籍，还试图从汉字的构造中寻找证据，以汉字“船”为例，他分析其隐藏的含义是指一艘船上坐了八口人，而这八口人就是诺亚和他的妻子、儿子以及儿媳。此外，他还将中国古代的首领和英雄们和《圣经》中的先祖做了比较，认为尧和诺亚应该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都在先祖列表上排在第十位。[30]
1697年，白晋在巴黎期间出版了《康熙皇帝》一书，并把它献给了国王路易十四。凭借他在清廷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和康熙皇帝的密切交往，白晋在书中不但记述了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还对其品德、性格、个人生活和爱好进行了详细介绍，为西方人塑造了一位完美的东方帝王的形象。白晋解释“康熙”是现在中国皇帝的年号，意为“和平”，他“统治着中国本土及鞑靼大部分地区”，这位皇帝是满族人，“换言之，是中国国民的异族皇帝”[31]。说到康熙皇帝的外貌，白晋描述道：“他威风凛凛、仪表堂堂、举止不凡。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子略显鹰嘴形，鼻尖鼓起。虽然脸上有几颗痘痕，但丝毫无损于他的美好形象。”[32]
在白晋笔下，康熙皇帝不仅相貌英俊，而且还具有与他皇位相称的非凡的天资和品德，“康熙皇帝精神上的美远远超过他肉体上的美”，“他天赋极高、博闻强记、智力过人、明察秋毫。他有处理复杂纷繁事务的刚劲毅力，他有制定、指挥、实现宏伟规划的坚强意志。他的嗜好和兴趣高雅不俗，都很适于帝王的身份。他为人公正，伸张正义，倡导德行，爱护臣民。他具有服从真理的性格以及绝对抑制情欲的克己之心。诸如此类高贵品德，不胜枚举。此外，在日理万机的君王中，能如此爱好艺术并勤奋学习各门科学的也不能不令人惊讶”。[33]
康熙的魅力还远不止于此，作为一个异族统治者，为了“尽量使自己统治下的鞑靼人和汉人都对自己怀有好感”，康熙皇帝专心致力于文武两道，他不仅拥有汉族人所重视的学识，而且还沿袭了鞑靼人的骁勇善战的传统“他精通武艺，满朝文武无人能与之匹敌。……他不论是立射还是骑射，也不管是马停下来，还是马飞奔着，都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飞禽走兽，静止的也好，飞着、跑着的也好，他几乎是箭不虚发。他对一切武器，甚至今天废而不用的武器，也要练习它的用法。此外，他对欧洲的枪炮，就象对本国的弓箭一样熟悉。一般认为鞑靼人是天生的骑手。对于这项技艺，康熙皇帝也是出类拔萃的，可以说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特别擅长骑术，不仅在平地上，就是在极其险峻的山路上，也能上下自如，奔走如飞。”[34]此外，康熙皇帝对音乐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幼年就学习过中国和鞑靼的各种乐器，所以，对于西洋的乐理、乐器和演奏方法，“只要认真练习几次，就能象演奏中国及鞑靼的大部分乐器一样演奏西洋乐器”。[35]总之，康熙是一位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天才帝王。
康熙皇帝的聪明智慧和天赋才能，在他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康熙皇帝在政治上公正无私，按国法行事；在用人上任人唯贤，并把这些视为施政中严守的信条。因此，从未发生过因徇私情或出于个人利益而反对康熙皇帝的事件。康熙皇帝重视并严格选拔优秀官吏，监督他们的行动，这表明皇上平素对于臣民的仁爱之心。此外，当某省发生严重灾荒时，从他内心中表现出来的异常忧虑之情，充分说明他作为一国之主和国父的强烈责任感。”[36](https://www.daowen.com)
在白晋看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和一般中国人蔑视所有外国人的秉性相反，“康熙皇帝生来豁达大度”，通过传教士们的介绍，尤其是在亲自研究了欧洲的艺术和科学之后，康熙皇帝“认识到不论从科学上看，还是从艺术上看，中国并不是唯一的文明国家；除中国外，其他国家也有科学家及能工巧匠。”[37]白晋称赞康熙“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他早已认识到中国人对外国人抱有成见的错误”。[38]
不同于其他帝王喜好炫耀自己的奢侈和豪华，康熙皇帝过着俭朴的生活，如果从他“可以任意地支配无数的财宝来看，由于他的国家辽阔而富饶，他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但是，康熙皇帝个人的生活用度绝不是奢侈豪华的。……实际上，象康熙皇帝这样闻名天下的皇帝，吃的应该是山珍海味，用的应该是适应中国风俗的金银器皿。可是康熙皇帝满足于最普通的食物，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他吃得很少，在饮食上从未看到他有丝毫铺张浪费的情况。……就其衣著来说，令人丝毫没有奢侈浪费的感觉，这并非由于他爱财和吝啬。他虽然自己力求节俭，但对用于国家的经费却特别慷慨。只要是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即使支出数百万两的巨款，他也从不吝惜。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为了修缮官署，以及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商业发展，而治理河流、运河，建设桥梁、修造船只及其他类似的事业，他经常拨出巨款。由此不难看出，康熙皇帝的朴素生活，完全是由于他懂得节约的意义，也是由于他希望做一个为臣民所爱戴的君主和国父，所以努力为国家的实际需要积累财富”。[39]
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用了太多的赞美之词可能会招致质疑，白晋在书后的跋中再次强调自己叙述的真实性，“现代人对于从远方回国的人带来的旅行见闻往往持怀疑态度。这种时代精神实不可思议。我如实地记述了康熙皇帝的言行，所以我觉得这部《康熙帝传》理所当然应该获得读者的全面信赖。但由于上述怀疑态度在作祟，也许不能实现这一愿望。可是由于《康熙帝传》只记载了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并介绍了极准确的知识，所以，我相信读者一定会以和阅读一般游记不同的态度阅读本书。另外，如果我把会招致世界上第一个英明君主路易十四大王陛下正当的愤怒，或者会失掉东洋第一君主康熙皇帝恩宠的错误记述，呈献给路易大王陛下，这无疑是一种轻率的举动。”[40]
作为一部献给法国国王的作品，白晋自然不忘对路易十四称颂，在书开篇的卷首语中，他在向路易十四介绍康熙皇帝的画像时，就将二人做了比较，“他和陛下一样，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确实令人惊讶。简言之，这位皇帝具有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说，他治理国家的才能还不如陛下，那么，恐怕也可以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41]而比起路易十四，白晋认为康熙唯一欠缺的是他“现在仍不幸地沉沦于偶像教的信仰之中，还不具备天主教的美德”[42]。但是，他坚信，“中国人尊重最纯正的格言，有智慧，遵守礼仪，如为现代科学所启发，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将走在其他异教国民的前面。所以，如有品行端正、业绩卓著，能够博得他们尊敬与信赖的人，向他们明白通顺地宣传福音真理，他们远比其他国民更易于信仰这一真理。”[43]
白晋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想通过对康熙皇帝的赞美来博得路易十四对耶稣会士们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但客观上，通过他的描述，也为西方人确立了一个“自古以来君临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44]的形象，那就是中国的康熙皇帝，再次将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推向了一个美好的顶峰。
4.2.2.2 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的《中国近事报道》 （Nouveau mémoire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李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出生在法国西南部波尔多（Bordeaux）一个贵族家庭，1671年进入波尔多吉延初修院。1687年，正在大路易学院学习神学的李明得知了要选派赴华传教士的消息，便前往洪若翰处主动请命，并很快得到了获准，和洪若翰、白晋等人一起，以“国王数学家”身份前往中国。1688年2月，一行人抵达了北京，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之后被派往西安、绛州等地传教。但是，由于法国直接派遣传教士这一举动冒犯了葡萄牙在亚洲的“保教权”，法国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活动处处遭到了葡萄牙人的刁难和阻挠，甚至截留了法国政府拨发给传教士们的经费，使“国王数学家”们陷入了困境。1692年，李明随洪若翰赴广州交涉此事，未果，于是，洪若翰授命李明返回欧洲汇报情况。
1696年，李明在巴黎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讲述了他在中国四年传教生活的经历和感受。以往在欧洲出版的传教士的作品，都要经过严格的宗教审查，因此作者往往用词谨慎，即便这样，也常常遭到删改。幸运的是，李明的这部作品却未遭此厄运，得以以原貌发表，语言上自然流畅，并且风趣幽默，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因此，该书一经出版便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版本。同时，作为一部为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辩护之作，该书也由于言辞的犀利和对对手批评的尖刻，激怒了神学家们，“亵渎神灵的”、“亵渎宗教的”、“异端的”等帽子被扣在了李明的头上，并将天主教内部各修会关于“礼仪之争”的辩论推向了白热化的高潮。终于，在该书问世四年后被索邦（Sorbonne）神学院宣布为禁书，李明本人也遭受到了打击和排挤，终生未能再返回中国。
书中收录了李明在华期间写给国内要人的十四封书信，对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详尽地报告，包括：中国的城市、建筑、道路、河流、气候、土地、物产，以及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国民性和思想特征，在最后几封信中谈到了更深层的问题，如中国的政治体制、宗教信仰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从内容看，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为人们了解清代康熙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许多较为详细、准确的信息，从侧面补充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资料的欠缺。如他对康熙皇帝的外貌进行了具体描述：“皇帝是中等以上的身材，比欧洲自炫长得匀称的普通人稍胖，但比一般中国人希望的稍瘦一点；面庞丰满，留有患过天花的疤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是中国人式的，细小的，嘴很美，面孔的下半部长得很好。他的气色也很好。人们可以注意他的举止行为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具有主宰者的气派，使他与众不同。”[45]通过他的介绍，欧洲人第一次对中国皇帝的形象有了具体的认知。又如，他在第十三封致让松红衣主教的信中，完整地记录了1692年康熙皇帝颁布的“宽容敕令”的详细内容和前后经过，在当时的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在对中国的地理风物、人口物产等方面的介绍上并没有引起太多争议，李明除了延续前人关于中国疆土辽阔、国势强盛、人民富足等的说法外，在内容上则更加详细和丰富。但是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他对中国是持批评态度的。如：他将北京和巴黎的城市建筑进行了比较后认为，虽然中国城市的街道笔直宽阔，店铺林立，但“有两样东西损害了街道的美观。一是街道与两侧建造得不好且低矮的房屋不成比例；二是街道上的黄泥和尘埃。在其他方面那么文明的中国，在这方面可看不出文明体现在哪里。”[46]唯一值得一提的皇宫虽然气势宏大，面积也比凡尔赛宫大得多，但内部主要靠柱子支撑，显得空空荡荡，艺术和装饰都很简单，根本没有巴黎凡尔赛宫的富丽堂皇相比。他认为这和中国人的艺术观念有关，“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凡事留有余地的观念，在各种艺术上均有表现，这使任何一件作品与实际都不那么相符。套房之间缺乏浑然一体的联系，互相没有呼应，装饰也无规律可循。”[47]当提到长城时，李明更是认为它只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同时也是最荒诞的工程之一”。[48]
说到中国人民族性的弱点，除了自大和封闭外，虚伪和擅长欺骗也给李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和商人的交往中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们的本性就是，只要能骗就骗，许多人并不隐讳这一点，我听说有些厚颜无耻的人，当他们骗人时被抓住个正着，他们却对自己的不够机灵进行辩解解：‘你瞧，我还没有掌握个中奥妙，您比我强；但是，可能下一次我会更幸运或更灵巧些。’他们在几乎所有出售的东西上弄虚作假，人们常常上当。买来的火腿，煮了很长时间后，待到吃时才发现原来是猪肉皮裹着一截粗糙的木头。”[49]“不公和欺诈在中国是如此的寻常，以至于极少有人能放弃此道而通过其他途径致富。商人总是尽可能按最贵的价钱出售商品，只有卖掉了坏商品后他才把好商品拿出来，这个民族特有的机智灵活似乎给他们以伪造任何东西的权利。”[50]
对于中国人的饮茶习惯，李明在总结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还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补充了很多新的内容，如茶树的生长环境、种植方法，茶叶的采摘和制作过程等都做了详细介绍，使欧洲人对茶的知识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过，对于中国人用热水冲泡茶叶的做法却不能理解，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弥补由于土质不佳，几乎所有的井水和泉水都有咸味这一缺陷，上帝使这里茂盛地生长出这种特殊的树木，其叶片不仅用于清除水中的异味并使之美味可口，有益健康”。[51]
这些言辞虽然有些有失偏颇，但都并不是他遭禁的主要原因，真正让欧洲的神学家们认为其“有悖神学原则”是他在书中为中国尊孔、祭祖礼仪的肯定和对孔子思想的赞扬。在第七封写给兰斯红衣主教的信中，在介绍了孔子的生平事迹、并摘录了其部分语录后，他说“全国上下敬他为圣人，并鼓励后人对他的崇敬之情，这种感情显然将与世长存。国君们在他死后在各地为他建立庙宇，学者们定时前去致以诚挚的敬意。在许多地方可见大字书写的荣誉称号：致大师，致第一学者，致圣人，致皇帝和国君之师。然而，非常不同寻常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造成一座神”[52]，“至于人们对孔子的崇拜，并不是一种宗教崇拜，以其名命名的孔庙也并不是真正的庙宇，那只是读书人聚会的地方而已”。[53]
对中国的编年史问题，他和索引派的看法是一致的，对中国历史的古老深信不疑，“中国人是世界上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正如我们几乎无从找到那些巨大的河流的源头一样，中国人的起源也是难以发现的。为此，必须追溯到比我们全部世俗历史更为遥远的年代。甚至拉丁文《圣经》为我们划分的时间，对于验证他们的年表也是不够长的。”[54]
为了争取人们对在华传教工作的支持，他和他的前辈们一样，也试图从中国古老的典籍中千方百计寻找基督教存在的佐证，“草创之初，中国也并不比世界上其他民族高明多少，他们几乎是从人类的起源中觅到了神灵和宗教的最初事迹。诺亚的儿女散步到了东亚大地，很可能建立了这个王国；大洪水时期，他们领教了造物主的威力，从而也认识了造物主，连其子子孙孙都对他有莫名的畏惧。时至今日，从中国人的历史中还可以找到那些雪泥鸿爪，所以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55]
接下来，他历数了他所认为的从三皇五帝至商周时期中国上古历史中敬奉上帝的宗教遗迹。如“如伏羲在家中精心饲养了七种动物，用来祭祀苍天和大地，所以也有人叫他‘疱牺’，即牺牲的意思，这是新旧约全书里那些大圣人们乐于接受的名号，且只有为圣人和罪人牺牲的人才能享有该样的名字”。[56]皇帝曾为天帝修建了一座庙，“如果说犹太人更胜一筹，把供奉救世主的祀庙建得更加富丽堂皇，甚至也很庄严神圣，中国人却在举世最古老的祀庙里祭祀造物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荣誉。”[57]帝喾对宗教也是“一如既往，同样热心。史书上说，他的后妃没有生育，于是他就在祭天的时候虔诚地向上帝求子，事后不久其妃产下一个儿子”。[58]
由此，他得出结论：“在耶稣诞生前八百年左右，偶像崇拜还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国人连续两千年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膜拜和景仰，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率。”[59]还不仅如此，李明更进一步感慨道：“有时候，我们又觉得很奇怪。自耶稣诞生以来，中国和印度始终淹没在偶像崇拜的迷雾之中，而希腊，部分非洲国家和整个欧洲却笼罩在基督信仰的光环之下。然而，我们却没有发现，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真正的上帝信仰，谨守着最纯洁的道德原则；相对而言，欧洲和其他地方却谬误百出，思想堕落。”[60]在赞颂中国宗教信仰的古老和纯洁性上，李明似乎走得太远了，特别是认为中国人对上帝的信仰比欧洲人还要早、还要纯洁这一大胆的表述，超出了欧洲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于是，李明一时间成了保守的神学家和以耶稣会为敌的各修会批评的众矢之的。
为此，1700年，索邦神学院特地召开了一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辩论会，就李明书中六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六个问题是：（1）中国在耶稣基督降生前就保持了2000多年有关真正“上帝”的知识；（2）中国荣幸地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庙宇中祭祀上帝；（3）中国以一种甚至可以作为基督徒们表率的方式崇拜上帝；（4）中国实施一种如同宗教般纯洁的伦理；（5）中国具有诚实、人道、内外崇拜、神圣的职业、祭祀、上帝的圣性、圣迹思想以及作为真正宗教的特征和美德；（6）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中国是最经常受到上帝圣宠厚待的国家。一位巴黎大学的博士记录了当时会议由于观点分歧极大而造成的混乱场景：“纠纷突然发生在巴黎大学的礼堂，所有人立即从位置上站起来。……像阿尔诺丹、勒穆瓦钠，圣—梅里本堂神父那样的强权铁腕人物都奔向大门，与公证人进行搏斗。……这就形成了世界上最令人羞耻的一场大混战。”[61]最终，大会决定将李明的著作定性为“错误的、轻率冒失的、引人犯罪的、亵渎宗教的、与上帝的语言相悖和带有异教性质的，它破坏了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并使耶稣基督的受难和被处死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62]，并下令销毁其书。
该书虽然被禁，但并没有阻止它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的不断扩大，它仍然不断地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的版本，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所拥有的许多关于中国的资料都是汲取自这本书，只不过这些内容成为了启蒙主义者们反对教会的武器，这恐怕是李明所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