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 《马可波罗行纪》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波罗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43]自1298年成书至今的七百多年时间里，它一直被公认为是第一部比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遥远的、令人神往的东方世界，特别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的“奇书”。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几百年里，它始终是欧洲人了解神秘东方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堪称一部关于东方的百科全书。
《马可波罗行纪》一书的诞生本身，就极具传奇色彩。据书中所述，马可·波罗出身于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十七岁的马可·波罗就随父亲和叔父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很快，年轻的马可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才干取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他在中国居住长达17年之久，遍游中国各地。1291年，他奉命护送元朝公主远嫁波斯，完成使命后于1295年返回故乡威尼斯。1296年，马可·波罗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在狱中，为了打发时光，他和同室狱友——比萨城骑士、作家鲁斯梯谦合作，由他口述东方之旅的所见所闻，鲁斯梯谦笔录整理，最终于两年后的1298年全书才大功告成。1299年，威尼斯和热那亚达成了协议，马可·波罗获释回家。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狱中之作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风靡全意大利，并很快流传到了法、德等其他欧洲国家。一时间，马可·波罗名声大噪，但也有人认为其叙述过分夸张，质疑其真实性。据传，在他临终之时，曾有人劝他忏悔，承认书中所说均是无稽之谈，但遭到了马可·波罗的断然拒绝，他反驳说：“我所说出来的还不及我看到的一半儿。”[44]
《马可波罗行纪》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述了马可·波罗一行从欧洲出发至大都沿途见闻；第二卷记述了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南沿海诸地的情况；第三卷记述了日本、越南、东南亚诸岛屿、印度洋沿岸等地的情况；第四卷记述了亚洲北部成吉思汗后裔各蒙古汗国之间战争。每卷又分若干章，每章叙述一地或一事，共229章。而其中有100多章涉及到中国，记载了中国40多个的城市和地区，对当时中国的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描述。可以说，《马可波罗行纪》是第一部全面、深入介绍中国的游记，作者以一种亲善，甚至狂热态度，建构了一个极度文明、繁荣和富有的中国形象，被视为西方中国形象发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作品。
2.3.1.1 宽容异教国度
中世纪末，基督教在欧洲思想文化领域已经树立了牢固的统治地位，人们的世界观以及其他所有领域的知识都是建立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之上的。基督教信仰被认为是普世性的惟一真理，而其他宗教信仰则被视为“异教”并对其横加摧残。但在《行纪》中，马可·波罗却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多种宗教并存的异教国度——中国，这不能不令当时的欧洲人感到震惊。
在《行纪》开篇就记述了马可·波罗之父尼古剌和叔父玛窦为大汗向教皇传书之事。书信的大致内容是请教皇派遣熟知基督教律且能言善辩者，若其能向偶像教徒和其他人明白证明基督教为最优之教，则大汗同其所属臣民将为基督徒，并为教会之臣仆。然而，当尼古剌兄弟费尽周折，历时三年半，带着教皇的回信和圣墓灯油向大汗复命时，大汗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初次随父远游的年轻的马可，向他询问起了旅途的人情风俗和奇闻轶事，而皈依基督教的承诺却没了下文。
在后来的第80章中，作者再次详述了大汗的宗教观。这一章记述了复活节时，大汗召集大都中所有基督徒前来，率同一切高官大臣焚香虔诚敬奉圣经并亲吻圣经的盛况。然而，大汗并不只独尊基督教，“对于回教徒、犹太教徒、偶像教徒之主要节庆，执礼亦同”。[45]当有人问起缘故时，大汗是这样回答的：“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求其默佑。”[46]
当问及缘何不皈依基督教时，大汗解释说：“汝辈欲我为基督徒，特未解我心。此国之基督徒蠢无所知，庸碌无用。至若偶像教徒则能为所欲为。我坐于席前时，置于中庭之盏满盛酒浆者，不经人手接触，可以自来就我饮。天时不正时，此辈可以使之正，所为灵异甚多，汝辈谅已知之。其偶像能言，预告彼等所询之事……”[47]在马可·波罗看来，偶像教不过等同于巫术，父亲和叔父之所以不能说服大汗皈依基督教，不过是因为基督教不能行占卜、魔术等灵异之事。但他不能看到的是：作为一个疆域广大的蒙元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忽必烈所采取的保护一切宗教，尊重各民族宗教传统的宗教宽容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至于普通百姓的宗教观，马可·波罗认为彼等拜神，不过是向神祈求“时和年丰，家人繁庶等事”。[48]他们之所以行善、相互礼敬、孝敬父母，是因为其相信“灵魂不死，转世轮回”之说。“视死者生前之善恶，其转生有优劣”，“穷人行善者，死后转入妇人腹中，来生成为贵人。……反之，贵人之子行恶者，转生为贱人之子，终降为狗”。[49]由此可见，其信奉宗教的目的更是出于实用主义。
此外，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于沿途所经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进行了详尽地描述。如中国人食米而不食面包，饮米酒而不饮葡萄酒的饮食习惯；以及中国用十二生肖纪年和利用属相来算命的习俗。“行在居民风习，儿童诞生，其亲立即记录其生庚日时，……儿童既长，经营商业，或外出旅行，或举行婚姻，须持此纸向星者卜其吉凶。”[50]书中还多次提到了偶像教教徒的丧葬礼俗，“人死焚其尸。若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行于尸后，在偶象前做丧歌，乃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共焚之。据称死者在彼世获有诸物，所作之乐及对偶像所唱之歌，死者在彼世亦得闻之，而偶像且往贺之也。”[51]此外，对于中国人“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马可·波罗也表现出了艳羡之意。“一切佛教徒如同回教徒，皆视其力之能养赡，娶妻六人、八人、十人不等。所生子女甚多，且有不少人有子三十余人，能与其父共执兵器者，斯盖因妻妾之众有以致之。至若吾人国内，一人仅娶一妻，有时且无所出而致绝后，我辈人口单弱之理在此。”[52]由此可见，作者把欧洲人口较东方稀少的原因归结为其“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造成的后果。
2.3.1.2 经济极度繁荣的财富之国
在《行纪》中，马可·波罗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经济繁荣、富庶的大帝国的形象。其发达程度，令他这个出生于号称中世纪地中海贸易中心的威尼斯城的商人子弟也为之叹为观止。(https://www.daowen.com)
首先是丰饶的物产。在《行纪》中，马可·波罗每到一处，都会首先描述当地的山川地理和各种珍奇物产。在他的记述中，除了有早已为欧洲人所熟知的精美的丝绸、瓷器，还有黄金、红宝石、珍珠、玉石、珊瑚等奇珍异宝，和麝香、肉桂、胡椒等名贵香料，这些无疑激发了欧洲商人们的贪欲和冒险家们的想象。
其次是交通及航运的发达。以汗八里为中心，有道路通达数个州郡，每25或30哩必设一驿站，站中备用马匹多则四百匹，少的也有二百匹。如有紧急的文书或物品，则日夜传递，百日的路程，十天之内就能送达。全境内有驿站上万所，备马超过三十万匹，“从未见皇帝、国王、藩主之殷富如此者”。[53]除了陆路交通外，航运也十分发达。在“新州城”一章中，马可·波罗描述了当时长江航运繁忙的景象，“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20万艘，其循江而下者尚未计焉”。[54]船舶的载重量可以达到一万一二千石，已经达到了航海的级别。“其运载之船舶、货物、财富、虽合基督教民之一切江流海洋运载之数，尚不逮焉。”[55]
第三表现为城市的繁荣。以昔日南宋都城杭州为例，马可·波罗认为它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56]此城方圆百里，有桥12000座，大街160条，每街有房屋一万间，所有道路两旁都铺有砖石，中间铺细沙，下游阴沟排水，道路永远都是干燥的，人们走到哪里，泥土都不会沾到脚上。城中有大集市10所，沿街小集无数，每星期有三天为集市之日，赶集之人常多达四、五万人。各种蔬果、野味、海鲜，应有尽有。集市周围店铺林立，商贾云集，香料、珠宝、首饰，更是无奇不有。城中还有大小浴场3000个，大的可供百人同时沐浴，还有专门供娼妓居住的街道。城中居民举止安静，尊重妇女，做生意公平正直，“同街居民俨与一家人无异”。[57]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歌舞升平，安居乐业的市民阶层世俗享乐生活的场面，难怪马可·波罗把它称作令人流连忘返的“天堂之城”。
此外，纸币的流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贸易的繁荣。由于贸易往来的频繁，而金属货币又不便于携带，因此，中国早在宋代便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而到了元代，中国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纸币制度。《马可波罗行纪》中就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当时纸币印制和发行流通的情况。对于一个从未见过纸币的欧洲人来说，纸币无疑是一种神奇的新事物。因为它“不费一钱”，却“可能给付世界一切帑藏”[58]，并且重量不及金属货币的十分之一，携带十分方便。在汗八里，有大汗设立的造币局，专门负责纸币的制造和流通。纸币在全境内通用，拒用者可治死罪。凡是携带金银珠宝的外国商人，只能把财宝售给大汗，由造币局用纸币给付。在马可·波罗看来，凭借这种方法，大汗将所属诸国之一切宝藏皆据为己有，把它称为“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59]
其实，元代经济贸易的高度发达和元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宽松、优厚的鼓励商贸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从成吉思汗时代起，便从俘虏中选拔善于经商的回回人从事对外贸易，到忽必烈称帝时，发展商贸已被定为一项国策。不仅采取各种措施减轻税收，保护商贾的人身和财物安全，救济有困难的商贾，各级政府还重用商人，如马可·波罗就曾担任过大汗的使节，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应该说，蒙元统治者的重商思想源自其本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畜牧业的单一性与人们生活需求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交换成为蒙古民族必要的生存手段。倪建中指出：“蒙古人是重商主义者，这也是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因为，他们所居之处，往往不利用农耕，资源也相对缺乏，要想得到粮食、食盐和工具，就必须发展贸易。”[60]
2.3.1.3 令人敬畏的军事大帝国
比起13世纪末期欧洲各国封建割据严重，混战不断的现实，马可·波罗通过描述展示给人们的则是一个由大汗一统天下的强大的军事大帝国。
它首先体现为疆域的辽阔。按书中所述，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而这十七年，正是由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元帝国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强盛时期，经过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窝阔台、贵有、蒙哥等几代大汗的不断对外征战，直至忽必烈时代，终于灭掉南宋，使帝国的疆域达到了顶峰，领土范围北至西伯利亚，东至朝鲜半岛，南至南海，西至中亚，成为了一个地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除元朝为宗主国外，还有四个庞大的宗藩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
其次，马可·波罗为我们塑造了一位集大权于一身的帝国最高统治者——大汗的威严形象。书中，忽必烈被马可波罗尊为“世界一切鞑靼之最高君主”[61]，“盖起为人类远祖阿聃（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62]从第二卷一开始，作者就用了近二十章的篇幅对大汗加以详尽地描画。其中不仅描写了大汗伟岸的体貌风仪，还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大汗的后妃、诸子、宫廷、百官、侍卫，以及大汗的生日庆典、年终节庆、朝会、出行、宴饮、狩猎等诸多豪华奢侈的生活场面。
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大汗在享受着最奢华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实践着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野心和抱负。对外，他平定了乃颜部的叛乱，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东北部的控制。马可·波罗在书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大汗麾下的军队的英勇和战争的惨烈，“是战也，为现代从未见之剧战……盖双方之众有76万骑……而步卒之多尚未计焉。混战自晨至日中，人见双方发矢蔽天，有如暴雨。人见双方骑卒坠马而死者为数甚众，陈尸满地。”[63]最后，大战以乃颜战败被杀告终。值得一提的是，乃颜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旗帜之上十字架为徽志，然此毫无裨于彼”。[64]究其原因，马可·波罗借大汗之口说：“十字架未助乃颜，盖有其大理存焉。若为善物，其所行应当如是。乃颜叛主不忠应当受罚。汝辈天主之十字架不助之为逆，甚是。”[65]可见，对君主的忠诚超越了对信仰的虔诚。对内，大汗严惩权臣阿合马，以缓解朝廷内部由于民族矛盾而造成的统治阶层之间争权夺势的危机。对于普通百姓，大汗却实行仁政，时常派遣使臣周巡其国土州郡，“调查其人民之谷麦是否因气候不时或疾风暴雨受到损害，抑有其他疫疠”[66]，遇到灾害，则不仅蠲免本年赋税，还赐给谷麦、牲畜，供其全年之食。人民爱戴大汗，“崇拜如同上帝”。[67]
蒙元帝国是通过战争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其中充斥着血腥和残酷的杀戮，对被征服民族来说，它无异于是一场悲剧。但客观上，它却打通了欧亚大陆旧有的东西方的界限，使异常艰险的丝绸之路变得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通畅，商人、传教士、使者，只要持有大汗的金牌，就能在帝国土地上畅通无阻。正如中世纪史学家庄维尔在《圣路易传》说“大汗给人民以和平”。[68]汤恩比也曾评价道：“忽必烈的帝国从中国延伸到黑海，在他的统治下，这片广袤的疆域处于前所未有的太平时代。”[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