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 盖略特·伯来拉（Galiote Periera）《中国报道》（Albumas Coisa...
盖略特·伯来拉出身于葡萄牙贵族家庭，父亲是阿拉约罗斯（Arraiolos）省的省长。1534年，他跟随船队去了东方，先后在印度、马六甲等地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海外事务的经验。1548年，他随同另一个与他同姓并十分富有的船主——迪额郭·伯来拉（Diogo Pereira）一起带领船队从马六甲出发前往中国进行贸易。适逢新任命的浙江和福建总督朱纨决心要打击沿海的黑市贸易，但伯来拉等人仍抱着碰运气的心理不时冒险偷入封锁线企图卖掉船上的货物。1549年3月，伯来拉在福建诏安县的走马溪被中国海防军俘获。根据嘉靖皇帝“严禁泛海通番”的敕命，朱纨将捕获的部分葡萄牙人连同九十多名“通番”的中国人一起处决，而包括伯来拉在内剩下的葡人自然也将面临同样的下场。然而，庆幸的是，朝廷中的反对派开始弹劾朱纨未经皇帝批准擅自执行死刑，朱纨被逼自尽。作为当事人之一，伯来拉经历了整个事件。最后，他和同伴被判流放，押送到广西桂林。这样，使得他们有机会深入中国内地一些以往从未有西方人到过的地区。1553年，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伯来拉等人最终逃回了上川岛。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写下一篇关于他在中国囚徒生活经历的报告，并很快广为流传。他并不是当时葡萄牙人俘虏中唯一一个撰写亲身经历的人，但他的叙述却是最好的，因为他的叙述“体现出一种可靠性和敏锐的观察。他仔细地把看到和听到的区别开来，俘囚生活的艰苦条件并没有使他丧失判断力或减低他对环境的兴趣”。[25]如果说早期葡萄牙人并没有努力去了解亚洲民族，那伯来拉的作品恰好驳斥了这一说法。在《中国报道》中，伯来拉除了讲述自己在中国的牢狱生活，还以肯定的态度对中国社会生活多方面的现实进行了真实准确的描述，特别是对明代行政和司法制度的介绍，为当时的欧洲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关于中国的行政区划，他介绍道：“中国的土地分为十三个省，有时候每个省本身就是一个王国，但是这许多年来它们都臣服于一个皇帝。……中国的大省富可敌国。每省委派有布政使（Ponchasis）和按察使（Anchasi）处理各城的事务。每省还有一名都堂（Tutao），可以说是总督，及一名察院（Chaem）可以说是巡抚，他的职责是去巡视，并且督察司法的执行。用这些方法使那里的政事得到妥善安排，因此可以值得说那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一个国家。”[26] “因皇帝长驻北京城，同时他的国家那样大，有那么多省，所以听说在中国长官和守令跟我们的州长一样是突然任命，而且是迅速解职的，致使他们没有时间作恶。再者为国家的安全计，主管一省的老爷是从别的遥远省份选派来的，他们必须把老婆孩子及财产留在原处，只身上任。事情确实如此，乃至他们赴任的地方已准备好了一切必需品：房屋、家俱，仆人和其他东西，样样齐全，再不缺什么。这样皇帝不用担心造反。”[27](https://www.daowen.com)
尽管在中国饱尝牢狱之苦，但伯来拉对于中国司法方面的措施仍是大加赞扬，认为其远远超越了基督教国家，更讲公道和事实。当官员审问犯人时，尽可能公开，“他们不可能有伪证，像我们那里常发生的那样，我们那里若落到狡猾的公证人手里，时常有危及人们财物、生命和面子的事。这里作法很好，总有很多人到法官那里去听证和作证，诉讼不能做假，像我们那儿常作假一样。……当众询问证人，除不把一个人的生命和面子仅仅委诸另一个的誓言外，这个作法还有别的好处，那就是，因为大堂上始终挤满百姓听证人发言，所以只记录真实的情况。用这个法子，审问不能作假，和我们那里经常发生的不同，我们那里，证人的话只说给审判官和公证人听，因此金钱等等的力量是大的。但在这个国家，除在审讯中保留这一手续外，他们还十分怕皇帝，皇帝高居他们之上，他们不敢丝毫反叛。所以这些人的审判是没有匹敌的，胜过罗马人或任何其他民族。”[28]
对于中国的名称，伯来拉也做了考证，令他吃惊的是：中国人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国家被称为China、百姓被称为Chins，“我问他们，整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如果有别的民族问他们是哪国人，他们怎样回答。他们告诉我：这个国家在古代有很多国王，尽管现在都归一个统治，每个国仍拥有它最初的名字，这些国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省。他们最后说，整个国家叫做大明（Tamen），居民叫做大明人（Tamenjins），因此在本国没有听说他们名叫China或Chins。”[29]最终，经过分析，伯来拉认为China来自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下半对音，很可能是爪哇、暹罗对中国的称呼，而中国人自己却并不认可。
此外，他还记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在中国，不管是养尊处优的贵族阶层还是普通百姓，都“坐在椅子上就高高的桌子吃饭，尽管不用桌布和餐巾，仍是那样整洁。端上桌的菜肴，送进来之前已经切割好，他们用两根棍子取食，不用手接触食物，和我们用叉子一样，所以他们不需用桌布。这支民族不仅吃饭文明，讲话也文明，论礼节他们超过了其他所有民族。他们做生意也差不多，照他们的方式那样彬彬有礼，远超所有其他的异邦人和摩尔人，没有理由羡慕我们。”[30]在伯来拉看来，中国的居民都是极端的偶像教崇拜者，“如同我们常说‘上帝知道’，他们也每句话都说‘天晓得’，那意思是说‘上天知道’。有的人拜太阳，有的人拜月亮，各按己意而行因为不必要只信这而不信那。……如果你问他们对死人的灵魂有什么想法，他们会回答说灵魂是不死的。当有人死去时，若他在人世间行善，那他变成一个鬼；如行恶，那同一个鬼把他变成水牛、公牛或狗。因此他们对鬼十分崇敬，向他献祭，祈求他把他们也变成跟他一样的鬼，不要变成别的野兽。”[31]最后，伯来拉得出结论：虽然这个民族除了生死之外不知道别的东西，但“他们是有理智的动物”，“一个伟大的民族”[32]，不会因为缺乏上帝的恩赐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