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4 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1577～1640）的《忧郁的解剖》（The ...
罗伯特·伯顿或许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奇特的一位作家了，他一生从未远游，但足不出户的他却能在精神的世界里自由翱翔；他皓首穷经，但却能把握时代脉搏，而不是只知道钻故纸堆、引经注典的书蠹；他的语言诙谐幽默，堪比拉伯雷；他的思想深邃、睿智可以与培根、霍布斯比肩。
伯顿生于莱斯特郡，1593年入牛津大学学习，1614年毕业后先后被任命为牛津附近和莱斯特郡的乡村牧师，直至1640年去世，他一生未娶，也从未离开过家乡。他生活的时代历经伊丽莎白一世、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三朝，当时正值英国宗教改革的动荡时期，新旧两派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伯顿远离尘嚣，博览群书，博闻强识，他几乎读遍了牛津基督教学院和亨佛利公爵图书馆里所有的藏书，其中还包括马可·波罗和金尼阁等人关于介绍中国的作品。但渊博的知识并没有让他消除残酷的现实所造成的怀疑和幻灭感，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伯顿认为人是自然的杰作，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因抵挡不住诱惑而罹临种种不幸，伯顿将之称为“忧郁症”，这是一种时代之病。他认为自己也是忧郁症的患者，为了排解自己的忧郁，同时也为了匡时济世，帮助其他人摆脱其困扰，他创作了《忧郁的解剖》一书。
“忧郁”——melancholia，希腊文原义为“黑胆汁”，古罗马著名医学家盖伦[315]认为，物质世界由“土、火、水、气”四种元素组成，每一种元素又具有“冷、热、湿、干”四种性质，而人体也有由四元素两两组合形成四种体液，即：血液，主激情和勇敢；粘液，主麻痹、冷淡、淡泊；黑胆液，主忧郁、愁闷；黄胆液，主暴戾、易怒，这四种体液在每个人身上不同程度的配合就形成了一个人的性格。书中，伯顿根据盖伦对忧郁症所做的医学分类，分析了很多人类由于情绪混乱和内心矛盾而产生了各种忧郁症的症状，如“爱的忧郁症”、“宗教忧郁症”等等，伯顿对其病因一一加以分析，并给出治疗方法，如调节饮食、向朋友倾吐等。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本关于精神疾病方面的书，但我们绝不能认为它是一部医学专著，虽然它外表上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但实际上作者是在讨论社会、道德、政治、宗教等一系列问题。伯顿以轻松幽默、亲切诙谐的笔调，抨击了当时英国社会违反宗教和道德原则的种种丑恶现象，反映出知识分子博学多思，精神上勇于探索，关心重大社会问题的精神风貌。同时，这也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奇特的典故、名人名言、拉丁文引言随处可见，令人眼花缭乱，就像有的评论所说，读他的书，感觉就像火车穿越隧道一样。可以说，这是一本可以随时翻开阅读消遣的“枕边书”，是一座了解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和信仰的宝库。因此，又有人将伯顿比作蒙田。
在《忧郁的解剖》一书中，有三十多处谈到了中国，内容涉及迷信与宗教，政治、经济、法律、科举制度等多个方面。伯顿关于中国的知识主要来自他早年阅读过的马可·波罗和金尼阁等人的著作。其中引自马可·波罗游记的材料较少，只有十几处，较长的一段是关于“山中老人”[316]的传说，这本是一个波斯故事，山中老人是什叶派穆斯林一个分支伊斯玛仪教派（Ismaili，元代译作亦思马因）的一位首领，突厥籍的波斯人哈桑·本·萨巴（al-Hasan b. al-Sabbah），他创建了一个新的教派阿萨辛派（Hashshashin），这一教派以狂信著称，专门培养和训练实施暗杀行动的杀手和刺客，英文“assassin（暗杀）”一词即源自于此。伯顿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记忆错误，把这个故事安排在了中国，在书的第三部分说到宗教病的一种表现——迷信时，他说“山中老人”在山谷中造了一个人间乐园，里面有豪华的宫殿、美酒、乳、蜜和能歌善舞的美女，只有愿意成为“阿萨辛”的青年才能进入，这些人被麻醉后送入乐园，但在他们在乐园里尽情享受一段时间之后，又会被在麻醉后带出。于是，山中老人便以许诺其重返乐园而派其去执行刺杀任务，而这些人则往往归乐园心切，即使冒万死之险，也一定会奉行命令。伯顿借这个故事讽刺通过迷信来慑服百姓、巩固统治的统治者是魔鬼的代理人[317]。(https://www.daowen.com)
比起马可·波罗，伯顿从利玛窦那里引用的材料要远远多多了，除了批评中国的占卜、迷信、自杀、宦官制度外，他发现更多的是中国值得欧洲人赞赏的地方，如中国的富庶，人民的勤劳，“国土上人丁繁盛，看不到一个乞丐和游民，富足繁荣，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我们也有同样的条件、强健的体魄、聪敏的才智和各种物产，如羊毛、亚麻、铁、锡、铅、木材等等，很多上好的东西可以加工，只是缺乏勤奋”。[318]可见，在伯顿看来，英国之所以贫困是因为“我们就像西班牙人那样游手好闲，整天醉醺醺的，在酒馆里耕耘，最大的经营项目就是卖酒”。[319]
利玛窦在其札记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这给伯顿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此，他大加赞扬：“他们的官吏没有一个出身贵族，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学之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赫来自于品德高尚。显赫是基于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出于出身高贵”，“至于他们官吏的职责，不论在战时或平时，都是保卫和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不像许多人那样，光是放鹰打猎，吃喝玩乐。他们的老爷、高官、学者、硕士……，只有这些人才是显赫之人，也就是被认为可以治理国家的人”。[320]
在讨论什么样的国家才能避免“忧郁症”时，伯顿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人民有礼，敬天奉上，聪明、和平而安静，幸福繁荣，相安无事，团结和谐，只要有一个国家耕种有方，城市乡镇美好而多居民，……人民整洁，有礼而不饶舌，并且安居乐业，……那样，这个国家就可以避免‘忧郁病’”[321]，而当时的中国就正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因此，他接着指出，只有像中国人那样选拔人才，治理国家，才是治疗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国家“忧郁症”的良药，其借鉴的目的已彰显无遗。
作为一部十分有特色的散文作品，《忧郁的解剖》一书，无论是在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极大地影响了英国文学的风格，其后的很多作家，如：弥尔顿、斯特恩、兰姆、济慈等作家都从中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和素材。而其中的中国形象，也开始淡去了传奇的色彩，融入了历史和道德因素，并进一步被理想化了，包含了越来越丰富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