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

从16世纪开始，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的解放，欧洲天主教内部也酝酿着一次深刻的变革，最终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各国相继出现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利益的新教教派。它不仅打破了天主教在精神领域的神权统治，同时也逐渐剥夺了教会在各国经济、政治领域的特权。面对这样的冲击，迫使罗马天主教教廷不得不从内部厉行改革，一方面整饬内部的各项秩序，另一方面鼓励创办新的修会，积极拓展海外传教范围。于是，借助新开辟的海上航线，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被派遣到世界各地传播福音，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地盘，以期和新教势力相抗衡，声言要将在欧洲失去的，在海外补回来。

在试图进入中国的众多修会中，唯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以其灵活的适应性传教方式得以入驻中国内地，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并担当起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的任务。为了能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同时，也为了让他们的工作在欧洲得到了解和支持，传教士们不得不在僵化的教规、教义和文化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之间进行调和，一方面采取尊重和顺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方针，另一方面在描述中国时极力夸大甚至粉饰中国文化的内在优点，并从中极力寻找和基督教的一致性，试图将其纳入基督教神学体系。正如雷蒙·道森所说：“首先是他们所接触的有文化的中国人对其自身文明的观念；其次是传教团为自己鼓劲以应付艰巨的使命和刺激其身在欧洲的基督教同胞支持他们的努力、相信他们的努力会取得成功的需要，因为这一需要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强调中国那些看上去对传播福音有利的方面。”^[4](https://www.daowen.com)

但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他们介绍中国的方式却引发一场从17世纪中期开始、直至18世纪末期长达百年的夹杂利益纠纷的文化冲突和争论——“中国礼仪之争”。在争论中，传教士们士常常会援引中国古代经典，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时期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向欧洲介绍和翻译中国经典了。从开始以先秦儒家经典为主，到后来扩展到了宋明理学，其中“四书”又是受耶稣会士推崇、也最喜欢向欧洲人推荐的作品。但传教士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翻译和介绍的这些中国古代经史典籍在欧洲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礼仪之争的范畴。启蒙时期欧洲人通过他们的作品接触并了解中国宗教、思想和历史的哲学基础，为他们针砭时弊、阐发思想、验证观点找到了重要的依据，成为了欧洲人重新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