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2 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是区别于所谓“旧”的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新批评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诞生，它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即重建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恢复文学和历史间的联系，从而告别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的文字游戏，向新的历史意识回归。
对新历史主义出现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福柯认为，在关于历史的写作中并不存在绝对真实的话语，唯一存在的只是和权力相关的话语。每个时代都有一种特定的对历史的认识，它决定并限制了这个时代的人们构想和再现现实的能力。而一旦这种认识被颠覆，人们的知识结构和对现实的理解也将随之改变，于是与传统的认知方式发生决裂，进而建立一种新的权力话语。福柯的权力话语观给新历史主义者带来的启示是：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文本，都是话语行为的一部分，它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权力决定人们应该说什么和怎样说，它不仅是当时历史状况的反映，也是建构权力的工具。
受其理论影响，美国学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率先提出了“新历史主义”一词，正式确立了这一流派的名称，强调要“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的解读，将被形式主义与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把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从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13]。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他则认为“文化诗学”一词更适合用来形容这一流派的行为，所谓“文化诗学”，就是把整个文化当做研究对象，而不是仅局限于其中被认为是文学的部分，强调历史文化语境的重新建构以及文本和其所产生其中的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于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自治领域被打破了，文学文本和书信、游记、心理学、社会学、哲学著作等其他形式的文本一起，被放置到了考察文化文本和历史文化语境的不断对话和循环之中了。
另一位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提出了“互文性”这一基本理论，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用它来指称文学文本、历史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双向指涉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不存在所谓的真实性、客观性和规律性，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僵死的史料进行编选、阐释、重塑的结果，抑或作者根据自身历史观念重新修辞想象的产物。正如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14]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颠覆性、消解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理论，它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壁垒，将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探索文本与历史之间想象、虚构的隐喻关系，拓展出了一个更加开阔的、多维的跨学科研究空间，既消解同时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