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 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1～1680）的《中国图说》 （C...
《中国图说》原名《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汇编》（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Nec non Variis Natarae & Artis Spectaculis，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tis illustrata），1687年，它的拉丁文版本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由于书中附有大量精美的插图，因此又简称《中国图说》。该书的内容涉及了当时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部图文并茂，极具观赏性的作品，被誉为“17世纪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63]。法国学者艾田蒲认为该书在当时欧洲的影响实际上比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还要大。[64] 该书的英文版译者查尔斯·范图尔在序言中称：“该书试图向欧洲人展现一幅中华帝国及其邻国的图景……出版后的二百多年内，在形成西方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认识上，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著作。”[65]
但令人惊奇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却从未到过中国，他唯一一次到欧洲大陆以外的旅行是在1637年去了一趟马耳他。基歇尔出生在德国福尔达（Fulda），16岁加入了耶稣会，早年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任教，后来转到罗马学院（Collegium Romanum），直至去世。作为那个时代一位典型的博学之士，基歇尔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几乎覆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全部领域。早年，他曾制作过显微镜，并由此猜测疾病和腐烂是由于微生物活动引起的，这一猜想后来为巴斯德证实。他发明了幻灯、风鸣琴和话筒，还曾尝试用葛利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的新方法制造真空，并证明了没有空气声音就不能传播。他对文物和考古也十分感兴趣，曾试图译解埃及象形文字。他一生仅用拉丁文撰写的著作就有四十多部，被冠以“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学家、哲学家、建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东方学家、音乐学家、作曲家、诗人”等多个头衔，被誉为“最后一个文艺复兴人物”[66]。
在罗马期间，基歇尔和许多到过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传教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有机会接触到罗马耶稣会的中心档案，由此他获得了大量有关东方的知识。于是，在掌握这些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凭借着非凡的才智和想象力，他开始着手对同行们以各种形式传回欧洲的资料进行了编辑和整理，其中包括一些在此之前从未刊行过的关于远东各方面情况的宝贵记录。在前言中，他叙述了自己编辑这本书的目的：“当神父们为拯救灵魂而工作时，他们缺少时间、空间和手段，但他们把在这辽阔地区旅行中所看到的稀有事物都记录下来了，他们只要求花费如此之多的劳动与心血而成的这些记录本不被蟑螂和其他虫类吃掉，希望我为裨益于广大读者而将它们出版。”[67]
全书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情况；第二部分汇总了自使徒圣多默以来前往中国宣教的传教士的游记和见闻，勾勒出了截止当时所有通向中国的旅行路线，并介绍了沿途国家的风土人情；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宗教信仰情况；第四、五、六部分是对中国的专题介绍，包括：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动物、植物、矿物、城市建筑和中国的语言文字。
虽然书中的资料多来自他人，但作为一位出色的学者，基歇尔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转述者，在书中，他加入了很多自己的分析和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2.3.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景教是唐朝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的中文名称，有光明、辉煌之意，一直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其创始人聂斯脱里（Nestorius，380～451）本为君士坦丁堡主教，因主张基督有人、神“二性、二位”，并认为圣母玛利亚只生育了耶稣肉体，并未授予其神性，因此反对将她作为神灵膜拜等主张被东罗马教廷视为异端，受到迫害。后在波斯国王的保护下成立独立教会，流行于中亚地区。唐贞观九年（635年），由一位叫阿本罗的僧侣将其传入中国。唐武宗会昌废佛，景教也被禁止。至元代再度传入，称为“也里可温”教，元亡后，再次衰落。
唐建中二年（781年）一个名叫景净的波斯传教士在长安大秦寺中撰刻并树立了一块石碑，碑高279厘米，宽99厘米，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32行，行书62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内容记述了景教传入中国的前后经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如人类的堕落、弥赛亚降生、救世主事迹等。在石碑顶部，刻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面则是典型的佛教莲花图案，喻示着景教开的是中土佛教之“花”，结的却是基督教之“果”。但随着景教的没落，此碑不知何时失落。明天启三年（1623年）此碑在西安出土，一时间吸引了当时众多西方传教士的注意，争相前去拓片，并将其译成拉丁文寄回欧洲。
基歇尔并不是第一个在欧洲报道大秦景教碑的人，但他在《中国图说》中对大秦景教碑的介绍确是最全面、最充分的。众所周知，基歇尔并没有到过中国，他对景教碑介绍的资料皆来自曾德昭、卫匡国，卜弥格等人。在书中，基歇尔说曾德昭“是第一个亲眼目睹碑文的神父”[68]，并将一个完整的碑文拓本送给了他，卫匡国在罗马时，亲自为他解释过碑文的意思，特别是卜弥格，“他把这个纪念碑最准确的说明带给我，他纠正了我中文手稿中的所有错误。在我面前，他对碑文又做了新的、详细而且精确的直译”[69]。基歇尔将这些前人的一手材料加以梳理，不仅对于大秦景教碑出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做了详细的介绍，还在书中公开发表了碑文的中文全文，并用拉丁字母为全文1561个汉字注了音。这也是当时欧洲人第一次看到如此长的中文文献，正如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所说：“迄今为止，是为欧洲刊行的最长的汉文文字，非深通汉文者不足以辨之。”[70]
传教士们之所以热衷于大秦景教碑的研究，是因为从中他们可以找到基督教曾在中国盛行一时的证据，“基督教大约在一千年前传播到中国的情况可从这块碑上得知。碑文告诉人们中国皇帝是怎样地虔诚并以接受这一宗教为荣耀。它还告知这一宗教在它最繁荣的一百五十年间是怎样的扩展开来的”。[71]这无疑是一个令传教士们兴奋的好消息，因为从马可·波罗时代，欧洲就一直流传着使徒圣多默远赴中国和印度宣讲基督教义的故事，为证实其真实性，金尼阁还曾亲自到圣多默讲道的塞拉（Serra）教堂收集过证据。尽管大秦景教碑的碑文中并没有提到圣多默或其他使徒曾到中国传过教，但至少可以迫使那些诋毁他们在中国工作的人和异教徒承认：“一千年前上帝圣言的传道者所教导的是正确的，它和现在的天主教教会教导的相一致。而通过福音的宣讲在中国传播的教义是和今日全球罗马天主教会所坚持信仰的教义一样的。”[72]
4.2.3.2 关于西藏的报道
西藏这片世界上最遥远的雪域高原一直是西方人向往的神秘之地，西方人对西藏的发现同样也起源于中世纪盛行的“长老约翰”的传说，为了寻找那个失落的基督教王国，自13世纪以来，不断有人进入这一地区探险。柏郎嘉宾在游记中说蒙古大军曾征服国一个叫“波黎吐蕃”（bunutabeth）的地方，这一地区的人全是异教徒，而且还有亲人去世众人围而吃之的令人厌恶的习俗。[73]在他之后的鲁布鲁克也提到了吐蕃食人肉的习惯，但他把其解释为一种虔诚的行为，比起找墓穴，把父母葬于腹中似乎是更好的方法，为了表示怀念，他们还用父母的头盖骨制作精美的杯子喝酒，以表示“在欢乐中不忘父母”[74]。此外，他还说这个地区生产黄金，以至于“有人缺金子时，他就去挖掘，直到挖到它，但他只取走所需的数量，把余下的放回地里”。[75]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就曾介绍了印度北部有一个寻金的“巨蚁”部族，这一传闻在中世纪很多的作品中不停地被重复着，如曼德维尔的游记和“长老约翰”的信中都曾出现过关于黄金的暗示，让西藏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吸引力。
17世纪第一个进入西藏的耶稣会士是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神父（Antonio de Andrade），不过他到达的是西藏阿里西南部的扎布兰，当时是古格王国的首都。1624年，他从西藏发回的报告在欧洲出版了，标题是《大契丹或吐蕃王国的新发现》，它标志着西方人终于进入了这个最难以进入的地区，并在世界地图上标出了扎布兰小城的位置。(https://www.daowen.com)
第一个沿陆路从北京经西藏返回欧洲的是另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奥地利人白乃心（Jean Grueber，1623～1680），他也是第一个达到拉萨的欧洲人。17世纪，荷兰人取代了葡萄牙人成为了海上的霸主，到1661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已基本控制了所有通向中国的港口，还经常在海面上开炮骚扰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船只，这使得按“保教权”规定必须乘坐葡萄牙船只赴中国的传教士们不堪其扰，于是，罗马教廷试图从陆上另辟新路取代从里斯本到果阿的海上航线。1661年，受当时耶稣会总会长戈斯温·尼克尔（Goswin Nickel）的委托，汤若望派遣白乃心和吴尔铎（Albertus d'Orville）两位神父承担寻找新路的使命。
二人奉命西行，决定尝试另觅一条较为安全和较为便捷的陆路通道，打破荷兰人的封锁。他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经西宁、拉萨，穿越尼泊尔、孟加拉，到达印度阿格拉（Agra），最后经波斯、土耳其到斯米纳（Smyrne），再坐船航行至梅新（Messine），终抵达目的地罗马，完成了使命，他们的旅行在欧洲轰动一时，但吴尔铎却不幸病逝于途中。
由于出发前白乃心曾应允基歇尔将旅途见闻寄回并由他编辑出版，所以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一书中引用了白乃心的资料，虽然不是全部，但仍然囊括了西藏的政治、宗教、民俗、建筑、矿产资源等多方面的信息。白乃心曾提出要拜见五世达赖喇嘛的要求，但遭到了拒绝，不过，他真实地描述了地藏地区喇嘛教信仰和活佛转世继承等宗教习俗，以及人们对这位活佛疯狂的崇拜，“这些野蛮人把他称作大喇嘛，也就是喇嘛中的喇嘛。彷佛他是智慧的泉源，从他那里流淌出他们信仰的全部精髓。他们把同一个人称作‘永恒的父’……为了不失去他，在他死后，喇嘛们便从全国各地寻找一个从每一方面都同他类似的人。当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人，他就被安置在前大喇嘛的宝座上取代他。尽管这是欺骗，他们依然用这一办法使所有的西藏人相信‘永恒的父’是永远活着的，在本世纪，他已七次转世复活。未开化的人们的心灵被魔鬼激发的幻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他们对此坚信不疑。”[76]
由于白乃心还擅长绘画，并且携带了测量仪器，对沿途所经城镇、山川、河流都进行了纬度等方面的地理测量，所以，基歇尔在书中还收录了许多白乃心绘制的精美图画，如当时统治西藏地区的唐古特王（Tanguth King）和大喇嘛的肖像，民族服饰、城堡式的布达拉宫图等。虽然书中的介绍有不少明显的错误，但却第一次向西方人展现了西藏的真实面貌，从而引起了西方人“对西藏的强烈兴趣”[77]。
4.2.3.3 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
书中最后一部分是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介绍，也是全书最具特色的亮点之一。中西语言文字的巨大差异使它成为了描述中国文明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随着中国形象的日益清晰，以传教士为代表的欧洲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掌握汉语和汉字，而是逐步发展到探求中国语言文字所蕴含的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深层意义。索隐派的创立者白晋在对《易经》的研究中就曾试图从一些简单的汉字字形中寻找隐含其中的基督教真理。
受其影响，基歇尔也将《圣经》作为研究人类起源和解释古代异教民族文献的依据。早年他曾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古埃及文化和象形文字的研究，并深信古埃及是所有文明的源泉。他之所以研究中文，也是为了要证明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中国文化也来自古埃及，尤其是汉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之间的相似性让他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实际上，基歇尔的中文水平并不高，他对中文的认识主要得益于卫匡国和卜弥格二人，特别是后者提供的材料构成了基歇尔研究的主要论据。
和其他耶稣会士对中国编年史的看法一致，他认为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在洪水泛滥约三百年后，当时诺亚的后代统治着陆地，把他们的帝国扩展到所有的地方……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被移居的地方”。[78]在将古老的中国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做了比较之后，基歇尔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文字完全是对象形文字的模仿，“古中国人，如前所言，是埃及人的后裔，中国的文字也来源于此。埃及和中国书写体系都不是以字母为基础，而是以各种自然物的图像为基础。”[79]“同埃及人一样，他们有兽类、鸟类、爬行类、鱼类、草木、绳、线、方位等的图画构成文字，而后演变成更简洁的文字系统，并一直用到现在。”[80]中国文字的发明者是伏羲，“我毫不怀疑伏羲是从诺亚的后代那里学到的”。[81]
在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外部特征的描述上，基歇尔基本沿用了前人的说法，如“汉字不像其他国家的语言那样按字母排列，它们也不是用字母和音节拼写。个别汉字的确显示出特殊的意义和音，但是每个汉字都有它自己的音和义，因而，人们想表达多少概念，就有多少字”。[82]所以，汉字数量众多，一个人知道的字越多，也就被认为越有学问。此外，基歇尔还特别指出“中国字没有词性变化和动词变化”的特点，这给学习者造成了很大困难，“如果一个人想超过中等水平的话他必须有很强的记忆力。那些真正博学的人，毕生勤学苦练，终成鸿儒，因此才会被选拔到帝国政府的最高层中”。[83]
基歇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尝试解读了中国书写文字的结构和造字方式。他认为汉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一样，都是以各种自然事物的图像为基础，“中国人根据他们在自然界看到的各种东西的形状创造了他们最早的文字，并且他们用字的组合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古代的字是以描画物的图像为基础的，后代人为遵循这一模式，而代之以线和点为笔画，以后相沿成习，持续至今”。[84]
按照所模仿的对象不同，他将汉字分为十六种类型：龙书，对龙、蛇形象的模仿；农书，用来叙述与农业有关的事物；鸟书，来自凤凰翅膀的羽毛；虫书，来自蝌蚪；根书，来自植物的根；鸟迹书，由鸟的足印组成；龟书，来自龟和甲鱼类动物；鸟雀书，来自鸟和孔雀；“蔡邕飞帛字”，由草类、羽翼和树枝构成；“作氏笏记文”，为在牌匾上记录而构成；“子韦星宿篆”，模仿星体的形象；“符篆秦文之”，用于颁布政令、恩典和重大文告；“安乐知思幽明心为”，表示快乐、知识、思想、黑暗和明晰；“暖江锦鳞聚”，表示有鳞的鱼和黑暗的河构成的文字。还有两类，作者表示还不能解读出它们的构造和结构。
不仅如此，基歇尔认为汉字中有很多隐含的重要意义或绝妙的暗示，如“十”这个字代表了十字架，在汉语中有圆满的意思，下面加一横就变成了“土”，上面再加一横，则是“王”，如再加一点，就成了“玉”，“所有这些字因此都是由‘十’字构成，这显示了中国文字的成熟。”[85]再如“闷”字，基歇尔解释其由“心”和“门”组成，“两字合起来的意思是‘关上心门’即闷字”；“明”由“日”和“月”儿子合成，“它们分别象征太阳和月亮，这些天体为地球提供光亮或光明”。最后，他总结道：“中国有无数这一类型的字，是把不同的汉字合在一起形成的，中国人巧妙地用这些字表示复杂的思想。”[86]受历史条件和思想认识所限，如此对汉字的分类和解读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甚至是臆想，但却是西方人在对汉字的研究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同时，基歇尔也开创了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先河。
《中国图说》，顾名思义，以图而著称，这也是该书在当时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说由于书中插图精美无比而且数量众多，以至于在许多收藏该书的图书馆中常常发生插图被读者偷偷撕下带走的事。基歇尔的功劳在于他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面向大众，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画面把中国形象从宗教界、知识界引到了普通的欧洲民众面前，从而激起欧洲社会各阶层人对中国更广泛的兴趣和关注，为18世纪席卷欧洲的“中国热”奏响了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