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3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1509～1583）的《游...
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率先引领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反过来，航海活动又为文艺复兴运动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记述航海历险经历的游记性质的作品开始风靡一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游记》。
平托是16世纪葡萄牙最著名的冒险家和作家，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平托早年出身贫寒，自幼便在贵族家中当差。1537年，像那个时代所有追逐荣誉和财富的冒险家一样，年轻的平托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程。在此后的二十年中，他游遍了东方各地，特别是锡兰以东地区，也曾多次到达中国南部沿海各省，甚至陪同沙勿略神父赴日本传教，建造了日本第一座天主教教堂。按他自己所述，在他动荡不安的海外漂泊生涯中，他曾经历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历险，为了生存，他当过商人、传教士、使节和政府官员，也做过士兵、海盗，参与暴力活动；他曾腰缠万贯，也曾一贫如洗；曾地位显赫，深得上层人士赏识，也曾沦为俘虏和奴隶。
1558年，在离开故乡二十一年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带着巨额财富回到了葡萄牙，由于未能如愿在宫廷谋得一官半职，他决定在里斯本对岸的阿尔马达（Almada）城定居，娶妻生子，过起了闲逸的隐退生活。同时，他开始撰写回忆录，记述自己在东方的神奇历程。他最初的目的不过是想为子女留下一本书，让他们能够通过它了解遥远的东方，但出乎意料的是，该书完稿后，竟然为人们争相传抄阅读，一时间广为流传，他本人也被冠以东方学者的美誉。但由于教会的百般阻挠，直到他死后三十一年该书才得以正式出版，而其中所有能反映作者与耶稣会有关系的内容都遭到了删改。尽管如此，该书仍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相继被翻译成西、法、荷、德等多种语言版本，在当时所造成的影响堪与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相媲美，在葡萄牙文学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
书中，平托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述1540～1550年前后他在中国沿海地区游历的经历，其中既有其亲身经历，也引用了大量其他不同来源的资料，不过，若视之为一部旅行记录，则存在很多不实之处，如：年代混乱，地名不清，距离错误等，因而人们更愿意把它看成一部融真实与想象于一体的游记小说，甚至有人还将作者的名字Fernão Mendes Pinto戏称为：“Fernão，Mentes？Minto.”，意为：“费尔南，你在说谎吗？我在说谎。”
按书中情节所述，1542年5月14日，在一个叫安东尼奥·德·法利亚葡萄牙人的带领下，包括作者在内一行150人的冒险队，乘坐两艘快船从镇海出发，前往一个叫加雷铺（Calemplui）的小岛，据说那里埋葬着17位中国国王，陵墓中金银珠宝堆成山。当他们登岛企图将陵墓洗劫一空时，不想被人发觉，于是匆忙逃遁，途中又遇风暴，仅14人幸免于难。他们隐瞒身份，谎称是遭遇海难的暹罗商人，一路乞讨步行向南京进发，结果被当地总兵以不务正业罪逮捕，押解到北京，被判流放到Quansi（可能指甘肃），而此时只剩下了九个人，平托便是其中之一，他也因此得以有机会深入中国内地，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
首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平托凭借丰富的文学想象力为我们编造了一个关于中国起源的传说，“据介绍中国列王的80部编年史中的第一部第十三章记载（我曾多次听人读这部编年史），在639年的洪水泛滥后，有一个叫关帝坡口（Guantipocau）的地方，根据其气候，应位于北纬六十二度，相当于我们这边德国的纬度。当时那里是一块领地或小王国，君主叫杜邦（Turbão）。”[303]接下来的故事是年轻的国王爱上了一个叫南佳（Nanca）的美丽姑娘，并生下了三个儿子，结果遭到了寡居的太后的反对，可是杜邦却不改初衷，最后决定遁入空门，把王位传给自己和南佳的儿子。为了阻止杜邦，五十岁的太后与二十六岁的僧人四佬（Silau）完婚，并力排众议，立后者为王。得知母亲此举的杜邦决意重返尘世，力争为自己的儿子夺回王位继承权，但却被叛军所杀。悲痛的南佳被迫带着儿子外出逃亡，在神意的指引下，来到了现今北京城的地方。在这里，南佳立长子为王，下令建造最坚固的城堡，以抵御外敌的入侵。“从那时起，这个中华帝国的王位世袭相传”。[304]北京城就这样被修建起来了，南佳另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巴贡，另一个叫纳高，他们后来创建了另外两座城市，也分别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至于他们的母亲南佳，据史书记载是南京城的创建人。南京是该国的第二大城，其名源自南佳，沿用至今”。[305]即使在那个时代，但凡有点关于中国知识的人都会看得出平托在这里关于中国起源的故事完全是编造的，也可能移植自某个他道听途说来的传闻，并张冠李戴地把它按到了中国，情节之曲折完全可以再以此为题创作一部新的传奇小说。(https://www.daowen.com)
其次，书中还提到了皮雷斯，他本是葡萄牙派往中国第一位使节，但未及见到中国皇帝便因间谍罪被抓，瘐毙狱中。而在平托笔下，皮雷斯不但没有死，反而脱离了牢狱之灾，在中国定居直至终老。因为在被押解北京的途中，他们一行人在三邳台（Sampitai）巧遇一位叫伊内斯·德·雷利亚的妇女，而她正是皮雷斯的女儿，她含泪讲述了父亲的遭遇，原来他被发配到此地，“因为稍有财物，便娶了她母亲，并使她母亲成为基督徒。在婚后27年的共同生活中，两人笃信天主教义，并使很多人皈依基督教”。[306]虽然她仅仅会说一点葡萄牙语，但见到来自故国的人仍倍感亲切，她不仅通过贿赂知府夫人让平托等人得到善待，还在自己家中用丰盛的饭菜热情款待他们，临别送给他们50两白银，请他们在祈祷时求主保佑她。关于这个故事，学者们除了猜测三邳台可能是今天江苏的邳州市之外，对于皮雷斯在中国是否留有后裔等问题都已无从考证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16世纪的中国，人们是可以选择基督教作为信仰的，就像选择其他宗教一样。
此外，平托还用大量笔墨描述中国的丰富的物产，豪华的建筑及各种风俗习惯。“中国有32个王国，地域如此辽阔，物产如此丰富，交通和商业如此发达。大小河流四通八达，景色令人赞叹，很多是自然形成的，也有很多是古代的国王下令开凿的，以使全国到处通航，交通便利。……城市、乡镇、村落、城堡等所有地方的道路和通道都很宽，用优质石块铺成。路口立有石拱门，造型丰富多姿。拱门上有字匾，用镀金字写着对下令建造者的赞辞。道路的两旁放有造价昂贵的石凳，供行人和穷人歇息。有很多水质很好的喷水池和喷泉。在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有些未婚姑娘让一贫如洗的穷人进门，分文不取。”[307]
中国的城市宏大壮观，都城北京不仅是最坚固的城市，而且“无论从规模、文明程度、富裕水平和财富来看，还是从其他值得提及的各个方面来讲，都堪称世界都市之都”。[308]就算是罗马、康斯坦丁、威尼斯巴黎、伦敦里斯本等这样的大国城市，“都无法与大北京最细微的东西相比，更难与北京各方面的宏大规模与气势相提并论，诸如雄伟壮观的建筑，用之不竭的财富，极其充沛的各种必需品，难以计数的人口、交易、船只，司法情况，国家的治理，宫廷的平稳，都堂、察院、按察使、布政使、顾问大臣等的排场”。[309]城中的街道宽阔整齐，华丽讲究。“巨大的城中还有历代国王和百姓挖掘的120条河渠，水深3寻，宽1 2寻，横穿竖贯全城。河面上建有大量坚固的石拱桥，桥两头的石柱有锁链穿过，还有供路人歇息的靠背石椅。据说120条河上共有1800座桥，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可看到的其他各个方面，座座桥都仿佛是最好最美的。……集市上人流如潮，有步行的，也有骑马的。小商小贩的货箱里摆满了各种能叫出名称的物品，还不算富商巨贾在自己的街上设置的正常货摊，秩序井然，货物丰富，有大量的丝绸、锦缎、布匹、亚麻及棉布服装、貂皮、白鼬皮、麝香、沉香、细瓷、金器银具、大小珍珠、金粉金条等。看得我们九人目瞪口呆。……这些中国人还告诉我们说城中有160家普通屠宰场，每家有100个肉铺，经营世间所有的肉类，……每家肉铺对每种肉都有规定的价格。除了铺子里的秤，在每家门外还有秤，供人检查斤两是否准确，以免百姓受骗。”[310]读到这里，不禁令我们惊叹，若非亲眼所见，怎能描述得如此细致入微？
中国不仅自然条件优越，同时也是一个被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全国各地都有赈济灾民的粮仓，百姓们丰衣足食，即便穷人也不缺衣少食，残疾和无依无靠的人都能得到妥善安置。“如果遇荒年，照样把粮食分给百姓，且不加任何利率。有些穷人无法偿还所贷之粮，根据那个总则，就用国王地税来弥补，作为国王对他们的施舍，这一点在各官府都有记载，以便按察使们照此办理”。[311]此外，中国也是一个防卫得很好的国家，平托称自己曾见过长城并亲自测量过，“人们称此为长安城墙，意思是‘坚固的防御’。这一城墙以同样的方式沿着绵延起伏的山脉修建，如碰到陡峭的山巅，便用尖镐把山巅劈开，形成天然石壁”，城墙“高六寻，其中墙身部分宽40拃；但四寻以下的墙基像充填凹地似的夯土建成，外面覆以灰泥混凝土，几乎比墙身宽一倍，如此坚固，一千门炮也不能轰开”。[312] 尽管如此，中国人并不善战，因为他们的好战心不强，同时也缺乏实战经验和武器，特别是火器。总之，中国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被治理得很好的国家，平托借沙勿略神父之口说：“如果有一天上帝把他带到这个王国，一定要请求我王恩典，去亲眼目睹一下当地人的治国法律、战争条例和理财之道，因为他毫不怀疑他们比鼎盛期间的罗马人以及古代作家津津乐道的其他一切民族都更胜一筹。”[313]
尽管平托意识到自己的话未必会有人相信，但他还是坚持认为有必要指出“在我坎坷不幸的21年中，工作上的意外不测时有发生，使我因此而踏足亚洲的很多地方，这点在我的这部《游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在一些地方看到了数量极大、种类极多的食物，是我们欧洲望尘莫及的。然而说实话，不要单说每一个地方的东西，就是把所有这些地方的东西都加起来，也不能与中国一地的相提并论。大自然赋予中国的其他东西亦都是如此，无论是健康清新的空气，还是社会文明、物质财富以及景物的宏伟壮观，都无可比拟。为了使这一切更加辉煌灿烂，这里的人们极其守法，政府的治理又极其公平卓越，令其他所有的国家羡慕不已。倘若一个国家做不到这一点，哪怕具备其他所有的各点，哪怕地再大物再博，仍然黯然无光”。[314]
常有人指责平托的描述过于夸张，但其背后却蕴含着轻易不能为人所体会到的深意。那就是在当时的欧洲，宗教法庭能够肆意扼杀人们思想的年代里，作者之所以反复强调中国的富足、安定、繁荣，人民的勤劳、爱好和平、安居乐业，其用意在于试图揭露和讽刺虚伪、腐化的葡萄牙宗教和政治机构，同时也谴责了统治者所执行的海外帝国生命线的殖民掠夺政策。如果说与平托同时代、享有文艺复兴时期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这一美誉的路易斯·德·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1572年创作的歌颂达·伽马远航印度的长篇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 Lusíadas，又译《葡国魂》）以无比洋溢的爱国主义热情从正面赞颂了葡萄牙人勇于探险的开拓精神，那么，平托的《游记》则从反面对这段辉煌历史进行了补充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