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鲁布鲁克东行纪》（The Journey of Villiam of Rubruk t...
在柏郎嘉宾之后较有影响的介绍中国情况的作品当数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的《东行纪》了。鲁布鲁克是法国佛兰德斯（Flanders）人，圣方济各会修士。1253年7月，他受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派遣，带着给蒙古大汗的信函，从康士坦丁堡出发，到钦察草原去见拔都之子撒里答，因为有传闻说撒里答也是基督徒。这个传闻也并非捕风捉影，因为在当时蒙古克烈部和汪古部里确实有很多景教徒。景教，即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起源于今日叙利亚，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尽管罗马教廷并不承认其正统性，但毕竟他们也是上帝的仆人，因此，这一消息给急于皈化蒙古人以达到联合打击穆斯林目的的欧洲人带来了一线希望。
对于鲁布鲁克提出的在蒙古地区传教的要求，撒里答没有做出回答，而将鲁布鲁克一行送去见他的父亲拔都。但拔都认为自己也无权准许其要求，又把他们送到哈喇和林去见蒙哥大汗。尽管大汗耐心地听他宣讲福音，甚至为他组织了一场宗教论战，但并没有为此改变信仰，并婉言拒绝了其传教的要求，“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神，我们的生死由他掌握，我们也诚心信他”，“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神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却不遵行。他赐给我们占卜师，我们按照他们的话行事，我们过得平平安安”。[20]在大汗看来，基督教不过是五根手指中的一根罢了。至于宗教辩论的结果，按照鲁布鲁克自己的叙述，似乎是他取得了胜利，但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都听着，没有表示异议，但也没有人说：‘我相信，我要成为基督徒。’”[21]1254年7月，带着一封语气颇为傲慢的大汗致法王的复函，鲁布鲁克无奈地踏上了归程，一年后到达黎玻里，应当地主教之命完成这篇报告。
虽然《鲁布鲁克东行纪》比柏郎嘉宾的游记晚出近十年，但在对中国的认识上却比前者更进了一步。道森评价他是一个“罕见的观察力较强的人，具有一位艺术家的气质和眼睛”，“他写出的游记，成为整个游记文学中最生动、最动人的游记之一”，甚至比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更为直接和令人信服”。[22]
首先，他大胆推测，认为“契丹”很可能就是古代的“赛里斯国”（即丝人国）。“还有大契丹，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该民族把它称为丝），而他们是从他们的一座城市得到丝人之名。有人告诉我说，该地区有一个城市，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该国土内有许多省，大部分还没有臣服于蒙古人，他们和印度之间隔着海洋。这些契丹人身材矮小，他们说话中发强鼻音，而且和所有东方人一样，长着小眼睛。”[23]从“赛里斯”（丝人国）到“契丹”，“这一句话复活了西方文化传统中所有关于赛里斯古国的知识或幻想”，“西方一度中断的中国形象传统又承继上了”。[24](https://www.daowen.com)
其次，他还十分准确地描述了“契丹”文明的主要特征，“他们是各种工艺的能工巧匠，他们的医师很熟悉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按脉诊断；但他们不用利尿剂，也不知道检查小便。这是我亲眼所见。”[25]在书中第二十九章，他还提到的契丹的钱币和文字，“契丹通行的钱是一种棉纸，长宽为一巴掌，上面印有几行字，像蒙哥印玺上的一样。他们（契丹人）使用毛刷写字，像画师用毛刷绘画。他们把几个字母写成一个字形，构成一个完整的词。”[26]
此外，鲁布鲁克澄清了关于东方宗教情况的一些谣传，如：关于撒里答是基督徒的传言，他认为这些都是聂斯托里派教徒编出来的，“他们可以凭空编造一大堆故事，正如他们散布说撒里答是基督徒，蒙哥汗和贵由汗也是，因他们对基督徒比对其他人更尊敬，尽管事实上他们都不是。”[27]至于“长老约翰”的传说，“除几个聂斯托里外，却没有人知道他是个什么情况”，所以“完全不足信”[28]。书中还首次介绍了佛教的寺庙、偶像和礼拜仪式，“所有（偶像徒的）和尚都剃光了头，穿上红色袍子，同时他们从剃头那天起就戒绝肉食，一百或二百成群居住。他们进寺之日，摆上两条板凳，然后他们坐在设坛的地方，对着坛，手捧经卷，有时就把经卷放在凳子上。他们在寺里都光着头，默默念经，保持安静。……他们到任何地方都手拿一串有一百或二百的念珠，像我们的念珠一样，口里总是不断地念：‘阿弥陀佛。’其中一人向我解释说，那意思是：‘神，你知道。’他们这样念着，想着神，指望神给他们许多报酬。寺庙四周有整洁的庭院，墙垣环绕，大门开在朝南的一面，他们在那里就座和谈话。在大门上立一根长杆子，如有可能，杆子要高过全城，从这根杆子可以知道这座建筑是一座佛寺。这种方式在和尚中是共同的。”[29]
可见，鲁布鲁克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远远超过前人，其中关于文字及书写工具的记述，即使是在他之后，包括马可·波罗在内的中世纪旅行家们也无一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