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柏郎嘉宾蒙古行纪》(Histoire des Mongols)

2.2.1 《柏郎嘉宾蒙古行纪》(Histoire des Mongols)

1245年4月16日(复活节),六十五岁高龄的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1252)奉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之命,从里昂出发,踏上了出使蒙古的旅程。此行的正式目的是受教皇委托转达其给蒙古大汗的信函,试图借此规劝蒙古人皈依基督教接受洗礼,并与基督教国家结盟,但这一计划未能如愿以偿。而他的另一个隐秘身份则是教皇的“军事间谍”,负责打探蒙古人的军事实力和他们是否有进犯基督教欧洲的计划,这一使命他则完成得最为圆满。

经过两年半时间的长途跋涉,柏郎嘉宾终于抵达了当时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喇和林(Karakorum),并参加了贵由(Güyük)汗的登基大典,在递交了教皇的书信后,于1247年返回法国。《蒙古行纪》即是他回国后写给罗马教廷的报告

书中对蒙古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这个草原帝国的政治结构、军事组织和武器装备等情况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并重点描述了蒙古人对周边地区所进行的战争和扩张的历史。为了让罗马教廷相信蒙古人迟早会向西挺进,柏郎嘉宾有意对蒙古人及其他东方民族的野蛮和陋习进行了过分的渲染,并呼吁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对蒙古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尽管如此,作为当时欧洲第一部关于蒙古和中国的著作,其“可靠性和明确程度方面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首屈一指和无可媲美的”,因为“这位第一代方济各会士竟丝毫没有以一位传教士的精神面貌来介绍蒙古人……却更为倾向于以一位特使的感情来叙说。……对当地民族的瑕疵和美德,他都作了客观的评介,但对于他们社会道德准则的评价则是审慎和颇有分寸的。”[12]因此,时至今日,该书仍是研究蒙元和中国北方地区历史的宝贵的参考资料。

由于当时的欧洲人并不知道大宋,只知道北方的契丹族,因此便用“契丹”来指称整个中国。[13] 书中在第五章详细介绍了蒙古人对契丹发动的战争。作者称之为“一场艰巨的战斗”,蒙古人在首战中失败,军中所有贵族都被杀,唯有七名幸免。但成吉思汗并没有畏惧,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再次发动进攻。“经过长期浴血奋战之后,他在该国的一大部分领土上取得了胜利,甚至还将契丹皇帝围困于京师,围攻了许久,以至于使他们自己军队的给养消耗殆尽。因为他们再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了,成吉思汗便命令全军将士在十人中选择一人分而食之。但当地居民用各种兵器和弓箭顽强地抵抗他们的入侵。当缺乏滚石时,便用银锭,甚至已经溶化的银浆袭击敌人,因为此城内财富遍地。蒙古人在经过久战而未能以军械获胜之后,围城者又挖掘了一条长长的隧道,从其军营一直通向城中央,并且背着受困者而偷偷地掘开了地面,于是士兵便像潮水一样涌至城中心,与城中居民鏖战。城外的士兵同样也配合对城中居民发动进攻,他们攻破了城门,进入城内,皇帝和大批居民惨遭杀戮。他们夺城之后又将城内金银和各种财富洗劫一空。于是,契丹的强大皇帝被击败了,这位成吉思汗便被拥立为帝。但一直到现在,他们尚未征服契丹国的另外半壁江山,因为它位于海上。”[14]据学者考证,这场战斗实际上是蒙古与当时中国北方的金朝的战争。1115年,女真人建立了金政权,先后灭掉了辽和北宋,1215年蒙古人夺取了中都(北京),女真人逃到了南京(开封),1233开封也被攻破,金朝哀宗皇帝完颜守绪落荒而逃,最后自杀身亡。[15] 而尚未征服的“契丹国的另外半壁江山”则是指当时位于中国南部的南宋王朝。(https://www.daowen.com)

谈到蒙古人和契丹人的外貌时,他说“鞑靼人双目之间和颧颊之间的距离要比其他民族宽阔。另外,与面颊相比,颧骨格外突出,鼻子扁而小,眼睛也很小,眼睑上翻一直与眉毛连结。一般来说,他们身材藐小,只有个别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中等身材。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不长胡须;然而,某些人在上嘴唇和颏部长有少量的须毛注意保护而不肯剪掉。”[16]而契丹人“也不长胡须,面庞形状非常容易使人联想到蒙古人的形貌,但却没有后者那样宽阔”。[17]

此外,柏郎嘉宾还特别关注到了契丹人的宗教和文化,“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契丹人都是异教徒,他们拥有自己特殊的字母,似乎也有《新约》和《旧约》,同时也有神徒传、隐修士和修建得如同教堂一般的房舍,他们经常在其中进行祈祷。他们也声称拥有自己的圣人,崇拜唯一的一尊神,敬重我主耶稣——基督,信仰永恒的生命,但却从不举行任何洗礼。他们敬重和崇拜我们的《圣经》,爱戴基督徒,经常大量施舍。他们表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他们所操的语言也甚为独特。……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各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果酒、黄金、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18]

法国汉学家,同时也是该书法文版的翻译和注释者韩百诗(Louis Hambis)认为,尽管其中所涉及契丹宗教方面的情况很可能指的是佛教的寺庙、僧侣和汉文佛经,但其价值在于“朗嘉宾对契丹人所作的描述在欧洲人中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同样,他也是第一位介绍中国语言和文献的人”。[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