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3　东方主义

1978年，萨义德（Edward W.Said）在他颇受争议的《东方主义》一书中清晰地表达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一概念，而在此之后相继问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世界、文本与批评家》《知识分子论》等著述则是对这一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书中，萨义德不但对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和学科体系的“东方学”的发展演变历程做了概括性描述，同时还试图揭开隐藏在传统东方学研究背后的权力话语及其运作机制。

在对东方学的知识谱系回顾与分析的基础上，萨义德指出，东方学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取得巨大进展的时期正好与欧洲殖民主义的疯狂对外扩张时期相吻合。为了配合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活动，有些所谓的东方学家们甚至先于殖民统治之前就为其合理性进行了论证。他们刻意把东方描绘成“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形象；而西方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的形象。因而这些关于东方的“知识”不仅使西方人产生了一种虚骄的文化优越感，更使殖民主义者的“权力”得以合法化。^[15]

赛义德“东方主义”理论出发点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体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16](https://www.daowen.com)

东方学家们固执地坚信，东方人的世界之所以能为西方人所了解，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征并非由于其自身的努力，是因为有西方一整套有效的操作机制。只有借助这一机制，东方才得以被西方所确认，并因此获得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历史定位。在东方学家的笔下，西方是主体，东方则是一种供人描述、评判和研究的客体，一种起图标或惩戒作用的对照物。东方无法表述自己，她永远都是一个缺席而沉默的“他者”，只能在由西方支配的话语框架内进行表述。所以，“东方”不是东方，是被西方“东方化”了的东方。

不难看出，“东方主义”这一概念明显得益于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赛义德十分欣赏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将它作为自己重新认识东西方关系的切入点，而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和系谱学、考古学方法则使赛义德获得了考察西方对东方文化霸权建构过程的理论视角，正如福柯曾经说过，知识带来权力，而更大的权力反过来要求更多的知识，于是，知识成为了霸权。在后来的《东方主义再思考》一文中，赛义德又作出了更为简明的表述，概括了“东方主义”的三层含义：“首先是指欧洲和亚洲之间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一段具有四千年历史的关系；其次是指发端于西方19世纪早期、人们据以专门研究各种东方文化和传统的科学学科；最后是指有关世界上被称作东方的这个目前重要而具政治紧迫性地区的意识形态上的假定、形象和幻想。”^[17] 在这三层含义中，显然最后一层含义是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的侧重点，是其全部后殖民理论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