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1　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

法国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代表人巴柔指出：所谓的“异国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运作的过程中，对异国的看法的总合。”^[9]那么，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即是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研究。

“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更确切的说，他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一切形象都源自对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10]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做出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在个人、集体层面上，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自身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外延。“自我”想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却否认了“他者”，而言说了“自我”。

因而，讨论一个形象与“被注视”国相比是否“错误”或其“忠实程度”的问题，就好像是讨论一个现实的“相似物”是否与原物一致，跌入了参考系错觉的陷阱之中。事实上，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视者”的文化，而非“被注视者”的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也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与现实的关系。

此外，巴柔还概括出了几种对“文化他者”描述的基本态度：第一种是狂热：异国文化被一个作家或集团视为绝对优越于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第二种是憎恶：与本土文化相比，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低下和负面的，对它有一种憎恶之情，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发展出一种增值，一种对本土文化所做的全部或部分幻象；第三种则是友善：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正面的，它来到一个“注视者”的文化中，在其中占一席之地；而“注视者”文化是接受者文化，它自身也同样被视为正面的。在这里，巴柔肯定了“友善”才是正确的评估和再诠释异国形象的方法。

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保尔·利科（Paul Ricoeur），他在巴柔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形象学理论，他把形象解释为：“对缺席的，然而在异地确存的事物的任意展现，它等同于幻觉，即再现。”^[11]他还最早提出了异国形象处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极之间的“双重含混性”特征：“一重处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的极性上，另一重则是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每一方，在它们各自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与负面的、破坏性的一面之间的极性上。这双重含混性都需要测定。”^[12]所谓“乌托邦”形象是指与所处社会模式相反的，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而“意识形态”形象，则是指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通过调节异国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本国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象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