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 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敬仰——渴望思想的解放
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社会思想的变革，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欧洲出现，城市经济的繁荣使追求自由、独立，创新进取和勇于冒险的资本主义商业精神成为了时代精神。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文艺复兴运动应运而生。主张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肯定人权，反对神权；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思想。它表面上体现为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而实质上则是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诞生，是近代西方思想体系的开端。
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中世纪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经院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倡导科学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相信实验和经验才是人认识的可靠来源。文艺复兴有力地推动了和影响了欧洲各国宗教改革运动，人文主义者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讽刺、揭露天主教会的腐败和丑恶嘴脸，人们开始怀疑教会和宗教神学的权威。
地理大发现让更多的欧洲人来到了他们向往已久的中国，不同于蛮荒的美洲大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化、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度，这里的人们不仅有优越的物质生存条件，而且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中国有着古老的历史，独立发展的文化传统，迥异于其他文化的语言文字，教育普及，人民知书达礼，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不如西方，但却有着高度发达的道德哲学和以此为基础的优良的社会制度。
其中最能引起欧洲人兴趣，同时也最令其感到迷惑、并引发争议的是中国的历史起源，细心的传教士们发现，如果中国的编年史是正确的，那么中国早在大洪水之前就存在了，并且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之前，这显然和他们信奉了数个世纪的基督教历史观和圣经编年史相悖，现今人类的历史怎么会早于大洪水时期呢？这一问题后来成了18世纪欧洲学术界和思想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
其次，中国人谨慎、谦恭有礼，重视教育，尊重传统和学识的形象几乎给每一个读过这一时期关于中国作品的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众所周知中国人始终生活在异教的黑暗之中，传教士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人具备了接受基督教的潜质，但由此，欧洲人也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是否可以不依靠上帝，单凭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恪守礼仪而得救呢？
综上所述，如果说中世纪晚期马可·波罗时代的作者为欧洲人塑造了一个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那么，在地理大发现时期的作者们则将其提升到了精神层面，在延续前者关于王权与财富的中国神话的基础上，植入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为欧洲人建构了一个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真实清晰的中国形象，使之成为了西方中国形象演变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新的起点，为其后在欧洲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热”提供了全面的、权威的认知参照体系。
【注释】
[1]转引自哥伦布日记中摘录托斯卡内利的信中的一部分，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40页。
[2]转引自哥伦布日记中摘录托斯卡内利的信中的一部分，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39～441页。
[3]曾经流通于欧洲各国的货币，发行地为威尼斯，代号DVX。
[4]（英）G.F.赫德逊著；王尊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4页。
[5]（英）G.F.赫德逊著；王尊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2页。
[6]（葡）J.H.萨拉依瓦著；李均报，王全礼译：《葡萄牙简史》，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7]（英）G.F.赫德逊著；王尊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9页。
[8]澳门文化司署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3页。
[9]同上，第7页。
[10]同上，第3页。
[11]同上，第4页。
[12]澳门文化司署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13]同上，第5页。
[14]同上，第5页。
[15]占婆，东南亚古国之一，位于今越南中南部。
[16]帕森，苏门答腊岛北端的苏丹国。
[17]同上，第4页。
[18]同上，第5页。
[19]澳门文化司署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7页。
[20]同上，第20～21页。
[21]澳门文化司署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
[22]同上，第26页。
[23]同上，第25页。
[24]同上，第25页。
[25]（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导言第30页。
[26]（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页。
[27]同上，第11页。
[28]（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13页。
[29]同上，第18～19页。
[30]同上，第8～9页。
[31]同上，第9页。
[32]（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页。
[33]（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7～38页。
[34]（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9页。
[35]同上，第46页。
[36]同上，第62页。
[37]同上，第60页。
[38]同上，第60页。
[39]同上，第60页。
[40]（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3页。
[41]同上，第92页。
[42]同上，第94页。
[43]同上，第94页。
[44]同上，第96～97页。
[45]同上，第97页。
[46]（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3～104页。
[47]同上，第103页。
[48]同上，第99页。
[49]同上，第99页。
[50]同上，第98页。
[51]同上，第63页。
[52]（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4页。
[53]同上，第64页。
[54]同上，参见第107页。
[55]同上，第77页。
[56]同上，第77页。
[57]（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7页。
[58]同上，第128～129页。
[59]同上，第130页。
[60]同上，第131页。
[61]同上，第121页。
[62]同上，第121页。
[63]（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5页。
[64]同上，第71页。
[65]同上，第72页。
[66]同上，第95页。
[67]（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4页。
[68]同上，第98页。
[69]同上，第89～90页。
[70]同上，第91～92页。
[71]同上，第90页。
[72]D.F.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I： A Century of Wonder （Book One）.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73]（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页。
[74]同上，第79页。
[75]同上，第79页。
[76]同上，第79页。
[77]（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页。
[78]加拉克（carrack）是是欧洲古代的一种大船，这里用来通称欧洲的船。一般葡萄牙的加拉克当时很少超过五百吨。
[79]（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页。
[80]同上，第102页。
[81]同上，第102页。
[82]同上，第98页。
[83]同上，第98页。
[84]同上，第83～84页。
[85]（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3页。
[86]同上，第84页。
[87]同上，第87页。
[88]同上，第104页。
[89]同上，第104页。
[90]同上，第105页。
[91]同上，第100页。
[92]同上，第100页。
[93]（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页。
[94]同上，第111页。
[95]同上，第112页。
[96]同上，第112页。
[97]（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页。
[98]同上，第149页。
[99]同上，第150页。
[100]同上，第152页。
[101]同上，第152～153页。
[102]同上，第155～156页。
[103]转引自林仁川，徐晓望著：《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104]（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4页。
[105]同上，第45页。
[106]同上，第23页。
[107]（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0页。
[108]同上，第185页。
[109]（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5～186页。
[110]同上，第186页。
[111]同上，第187页。
[112]同上，第195页。
[113]同上，第196页。
[114]同上，第196页。
[115]（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97～198页。
[116]同上，第198页。
[117]同上，第198页。
[118]同上，第199～200页。
[119]（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90页。
[120]同上，第191～192页。
[121]同上，第212页。
[122]同上，第215页。
[123]同上，第215页。
[124]同上，第192～193页。
[125]（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93页。
[126]同上，第194页。
[127]同上，第212页。
[128]同上，第214页。
[129]（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15～216页。
[130]同上，第215页。
[131]同上，第215页。
[132]同上，第200页。
[133]同上，第200页。
[134]同上，第200～201页。
[135]（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01页。
[136]同上，第204～205页。
[137]同上，第203页。
[138]同上，第203页。
[139]同上，第209页。
[140]同上，第210页。
[141]mandarine，即mandarins，来自梵文mantri，葡人用来指中国说官话的政府官员。
[142]（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03页。
[143]同上，第203页。
[144]同上，第202页。
[145]同上，第180页。
[146]同上，第210页。
[147]同上，第210页。
[148]（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10页。
[149]同上，第211页。
[150]同上，第217页。
[151]同上，第217页。
[152]同上，第217页。(https://www.daowen.com)
[153]同上，第218～219页。
[154]同上，第221页。
[155]同上，第221页。
[156]参见：（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1页。
[157]参见：（法）裴化行（H.Bernard）著；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8页。
[158]（英）G.F.赫德逊著；王尊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19～220页。
[159]D.F.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I， book two，1965，p.744.
[160]（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9页。
[161]（西）门多萨著；孙家坤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162]（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8页。
[163]同上，第20页。
[164]同上，第7～11页。
[165]同上，第10页。
[166]同上，第30页。
[167]同上，第89页。
[168]同上，第49页。
[169]同上，第26页。
[170]（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7页。
[171]同上，第27页。
[172]同上，第24页。
[173]同上，第25页。
[174]同上，第76页。
[175]同上，第76页。
[176]同上，第31～32页。
[177]同上，第32页。
[178]（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1页。
[179]同上，第118页。
[180]同上，第118页。
[181]同上，第118页。
[182]同上，第119页。
[183]同上，第119页。
[184]同上，第119页。
[185]同上，第136页。
[186]（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6页。
[187]同上，第136页。
[188]同上，第132页。
[189]同上，第66～67页。
[190]（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2页。
[191]同上，第133页。
[192]同上，第133页。
[193]同上，第77页。
[194]同上，第77～78页。
[195]同上，第101页。
[196]（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6页。
[197]同上，第108页。
[198]同上，第95页。
[199]同上，第103页。
[200]同上，第112～113页。
[201]同上，第112～113页。
[202]同上，第113页。
[203]同上，第115页。
[204]（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5页。
[205]同上，第116页。
[206]同上，第89页。
[207]同上，第90页。
[208]同上，第89页。
[209]同上，第89页。
[210]（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9～90页。
[211]同上，第199～200页。
[212]同上，第16页。
[213]参见：（意）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法）A.J.H.Charignon（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章，第631～635页。
[214]（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43页。
[215]同上，第150页。
[216]（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6页。
[217]同上，第37页。
[218]同上，第37页。
[219]（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7页。
[220]同上，第54页。
[221]同上，第55页。
[222]同上，第39页。
[223]同上，第40页。
[224]同上，第153页。
[225]同上，第74页。
[226]（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页。
[227]同上，第46页。
[228]惠主教著：《增订徐文定公集》卷首下，1933年，第13～14页。
[229]（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8页。
[230]（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231]同上，第7页。
[232]同上，第7页。
[233]注：此经度不是格林威治子午线，而是以富岛为子午线古代经度。
[234]（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页。
[235]同上，第10页。
[236]同上，第10页。
[237]同上，第10页。
[238]同上，第10页。
[239]同上，第11页。
[240]同上，第12页。
[241]（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242]同上，第13页。
[243]同上，第13页。
[244]同上，第14页。
[245]同上，第16页。
[246]同上，第16页。
[247]同上，第17页。
[248]同上，第18页。
[249]同上，第19页。
[250]（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页。
[251]同上，第28～29页。
[252]同上，第28页。
[253]（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页。
[254]同上，第29页。
[255]同上，第31页。
[256]同上，第31页。
[257]同上，第21页。
[258]同上，第21页。
[259]（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260]同上，第20页。
[261]同上，第20页。
[262]同上，第34页。
[263]同上，第31页。
[264]同上，第31页。
[265]（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页。
[266]同上，第59页。
[267]同上，第60页。
[268]同上，第35页。
[269]（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3页。
[270]同上，第72页。
[271]同上，第76页。
[272]同上，第77页。
[273]同上，第63页。
[274]（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2页。
[275]同上，第9页。
[276]注：原作中并未提及货币单位。
[277]（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9页。
[278]同上，第5页。
[279]（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页。
[280]同上，第44页。
[281]同上，第46页。
[282]同上，第95页。
[283]（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1页。
[284]同上，第155页。
[285]同上，第23页。
[286]同上，第183页。
[287]同上，第100页。
[288]同上，第101页。
[289]（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4页。
[290]同上，第101页。
[291]同上，第104页。
[292]同上，第104页。
[293]同上，第105页。
[294]（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页。
[295]同上，第88～89页。
[296]同上，第113～114页。
[297]同上，第114页。
[298]（意）卡尔维诺著；赵文伟译：《疯狂的奥兰多》，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6～18页。
[299]（意）卡尔维诺著；赵文伟译：《疯狂的奥兰多》，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300]（法）拉伯雷著；程钰婷译：《巨人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096页。
[301]同上，译本序VIII。
[302]同上，第681～682页。
[303]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1998年，第162～163页。
[304]同上，第170页。
[305]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
[306]同上，第159页。
[307]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1998年，第196～197页。
[308]同上，第171页。
[309]同上，第211页。
[310]同上，第211页。
[311]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312]同上，第174页。
[313]同上，第238页。
[314]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1998年，第197～198页。
[315]盖伦（Galen，全名Claudius Galenus of Pergamum，129～199），是古罗马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第二个医学权威。
[316]参见：（意）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法）A.J.H. Charignon（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章，第125页。
[317]参见：Robert Burton.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Vol. III .New York： Hurd Houghton， 1864，p.308.
[318]Ibid.，p.102.
[319]Ibid.，p.102.
[320]参见：Robert Burton.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Vol. III .New York： Hurd Houghton， 1864，p.161-162.
[321]Robert Burton.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Vol. I， New York： Hurd Houghton， 1864，p.107.
[322]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7页。
[323]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