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形象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而作为这次革命的先导，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里，在意识形态领域，新旧两种思想就已经开始了论战，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
首先，它顺应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时代要求。17～18世纪，随着国际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猛，资产阶级力量也日益强大，而封建制度也逐渐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已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铲除封建残余，建立资产阶级政权。1642年，英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国家，在英国革命的鼓舞下，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将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历史任务提上日程。(https://www.daowen.com)
其次，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启蒙主义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和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率先打出了新哲学的大旗，对经院哲学进行了批判，指出以圣经的论述和基督教神学为前提、以盲目信仰和抽象论断为基础的经院哲学方法完全是一派空谈，只能引导人们陷入根本性错误。人要想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必须用新的正确方法，建立起新的哲学原理。
笛卡尔提出人类应该使用数学的方法——即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因为理性比感官的感觉更可靠。他还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认为对已有的观念和论断不能盲从，为了追求真理，对一切都可以尽可能地怀疑，即使像“上帝存在”这样的信条。只有这样，才能破旧立新，去伪存真。他把怀疑看成一种积极的理性活动，相信理性的权威，要用理性的尺度对一切事物进行校正。这种权威不再在上帝和教会那里，而是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无疑是对经院哲学的一个严重打击，奠定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基础。
培根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承认世界是物质的，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分子，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是由于分子的不同排列和组合构成的。运动是物质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也是多样的。而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形式和规律，以征服自然。他还提出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本原则，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开端，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而认识又必须借助科学实验，才能弥补感官的不足。他重视归纳法，强调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的作用和意义，第一个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对近代哲学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被誉为从古代唯物论向近代唯物论转变的先驱。
笛卡尔和培根的观点打破了束缚人们头脑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枷锁，从此，研究自然界客观事物、探索自然奥秘之风开始盛行。在这一风气影响下，牛顿发现了物质运动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这一支配整个宇宙的基本法则，揭开了宇宙奥秘的神秘面纱。由此，人们发现，自然界不过是一架按照自然法则运行庞大的机械装置，可以通过观察实验和测量计算被人们所认识。至18世纪上半期，西方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已基本形成，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自然是可以征服的，人类社会也会不断前进。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启蒙主义者力图发现支配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法则。
启蒙运动最早始于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在法国达到高潮，并席卷整个欧洲。“启蒙”一词来源于法语“lumière”，在法文中有“光明、智慧”的意思。在启蒙主义者看来，过去在天主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统治下是迷信和无知的黑暗时代，而启蒙运动就是要把人类社会从黑暗时代带入到智慧和光明的时代。他们推崇理性至上，呼吁用理性的阳光驱逐现实的黑暗；批判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主张实现民主政治、平等的权利和个人自由，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提倡科学与文化，反对宗教神权和蒙昧主义。
可以说，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代表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思想，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以人文思想为武器，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从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方面发起反对封建主义和基督教会的斗争；而启蒙主义者们则从理性原则出发，宣传科学，反对迷信，进而提出从政治上发动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主张，因而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战斗精神。
毋庸置疑，任何一场文化运动的兴起，都需要寻找一个理念来支持，因此，当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特别是儒家思想经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之后，在欧洲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引起巨大的震撼，启蒙主义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尊重理性、崇尚道德而非宗教神性权威的国度，其中寄托了他们对乌托邦式的“理想国”的憧憬。“从这个意义上，印证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光自东方来’（ex oriente lux），智慧之光从东方传来。”[1]
与此同时，在17、18世纪之交，中国也进入了其封建社会最后一个辉煌时期——“康乾盛世”时期。众所周知，清王朝自1644年（顺治元年）入关以来，历经18年统一战争，先后灭大顺、大西及南明诸政权，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收复台湾后，康熙皇帝首次南巡，驾临治黄工地，阅视河工，标志着清政府统一戡乱、巩固政权阶段已初步完成，国家全面转入经济建设阶段，拉开了“康乾盛世”的序幕。
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恢复明末因战乱惨遭破坏的经济；一方面整顿吏治，惩治腐败。在思想文化领域，清王朝牢固地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坚持“大一统”原则，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建立了满蒙汉一体的政治联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康雍乾三朝，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政局的长期稳定，治国方针和政策得以长期保持一致性和连续性，也是“康乾盛世”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康熙（1661～1721）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中期，开始出现了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清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其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年，是清王朝统治的巅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根据《清实录》记载，雍正初年全国耕地面积8.9亿亩，至乾隆末年已达到10.5亿亩。人口的增长也十分迅猛，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达到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则已突破三亿，粮食产量也增至2040斤，位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一成就是以往历朝历代都无法比拟的。此外，康、雍、乾三朝不断开疆拓土，中国的版图也达到了空前的广阔，形成了一个北起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西、南至南沙群岛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然而，大清帝国在盛世的繁荣表象之下，却潜伏着一些不为当时人所觉察的危机。就在西方国家纷纷走出国门，致力发展海外贸易，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四处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疯狂地进行原始积累，不断加快向世界扩张的步伐的时候，中国人却仍然陶醉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愚昧和麻木，妄自尊大、拒绝变革、固步自封，满足现状，严重地抑制了社会的进步。清史泰斗戴逸先生将其表现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即：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并将它称为“盛世下的阴影”[2]。
首先，与欧洲国家不遗余力地发展工商业相反，清朝统治者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立国之本，把工商业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阻碍的工商业的发展。其次，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社会始终弥漫着轻蔑和藐视科技之风，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致使这一时期在科技上落后于欧洲，再也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新发明。同时，在文化上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限制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和创造性，知识分子只得潜心于古籍整理、注疏和考据。在对外关系上，清政府继续奉行着闭关排外的政策，以天朝大国自居，将其他国家视为蛮夷小国，拒绝经济贸易往来，不仅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阻塞了中国人观察了解外部世界、接受外部刺激的渠道。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3]
总之，当西方国家踏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时，封建专制制度却在中国发展到了极致，并为前者借鉴和利用，推动了前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