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国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国外研究中国形象的学者主要以汉学家为主，如：史景迁、顾彬、艾田蒲（René Etiemble，1909～2002）等。

史景迁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一书是根据其1989年在北大所做的同名系列演讲整理编辑而成的，其主要内容包括：18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想象：格莱特、哥德斯密斯和沃珀尔；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对中国进步的否定；19世纪的摒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新了的利用：西格伦和卡夫卡；政治观点：马尔洛、布莱希特和艾兹拉·庞德；黑暗面：艾利亚斯·卡内蒂和J.G.巴拉德；符码化信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等。其中既有理论研究又有文学文本，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印证其理论，即：不同文化间的联系与相互利用，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也许是因为人们太多地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了，所以我想颠倒一下，看看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了解一下在欧洲或（在较小程度上）美国的西方思想家是如何被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所打动或吸引的。除了上述宽泛的思想前提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具有深刻的魅力。西方被中国迷住了。”^[3]虽然书中未提及形象学理论，但却被大多数人视为西方中国形象研究在中国的滥觞。

顾彬的《关于“异”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也是根据他在北大的演讲整理而成的，其中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如：德国游记中的中国；1773～1890年德国文学中的中国；19世纪末德国文学与中国；以及鲜为人知的描写中国的德国小说卡尔·迈的《孔丘·诺言》和伊瑟·朗格那的《紫禁城》中的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

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是他几十年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也是人们公认的中西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上、下两卷本、800余页的著作中，艾田蒲以其特有的深厚汉学修养、开阔的文化视野，从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出发，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欧洲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此书原名为《哲学之东方》，是他担任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时所教授的课程讲义。1988年，由法国加利玛（Gallimard）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库”正式出版时，改成现在这个书名L'Europe Chinoise（即《中国之欧洲》），后经耿升译介到中国，译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上卷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写到莱布尼兹同中国哲学以及文化关系的比较分析，介绍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下卷写欧洲人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并专门考证了《中国孤儿》的起源、传播及其文化意义。艾田蒲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根除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殖民历史的后遗症，“比较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一切沙文主义和地方主义。他们必须最终认识到，没有对人类文化价值几千年来所进行的交流的不断认识，便不可能理解、鉴赏人类文化”。^[4]他在书中贯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那就是：文化的交流只能在对等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而现实存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实力、历史经验，乃至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念，往往并不是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回避和克服的不利因素，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的基础。文化交流的目的，并不是要弥合实际上永远无法弥合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建立起一种共同认可的文化同情心和宽容精神，在一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各自文化自身的活力。此外，艾田蒲还改变了过去那种从某一孤立的时段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而代之以一种全局的、长时段来考察形象发展和演变过程的方法，将中国和欧洲文化之间的关系回溯到了中国的先秦时代。这为后来学者进行西方中国形象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形象演变历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