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 道德与政治结合的完美政体——现实中理想国的政治期盼
如果说地理大发现时期的传教士们将中国从传奇拉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将一个真实清晰的文明中国的形象呈现在欧洲人面前，那么，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则率先从中挖掘出了其文化利用价值，将中国作为批判欧洲社会的“乌托邦式”文化“他者”的形象带入了欧洲人的文化视野，成为了寄托其启蒙主义政治理想的现实中的理想国和自我超越的楷模。(https://www.daowen.com)
柏拉图最先开启了西方人乌托邦观念的传统，他笔下的理想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哲学家是他的理想国的统治者，因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即对“善”的认识和把握，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能实现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从而真正实现公平和正义。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继承并确立了这一传统，在其著名作品《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在一个奇特的国家——“乌托邦”旅行的见闻，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要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官员由全体公民投票选举产生，就连爱情也美好至极……尽管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在现实中可能实现，至少不可能以其描绘的完美形态付诸实现，但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人们仍在对乌托邦传统的憧憬中寻找灵感和动力，旅行家们试图将乌托邦标注在新的世界地图上，文学家们也不遗余力地按照乌托邦模式描述前者发现的新世界。进入启蒙运动时期，乌托邦又被从文学领域移植到了历史中，成为了严肃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动机和成果。这就是造成这一时期中国形象被“乌托邦”化的最初缘起，其目的则主要是借喻、讽刺和批判，并将其打造成为一个现实中可供学习借鉴的理想社会模式。
18世纪法国政治改革的倡导者们分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向往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或共和制政体的自由主义者，这一派主张扫除贵族及教士的特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议会制；另一派则是鼓吹“开明君主专制主义”的新君主主义者，幻想通过君主专制制度自身的改良，清除封建主义残余从而达到自我拯救的目的。在二者的论战中，自由主义者常引用英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古罗马的传统，而新君主主义者们则恰恰从中国找到了他们理论的完美的政治模型，提议要在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之所以引证中国，是因为他们从欧洲找不到可供参考的依据，之前的中世纪是封建主义和宗教神权的一统天下，若再向上追溯到古典时代，则处处遇到共和政体，即便是罗马帝国时期自始至终也坚持主权属于罗马人民，并且只有通过选举才能授权给皇帝的传统，都不能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牢固的基础。但是，在远东却有一个与古罗马一样古老，而且现在依然存在的国家，“人口和整个欧洲一样多，没有世袭贵族及教会的特权，由天赐的皇权通过学者——官吏的官僚机构来统治。”[321]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它完全可以为新君主主义者引为范例。
但最早注意到中国伦理道德和政治相结合及哲人统治政治特色的却是英国人，1671年，坦普尔在《政府的起源及其性质》（Essay upon the Original and Nature of Government）一文中指出，世界上各种政治组织都可归纳为君主政府和民主政府两类，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从家庭组织中演化而来，家庭就是一个小规模的王国，而国家则是一个扩大的家庭，所以，治国之道即治家之道。此外，他还认为管理政府的人比政府的机构更为重要，“政府的管理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其间差别远不及政府管理人员的品格来得巨大。古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在最好的政府里帝王就是哲人，或哲人就是帝王”。[322]他的理论和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学说的介绍和哲人政府的描述几乎如出一辙，但英国“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使坦普尔的“父权”政治理论失去了实践的可能，而他对中国政治原则的赞扬却在欧洲大陆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在法国，启蒙主义者们虽然对中国的其他方面看法不一，各有褒贬，但惟独在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治国之道的看法上取得了共识，并异口同声地加以称赞。其中，作为中国文化忠实的追随者的伏尔泰自不在话下，就连一向被认为反对中国文化的卢梭和对中国批评颇多的狄德罗也对给予了认同。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这样评价中国：“人们一致认为，中华民族优于亚洲其他民族，因为他们历史悠久，精神高尚，艺术精湛，才智出众，政治清明，还具有哲学素养。在以上各方面，根据某些人的看法，他们甚至可以和欧洲文明最发达的国家相媲美。”[323]可以说，狄德罗的这段话代表了18世纪中期以前法国知识界的精英分子们对中国的普遍看法。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主要成员霍尔巴赫（Paul-Henri Ditrich d’Holbach，1723～1789）号召“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他称赞道：“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而此历史悠久的帝国，无疑乎告诉支配者的人们，使之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此广土里面，道德成为一切合理人们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学之进步的研究，遂成为获得职位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门。”[324]同为百科全书派学者的波维尔（Pierre Poivre，1719～1786）甚至在《哲学家游记》（Travels of a Philosopher）中说：“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伟大的人（清朝康熙皇帝），他是上天真正完善的形象。”[325]
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中对中国哲学的现实政治意义阐释得最为明确、影响也最为广泛和深远的是莱布尼茨的弟子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他比他的老师更大张旗鼓的宣扬中国文化，曾因在一个题为《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中极力赞美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哲人政治而遭到普鲁士政府的驱逐。这是当时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哲学界一个著名的事件，也正因为他的被驱逐，反而使得中国引起了更多欧洲学者，特别是青年人的关注，“因沃尔夫的提倡，其结果在他哲学的全盛时代，中国哲学竟得到普遍的影响了”。[326]在谈到中国政治和道德相结合的特色时，他在马堡发表的《哲学家的统治哲人式的君王》（De rege philosophante et philosopho regnante）演说中指出中国政府模式是开明君主专制最好的典范，“最早的三位国王设置了政府的模式，这种模式目前优于世界上其他模式，并且经过以往几千年的昌盛之后，至今依然兴旺”，“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的国王是哲学家，而哲学家国王……身上有着哲学储备，并以哲学的方法塑造政府”。[327]
“只有当哲学家统治，或者统治者就是哲学家时，那么这个团体将幸福快乐。”[328]柏拉图的这句名言在西方一直流传，但直到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才为这个传说中的理想国找到了现实中可供参考实践的样本，提出了以中国政治体系为榜样建立社会新秩序的理想模式，它对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呼吁的道德理性有着极深远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