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　研究目的及创新点

19世纪以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人几乎从未意识到或根本不在乎其他民族对自己的看法。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眼里，中国人始终是一个既不想了解外部世界也不想被人了解的封闭、自大的民族。“契丹人都是技艺精巧的工匠，但自以为是，他们自夸世界上只有他们才长着两只眼睛，法兰克人只有一只眼，摩尔人都是些无目的瞎子，因此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5]

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当我们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面对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对“自我形象”进行反思。正如周宁所说：“人只有在他人的‘注视’中，才能获得自我意识。那么，一个民族也只有在感觉到其他民族的‘注视’时，才能意识到自身文化的意义。”^[6]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于不同时期的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也正是西方“注视”中国的产物。但是，在西方中国形象演变过程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并不都是对中国完全真实、完整、客观的反映，它同时也是西方不同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的、掺杂着知识与想象的对中国的“再现”。因此，透过西方人的视野，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西方在其自身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作为“文化的他者”的中国形象，同时也可以从多侧面的独特视角反观中国文化本身，对自身文化有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认识。

至此，我们可以引入本课题的研究目的：首先，通过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的研究，考察作为一种“文化的他者”的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视野中生成、演变的历史文化语境，即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意义过程与观念视界；其次，对于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寻找自身文化存在的意义，19世纪以前，我们曾过分自大，完全无视异己文化的存在；而在19世纪以后，我们又被置于西方殖民话语的知识和权力统治之下，表现得过分自卑，丧失了自我表述的权力。因而，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及其所折射出的西方的文化心理，对于了解自身文化、重构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与观念都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进而达到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消除隔阂、偏见，最终形成宽容与和谐的“多元之美”。^[7](https://www.daowen.com)

周宁指出：在进行西方中国形象的研究时，常常会有这样两种知识立场：“一种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即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反映，剖析其中哪些是对中国文化客观现实的理解与误读，哪些又是真实与虚幻的成分；“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自我表述，自身构成或创造的意义，既与中国文化的客观现实无关，亦无所谓真实或虚幻。^[8]但笔者认为，无论从哪种立场出发，都会导致片面性的结论。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西两种文化长期以来不断碰撞、磨合的产物，它既是西方不同时期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化的客观现实。因此，本课题拟糅合以上两种观点的方法和理论，在考察西方中国形象生成演变的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的过程中，不忘对比中国的文化现实，力争展现出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的西方中国形象。这也是本选题的创新点之一。

此外，本书的创新点还体现在研究的时间跨度上。周宁先生将1298年《马可波罗行纪》问世作为西方中国形象的起点，也有学者认为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中国就已经为西方所知了，因而将中国形象的起点设为古希腊罗马时期。但无论从何时算起，有一点是众所公认的，那就是中国形象自诞生之日起，至18世纪中后期以前一直处于被西方不断理想化的上升阶段，而自18世纪中后半期开始，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了大逆转，从美化转为丑化，从爱慕转为憎恶，从理想化转为妖魔化。对于后一阶段的西方中国形象，自近、现代至当代已经有大量中外学者进行了研究剖析并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而本书所选取的是目前较少人关注的前一阶段，即中国形象从上升到逆转的变化。

另外，文本体裁选择的多样化也是本书的一个创新之处。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本书试图通过对13～18世纪不同历史时期在西方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些文本或媒介中塑造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形象进行梳理、归类，从多个视角考察中国形象在西方由不断被美化到彻底被丑化的演变历程及其产生这种变化的历史文化语境。因而，在文本的选择上突破了以往西方中国形象研究以文学文本为重的局限，力争做到丰富多样化，在游记、小说、戏剧等文学文本之外，还选取了大量历史学、哲学，甚至经济学著作，力争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立体化的西方中国形象，及其发展演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