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的《中...
莱布尼茨是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在自然科学界，他与牛顿齐名，同为微积分的创建者，研究成果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地理、解剖、动植物等多个学科；在人文科学领域，他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与康德同为近代哲学的开创者，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同时，他也是西方思想家中真正对中国感兴趣并较早关注中国文化的第一人。从1666年20岁的莱布尼茨在一篇逻辑学论文《组合术》（De Arte Combinatoria）中首次提到中国文字，到他1716年他去世前最后一篇文章《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可以说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热情贯穿了一生。
莱布尼茨既没有去过中国，也不懂中文，和同时代的很多欧洲人一样，他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来自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述。早年，他就阅读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如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基谢尔的《中国图说》等，以及《论语》《大学》《中庸》等中国古籍的拉丁文译本。不过，真正激起他研究中国的热情则来自于和耶稣会传教士的通信。1689年，莱布尼茨在罗马结识了即将返回中国的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illippo Grimaldi，1639～1712），从他那里，莱布尼茨不仅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知识，而且通过他，莱布尼茨又认识了当时中国传教团其他一些成员，其中包括他最重要的通信人白晋，他们之间的通信联系长达十年之久。和传教士们的通信成为了他获取中国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他一生中有200多封信件内容都包含涉及中国的内容。在信中，他不断向他们请教，请他们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在写给闵明我的一封信中，他一共罗列了31个关于中国的问题，涵盖了天文、地理、数学、文字、造纸、印染、矿产、冶金、纺织、养蚕等诸多方面的情况。
1697年，经过八年的酝酿，莱布尼茨将在华传教士的书信、报告、游记等资料整理出版，这就是《中国近事》一书。这是他第一部也是最有影响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第一版出版时收录了六份重要的文献，其中五篇是入华传教士所写的书信，还有一篇是曾以俄罗斯外交官员身份访问过中国的荷兰商人伊德斯所写的俄罗斯考察团在中国的旅行报告。两年后的第二版，莱布尼茨又收录进了白晋所著的《康熙皇帝》。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各具特色，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从内政到外交、从科技文化到地理交通，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等多方面的情况。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思想的倡导者，莱布尼茨编写这部书的初衷，是想实现一种基于全世界宗教、文化的统一，建立一个充满道德的、善的、和谐的世界新秩序。正如他在序言中说，“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计划”，“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和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Tschina’（这是‘中国’两字的读音）。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119]
也正因此，艾田蒲给予了莱布尼茨高度的评价：“在1700年前后关注中国的人之中，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他的著作也是惟一一部我们今天还可以阅读的著作。”[120]
4.3.1.1 对中国伦理文化和道德政治的敬仰
文化多元共存的思想决定了莱布尼茨对待中西文化差异的态度，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上，他是立足于人类文化一体性、承认和尊重另一种完全不同于自身文化的异己文化的独立和自主性的第一人。他倡导在中西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关系，即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他们以观察见长，而我们以思考领先；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121]
在《中国近事》的开篇序言中，他对自己的这一观念作了较详尽的阐述，“这一文明古国在人口数量上早已超过了欧洲，在很多方面，他们与欧洲各有千秋，在几乎是对等的竞争中，各有所长。但是，我首先应该在二者之间比较什么呢？各方面进行比较虽是有益的，但这是一项长期的考察，这里我们还不能做到这一点。”[122]尽管承认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但他接下来还是在自己认识的范围内对中西文化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一番比较。
首先，他指出了中国不如欧洲的方面，“在满足日常所需的实用技术及以实验的方式与自然打交道的能力上，我们不相上下，假如要进行互补对比的话，各自都能通过相互交流而获得有益的知识。但在思维的深邃和理论学科方面，我们则明显更胜一筹。因为除了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对精神事物的认识这些完全可以说属于我们的学科之外，我们在对理智由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观念的理解方面，即在数学上，也远远超过他们。当把中国人的天文学与我们的进行比较时，人们确实也能看到这一点。他们到现在似乎对人类的理智的伟大之光和论证艺术所知甚少，仅仅只是满足于我们这里的工匠所熟悉的那种靠实际经验而获得的几何学。”[123]
尽管中国在以思辨和逻辑为基础的理论科学方面无法和欧洲相媲美，但在以实践和经验为基础的道德哲学上却远远超过欧洲。“昔日有谁会相信，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民族存在着，他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过着更具道德的生活呢？但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以后，我们却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技能上与他们不相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远胜于我们。”[124]面对17～18世纪历史变革时期动荡不堪的欧洲社会现实，莱布尼茨不得不感叹：“我们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中国人是如何完美地致力于谋求社会的和平与建立人与人相处的秩序，以便人们能够尽可能地减少给对方造成的不适。人类最大的痛苦是由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造成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与人相互为狼’这句话亦是再现实不过了。尽管我们已面临着如此频繁的自然灾害，人们还是要给自己添加苦难，这特别是我们这里一件巨大的蠢事。”[125]
然而，在他看来，和其他民族相比，唯有中国人找到了邪恶的解救之道。“他们在其众多的黎民百姓中所取得的成绩几乎超过了我们一些宗教修会的创立人在很小的范围内取得的成绩。”[126]中国人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恪守礼制，“他们如此服从上级，尊敬长者，以至于孩子对父母的关系就像具有某种宗教性一样。对孩子来说，任何图谋反对父母的行为，即使是语言都鲜有听闻，任何初触犯者都会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就像我们的杀亲之罪一样受到惩罚。此外，同辈人之间甚至路人之间也都彼此尊重，彼此恪守一定礼制。在我们这些不习惯受规矩约束的欧洲人看来，这些似乎有点低三下四的样子，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是通过经常实践而形成的天性，他们很乐于遵守。”[127]在中国，无论是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还是贩夫走卒，都表现得彬彬有礼，“几乎没有人出言不逊，故意伤人，也很少有人把仇恨、愤怒或激动之情表露于外”，而与之相反，在欧洲“人与人之间客气而诚恳的交谈很少会长久，随着人们的相互熟识，遵规守礼的言行和谨慎的客气就会被搁置一旁而变得随意起来，随之很快就会引起蔑视、诽谤、愤慨以致敌视”，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行为“甚至完全可以和欧洲贵族的社交举止相媲美”[128]。
莱布尼茨盛赞中国的开明君主专制，对中国“以德统天下”、“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极为欣赏，希望开明君主来保护和鼓励实业、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而康熙皇帝则是这一理想的开明君主的代表，“他的伟大几乎超越了人的可能，他被人们视为人间的上帝，人们对他的意志奉行无违。尽管如此，他却习惯于如此地培养自身的道德与智慧；位居人极，却认为在遵纪守法，礼贤下士方面超过臣民才是自己的本职。”[129]通过传教士的描述，他还了解到，康熙不仅是一位公正无私、仁政爱民、温和有节的皇帝，还是一个勤奋、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他“对知识的渴求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他的聪明确实匪夷所思，他能理解欧几里得几何学、三角学计算，并且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天文现象”，他亲自为皇子们编写几何课本，为的是“把一个如此重要的学科中的基本知识和重要真理亲自传授给他们，能够使他为自己的帝国开启的智慧在他家族中代代相传”，“我看不出，在人生中还有比此更卓远的计划与设想。”[130]
不过，莱布尼茨也指出，中国人也并非完美无缺，也不乏贪婪、虚荣和不检点，但“尽管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的合乎道德的生活——这种生活人们也许只能通过来自上帝的恩宠和基督教的崇高教义才能获得——然而，他们却减轻了人类罪恶所带来的苦果。尽管他们不能把罪恶的根源从人性中彻底消灭，他们还是显示了，从罪恶特性中生长出的萌芽至少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被控制。”[131]就连中国人不尚武力这一当时西方人公认的弱点，莱布尼茨也巧妙地为之加以辩护：“在战争艺术方面，他们也低于我们的水平，然而这并非出于无知，而是他们蔑视人类中一切产生或导致侵略的行径，更厌恶战争本身——在这一点上，他们几乎是在效仿被不少人误解了的、深知过于夸张了的基督的崇高教诲。”[132]
为此，莱布尼茨开始为欧洲的命运担心，“长此以往，我担心我们将很快在每个重要的知识领域落后于中国人。我并不是嫉妒中国人的觉醒，而是从心里为他们祝福。”[133]接下来，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我觉得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与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教授启示神学一样。”[134]
在这里，莱布尼茨没有一丝一毫的“欧洲中心论”，而是以一种虚心好学、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平等相对的心态看待中国文化，在倡导将中国数千年文明成果输入欧洲的同时，也希望将欧洲之所长传入中国，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的相互启蒙的文化交流。为了推进这种交流向纵深发展，他又主张既不能“不加分辨地把所有基督信仰的奥秘强加给那些没有准备的灵魂，也不能一味迎合民族习俗而使基督真理受到损害”[135]，这句话似乎表明了他在“礼仪之争”之中所持的立场，同时也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罗马天主教会，“我发现，有时是罗马教会自己听信了值得怀疑的报道而过分谨慎，犹豫不前；有时是一些对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无知或不甚了解的人们，置明哲人士的反对于不顾，硬把我们西方信仰者恪守的所有戒律一味地强加在异域的基督徒身上。”[136]尽管他没有摆脱基督教思想的局限，但即便是今天看来，也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4.3.1.2 对中国自然哲学的研究和借鉴
作为一名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仰慕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着这一悠久文明的基础——哲学思想对欧洲的文化利用价值。1716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在写给法国数学家、哲学家雷蒙的一封长信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哲学看法，这就是著名的《论中国哲学》一文，它也可被看做是他对长期思考的中国哲学问题的一个总结。
众所周知，在欧洲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礼仪之争最早起源于在华传教士内部的一场学术争端，而发起这场争端的第一人就是利玛窦的继任者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神父。利玛窦死前，曾指定他继任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一职，但他却对前者开创的适应性传教策略持不同意见，在传教方式上，他主张公开走向社会，发展普通民众入教，并要求入教者必须抛弃传统的中国习俗，对于利氏在解释基督教教义时引用中国古籍中的某些概念的做法也表示不满。1701年，他写了《论中国宗教中的某些问题》一书表达自己的观点。1715年，这本书连同和他一样对中国礼仪持反对态度的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e，1602～1669）神父撰写的《论中国宗教的某些重要观点》一起被寄给了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的《论中国哲学》便是针对二人而作。文中，他驳斥了他们对中国哲学的解释，同时也介绍了自己对“理”、“气”、“太极”、“上帝”等中国哲学观念的理解。
他对于中国哲学历史的悠久大加赞颂，并强调了正确理解中国哲学的重要性，“中国的版图很大，不比文明的欧洲小，在人口与治国方面还远超欧洲。中国具有（在某方面令人钦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是自然神学相贯通，又因历史悠久而令人羡慕。它很早就成立，大约已有三千年之久，比希腊罗马的哲学都早。虽然希腊哲学是我们所拥有的除《圣经》外的最早著述，但与他们相比，我们只是后来者，方才脱离野蛮状态。若是因为如此古老的学说给我们的最初印象与普通的经院哲学的理念有所不合，所以我们就要谴责它的话，那真是愚蠢、狂妄的事！再者，除非有一场大革命，要摧毁这套学说也不容易。因此，尽力给它正当的解释是合理的事。”[137]
针对龙华民提出的中国人将精神附于身体之上而不承认精神本体的说法，莱布尼茨反驳道：“中国人究竟曾否（或是否）承认‘精神实体’的存在？我在熟思后，认为他们承认过——虽然或者没有承认精神实体是与物质分别存在的，对于受造的精神体来说，这并无害处。连我本身也倾向于‘天使有肉身’的信念——而这也是数位古教父们的说法。我也认为理性之灵不能完全脱离物质。可能某些中国人也说至高神有肉身，或者认他为世界的灵魂，并且像古希腊与亚洲的人们一样，将至高神与物质并合。”[138]在莱布尼茨看来，中国人依情感赋予神形体和古希腊哲学家以及早期教父们将世界之灵与物质相结合是一样的，并不是对基督教的背离，相反，“相信自己的祖先与伟人们已与神祇一起的中国人，实在更接近吾主（耶稣）所说的话：暗示有福者将如同至高神的天使们一样。因此，像古哲学家与早期教父一样，认为神祇或天使们有肉体者，并不否认受造的精神体的存在。他们甚至说，有肉体的神灵们如人一般有理性的灵魂，只是他们的灵魂（比人的）更善美，因为他们的肉身也比人更善美。”[139]
同样对中国学说持否定态度的利安当认为中国人的信仰存在着自相矛盾的一面，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人一方面视“理”“太极”“上帝”等具有神的性质，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承认“理”有任何意识。针对他的说法，莱布尼茨也给予了驳斥，“不过若真是如此，我们又何不只认他们的好话而反驳他们的坏话和他们说的与善不妥的矛盾之处？根据（中国人），‘理’或‘太极’即是至善的‘太一’，毫无任何杂物的纯善，既纯又善的本体，造成天地的本原，至高的真理。‘理’本身即力而不限于本身，又为了与众沟通而造了万物，它是纯、德与爱之源。它的原理即是造万物，而众善都出乎它的要素与本性。这本原了解理性内外的一切方法与律法，并连续不断地有所为或生产，而又在适当时消掉一切。我们可以假定‘理’、‘太极’或‘上帝’是有灵性的，能洞窥一切，知道一切，做一切的。那么，中国人不可能同时说这多好，并且又相信它无用处，无生命，无意识，无灵性，无智慧，而不显出矛盾。利神父说异教的哲学家也说过矛盾的话。我也相信他们用的语言做的定义会有矛盾之处。我们可以将这矛盾归于许多学派，但不能归于同一学派，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严谨地设法贯通意思。”[140]
莱布尼茨接下来进一步解释了自己对中国理学的理解，“中国人也称他们的‘理’为‘圆体’或‘丸体’。我相信这如我们说，至高神可比作丸体或圆体一样，它的中心无所不在，而它的圆边则并无所在的。他们称它为物之‘性’，我相信这也像我们说至高神是自然之自然（natura naturans）一样。我们说自然有知：它的行动有目标，它不是乱来的。中国人也说它有真有善，如同我们在本体论中说的本体一般。可是为中国人而言，就如‘理’是至善的本体，它也有至善的真与善。……龙华民神父认为中国人也将众善归于‘理’，所以没有比‘理’更好的东西了。它是至善之中，至善之善，至善之纯，微而无形。它是纯精神体的，不可洞窥的。它好的不能更好，这句话说出了一切。”[141]
龙华民虽然承认中国人的“理”即是至真、至善，但却不承认“理”是西方基督教经院哲学的至高神的至上实体，而把它归为原始物质（Primematter），莱布尼茨对他的观点加以了否定，“讲到细点，我完全不懂中国人如何能从原始物质中找到行动的规范与一切形式之源。我们的哲学家教过，这（原始物质）是全属被动性的，既无秩序又无形体的。我不信他们如此愚蠢、荒唐。经院哲学的原始物质除了存在之外并无任何好处，只是纯被动性的、纯可能性的。它只能接受任何形态、动作、方式，但不能是它们的本原。清清楚楚的是：主动之力与规定、指挥这力量的知觉——使它以指定方式行动的——不属于这（原始物质）。所以，我相信将中国人的‘理’——指理由或秩序的‘理’——认作原始物质很不对的。”[142]不仅如此，莱布尼茨甚至更大胆地说：“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说‘理’是至高神？我指的是本体的、万物之可能性的、第一或至终理由，众善的本源，至高之灵性，被阿那克萨戈拉与其他古希腊人称为‘Nons， Mens’的。”[143]
作为耶稣会支持者和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拥护者，他对中国的哲学采取了辩护的态度，试图调和基督教信仰和中国哲学思想。他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家哲学中包含的是以“理”为最高原则的自然神学，除了缺少天启神学的内容以外，中国人对至高神的设想几乎和基督教的上帝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他受中国哲学的启发，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将充足理由律引进了逻辑学范畴，使之与传统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一起并列为一条基本思维定势，开德国的自然哲学之先河。
4.3.1.3 对《易经》八卦图的研究
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思考不仅使莱布尼茨完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同时也使他在数学领域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就是他发现了古老的《易经》八卦图与他的二进制数学的契合之处，于是，他将二者结合起来，开创了对中国易学的数理组合的研究。
对《易经》的发现和了解始于他和耶稣会传教士白晋的信件往来。1697年，白晋在读了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后，得知他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便致信一封并寄上了自己刚出版的《康熙皇帝》一书。不久，莱布尼茨回信，请求白晋为他提供一些中国语言和历史方面的材料，还征求白晋同意允许其将《康熙皇帝》收入《中国近事》的第二版中。从此，二人开始了通信联系。
但早在1675年，莱布尼茨就已经完成了题为《二进位数学》（De L'arithmetique Binaire）的论文，文中讨论了用0和1表示一切数的二进制规则，并对二进制和十进制进行了比较。1701年，他向巴黎科学院提交了这篇论文，但要求暂不发表，因为他觉得二进制在数论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并且他也承认当时还尚未看出二进制算数的实用价值。
在早期的通信中，白晋谈到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时曾向莱布尼茨介绍过中国的《易经》，他认为《易经》就是中国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是中国一切科学和哲学的源头。而伏羲创制的八卦则为中国文字和文化的最初书写符号，这种符号兼有数学和语言两种意义系统。这与古希腊和希伯来哲学中的数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它们都蕴含着造物主的启示。他建议传教士们通过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寻找隐含其中的基督教原祉，利用中国人崇古、尊古，习惯引经据典的传统，将中国人引领到皈依基督教的道路上来。虽然白晋的目的是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服务，但却恰好与莱布尼茨理性与信仰相结合的主张不谋而合。于是，莱布尼茨写信给白晋，详细讲解了二进制算数，还列出了二进制数表和自然数平方、立方数列的二进制表示法，并希望白晋能将自己的新发现介绍给对数学和几何颇感兴趣的康熙皇帝。
白晋虽然没有能让莱布尼茨如愿以偿，但却在随后的复信中对他的二进制大加称赞，并指出了二进制和伏羲八卦图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即用阴爻和阳爻分别代表0和1，将二进制算术的0到63依次排列，然后将结果弯成一个圆形，则与六十四卦图完全一致。白晋随信还附上了六十四卦次序图和方位图。应该说，是白晋最早发现了二进制和中国八卦图之间的联系，而莱布尼茨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这封信让莱布尼茨异常兴奋，中国古老的八卦图终于让他找到了二进制数学的实用价值。于是，他决定将自己搁置了20多年的关于二进制的论文公之于众。他对原来的文稿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发表在1705年5月的法国科学院院报上，题为《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Explication de L’arithmétique binaire，qui se sert des seuls caractères 0 et l， avec des remarques sur son ulilite， et sur ce quélle donne Le sens des anciennes figures Chinoises de Fchy，1703），并注明他的资料来自白晋。
在同年5月18日写给白晋的信中莱布尼茨表达对这一伟大发现的欣喜之情，同时也向白晋表示了感谢，“这张图乃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丰碑之一，似乎已有四千年之久，还可能已有几千年时间不为人们所理解。它与我的二进制算术如此吻合，并正当您要解释这些线段时我恰好向您谈到我的二进制算术，这的确令人吃惊……如果未曾建立我的二进制算术的话，对伏羲图哪怕研读良久也未必能够理解。早在20年前我脑中就已有这种0和1的算术的想法，从中我看到了将数的科学推向完善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这些结果超过了所有前人所拥有的。但我保留着我的发现，除非我能同时证明它的巨大用处。……正是在这个时候，您为它找到了像用于解释这座中国的科学丰碑的用处，真使我万分高兴。”[144]
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即《论中国哲学》（或称《致德雷蒙先生的信》）中的最后一部分“论中华帝国创始者伏羲的文字与二进制算术中所用的符号”中，他又一次详述了他发明的二进制及其与八卦图阴阳爻排列组合之间的关系。“伏羲的符号和二元算术恰恰相等，阴爻（— —）就是0，阳爻（—）就是1。这个算术提供了计算千变万化数目的简单的方式……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不仅在忠孝方面（在这方面中国人达到了最完满的道德标准），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大大地超过了近代人”，此外，他还说：“中国人在二千年前便已失却这文字的秘密读法，在这书里包含着不可思议的神秘，我从来未曾用过的新的计算方法，居然由我去发现了，这新方法能给一切数学以一道新的光明，因此方法，人们可以解决很多困难。”[145]
在这里，莱布尼茨从中国文化中找寻到了二进制算术的思想依据和文化归宿，他不仅认定二进制算数将会给科学带来不可思议的后果，同时也再次发自内心地赞扬了中国古老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将二进制的发明权归属了中国。他推测伏羲已经掌握了二进制，只不过后来失传了，同时，他还认为伏羲女娲的创世说与基督教创世说一样，即宇宙一切皆从阴阳而来，也就是从0和1而来。和耶稣会传教士一样，莱布尼茨也努力将基督教信仰和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赞美结合起来，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同时也为在欧洲传播中国智慧，提供可接受的观念基础。
博大的人文胸怀，开阔的学术视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背景，使莱布尼茨成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中“以最大的顽强精神持之以恒地关心中国的人”[146]。但也不可否认，在许多方面莱布尼茨把中国过于理想化了，在对中国形象的描述中不知不觉地寄托了自己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